24日上午，四川資陽市公安局通報破獲一起利用錄音機誘捕鳥類的案件，當場查獲被捕獲的鳥類3000余只，另有2000余只已被運往廣東銷售。護鳥志愿者告訴記者，利用錄音設備吸引鳥類，隨后非法獵殺的案例在北京也常常發生，“以前直接用活鳥來吸引別的鳥，現在基本都是用播放設備了。”記者發現，帶有鳥類鳴叫錄音的播放器在網店上也有銷售，店家提供的錄音目錄中甚至有國家二級保護動物。（12月26日《北京青年報》）

挖陷、設套、槍擊、攔網、誘捕，甚至用錄音設備播放動物聲音來吸引同類進而殺之，面對野生動物和利益的驅動，不法分子無不用其至極。日前還有媒體報道，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將黃胸鹀(俗稱禾花雀)的評級從“瀕危”升級為“極危”，13年前，黃胸鹀還屬于“無危”狀態。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稱，中國部分地區為食用而過度捕獵黃胸鹀是其數量迅速減少的主因。資料顯示，過去幾年中破獲的非法販賣、運輸、飼養黃胸鹀案件中，不乏涉及數千乃至數萬只黃胸鹀的案例。看來，在黃胸鹀已經快被趕盡殺絕的“一鳥難求”面前，不法分子意欲對所有野生動物尤其是鳥類“大開殺戒”，而某些電商居然也出于蠅頭小利，做了偷獵分子的幫兇，向他們銷售偷獵工具，教授他們偷獵技巧，甚至對他們做出違法的承諾。

晨聽鳥鳴，午聞蜂忙，夜晚蛙聲一片，自古以來，在無數文人墨客的筆下，小鳥總是以歡鬧、可愛、精靈給人們帶來無窮的樂趣，更有“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盼母歸”的千古詞句來告誡后人不要傷害他們。然祖先的教誨，文明的發展、現實的法律，依然沒有完全阻止住某些不法分子的罪惡，劫難一次次降臨在這些無辜小鳥遷徙的路途中，保護候鳥遷徙安全，呵護我們的共同家園，必然也將隨著非法偷獵者作案的越來越狡猾和作案工具的越來越先進而變得更具挑戰性。

很顯然，盡管國家在保護野生動物領域的法規制度已經相對健全完善，打擊的力度也不可謂不大。但實事求是來說，日常執法監管和整個社會所形成的愛護野生動物氛圍還不夠強大，并沒有真正將非法狩獵行為上升到“零容忍”的態度，再加上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影響，人們對某些傷害甚至販賣常見“三有動物”的行為，還有些頗不以為然，以至于當媒體報道有人因不懂法而捕殺常見“三有動物”進而被依法懲處時，總會立刻引發社會的普遍關注和熱議。在這種傳統觀念與現代生態保護文明和非法捕獵交織甚至矛盾的社會生態面前，野生動物尤其是常見的“三有”鳥類越發陷入生存危機。

筆者親日前歷過著這樣一件事，因為小區道路兩邊的樹木茂盛，環境幽靜，很多小鳥晚上就棲息在這些樹枝上，在一次見到小區兩個年輕人拿著高亮度手電和彈弓，沿著小區道路一側挨樹尋找棲息在枝葉中小鳥并進行襲擊，其中一位小年輕手中的方便袋里已經收獲至少有10只“戰利品”。

筆者上前阻止在到威脅時，也吸引了不少小區住戶圍觀，盡管不少人對兩個小青年提出了批評，但出于“鄰里和諧”，卻都勸慰筆者不要報警，甚至連妻子都責怪我“多管閑事”，考慮到今后“抬頭不見低頭見”，此事也就不了了之。由此就可以看出，保護野生動物，在完善法律法規和加大打擊力度的同時，更需要社會觀念的與時俱進。否則，缺乏對野生動物保護的社會氛圍，不但讓警方“渾身是鐵”難有作為，即便是對某些案件的查處，也會遭來不理解甚至是質疑。

實際上，非法捕獵鳥類等野生動物，包括偷獵者在內以及某些向偷獵者銷售作案工具的電商，他們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行為觸犯法律，之所以“明知而故犯”，就在于社會的某些“包容”所導致的受查處風險較低，從報道中也不難看出，面對不法分子用錄音設備張網誘捕候鳥，除了護鳥志愿者特意監督和報警之外，一般人即使發現也未必去較真，更奢談上前阻止。所以，我們在強調健全完善法律法規和依法保護野生動植物的同時，更應當注重提升整個社會的“動保”意識，要讓野生動物既沒有銷售市場，非法偷獵者更沒有立足之地。如此，小鳥的遷徙之路才能安全又暢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