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企業收藏：從小收藏，到大建構

2017年春拍中，山東雷丁新能源集團以3.45億藏購了黃賓虹的絕筆精品《黃山湯口》， 泰康集團以4945萬拿下羅中立美術館級作品《春蠶》，并在該場一口氣拍下了包括劉野《朝陽》和王廣義《黑色理性——病理學（雙面畫）》在內的6件作品。除了泰康為美術館的建館購藏以外，蘇寧集團這兩年也為即將落成的蘇寧美術館購藏了大批作品，僅就在AMMA2017春拍后給出的《企業收藏1000萬以上的拍品清單（部分）》中，就占有了9件，其中包括超3億成交的《五王醉歸圖卷》，相當出眾。

企業收藏的介入使得藝術市場的消費層次得到事實的升級，企業對美術館級別藏品的追逐，也成為目前藝術市場上行最重要的驅動力量。近幾年，受宏觀經濟波及，藝術市場面臨深度盤整，作品的優勝劣汰趨勢非常明顯，而在這一形勢中諸多企業藏家或機構入場，例如泰康集團、蘇寧集團、寶龍集團、華誼兄弟、三胞集團、湖南廣電、新疆廣匯、復星集團、大連萬達集團、僑福集團、中國民生銀行等，已然成為藝術市場一股勢力雄厚的購買力量。越來越多的企業進入到藝術品市場，緊盯高尖拍品，迅速占有資源，充分利用資本優勢將典藏級別的珍稀作品收入囊中。優質藝術品資源正在經歷著一輪新的流動和再分配，新的格局也似乎在此中醞釀。

多元復雜的收藏現狀

企業收藏的歷史由來已久，并不是一個新話題，只是或低調或張揚的做派造就了不一樣的收藏傳奇。有業內人士猜測，近期的企業行動起因于CRS稅收政策的出臺引起了財富階層對資產多樣性規劃的關注，而作為另類投資的藝術品購藏也被列入其中。由企業收藏撐起的藝術品頂端市場發展，從某種角度上，還應歸屬于企業文化投入和資產配置的戰略選擇。至于“天價”，人民大學藝術品金融研究所副所長黃雋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貨幣現象，并指出自2015年10月以來，中國的狹義貨幣M1增速超過廣義M2，差距持續擴大，并在2016年7月達到了歷史高位。”雖然在此之后的一年內，增速已經不可避免地降下來，但總體而言，還保持在較高的增速差。就整體經濟情況而言，這表明：企業持幣觀望。

距離中國最近可作參考的案例，是一直比我們早先一步的鄰國日本——上世紀80年代，日本大企業就流行以收藏世界名畫來制造企業聲譽——1987年，日本樓市、股市一路瘋漲，1989年日經指數創下歷史天價，上漲94%，日本短期內難以承受突然膨脹的資本累計，無處可去的熱錢轉向藝術品投資，開啟了“印象派收藏熱潮”。這樣的藝術收藏，不但可以體現企業文化，提高知名度，而且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同時藏品也是公司的資產，甚至可以抵稅（中國目前還沒有相關規定），可謂一“舉”多得。

而回顧中國近十年的貨幣走勢，M1大于M2的時段：2006年8月至2008年5月以及2009年9月至2010年12月，這兩個歷史時段都是大量熱錢涌入國內藝術品市場的高峰。實際上這樣的操作早在1970 年代，一些企業就將藝術品視為對抗通貨膨脹的有效對沖工具，在適當的時候將藝術品賣出，以實現資本利得。對企業而言，為了分擔通脹和投資風險，會用一部分資金做藝術品投資，而這樣的資金流入到規模容量相對較小的藝術品市場，就形成了一道道高端玩家的“奇觀”。

當然，企業與藝術之間并非僅就以這樣一種簡單的資源交換為發展方式，但藝術與市場有其各自的發展規律，資本的逐利性質，無可厚非將更多關注作品的投資性。就此，南京財經大學副教授盧映西也提出“正因為資本有自身的缺陷，所以無論作為藝術家也好，作為拍賣行也好，作為評論家也好，都應該積極地以學術影響或引導市場。否則，當市場遠遠脫離了藝術本質，就形成泡沫，早晚要破滅、要洗牌、要推倒重來，我想大家都不愿意看到這個結果。”

當然，資本和市場，藝術和資本從來都不是簡單的利弊關系，企業家的豪擲之舉或許有“炒作”之嫌，但不可否認，這樣的購買力，為藝術市場的低迷現狀帶來了強大的推動力，甚至為整個行業帶來了新的機遇和前景。在2017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年度峰會上，北京翰海拍賣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晨認為“企業家持大量資金入場，是一個利好，拍賣公司也更有信心搞一些精品拍賣，這對于文化的傳播推廣是有益的。同時我也希望不管是收藏家還是收藏企業，在進場之時最好不帶投資心態，或者是淡化投資的心態，同時，能夠持有這些文物更長久一些。”

確立收藏的方向和體系

雖然上世紀90年代，中國就開始有企業涉足藝術品收藏，但中國的傳統收藏方式是公私收藏兼備。企業收藏于中國的發展而言時間太短，加之現代資本性質的企業，在中國的形成期也比較晚，因此該領域尚未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收藏方法流程。

藝術市場專家趙力曾分析，企業收藏的發展一般會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企業負責人的個人收藏愛好形成規模之后變成企業的收藏行為。在這個階段，藝術收藏發起人的個人趣味和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會成為企業收藏的主題和未來發展的方向；第二階段，企業收藏在數量和質量上達到一定水平后，企業收藏會與企業開展的主營業務方向產生某種關聯，比如很多知名企業都有關注自己的品牌歷史和文化，更有許多與之相關的收藏；第三階段，借助企業收藏推動企業收藏制度的建設和藝術教育的發展。

概略的階梯式發展是相對明確的，但過程并不涇渭分明，實際上中國三十年改革，正好到了一代和二代的交替期，而國內企業收藏也普遍處于第一和第二階段交叉發展的過程中。所有的情況都是多元綜合的，并不能用簡單的二元對立思維去理解目前的局面，同時，我們也相信越來越多的藝術品購買不是純粹的投機，不過，藝術品投資渠道在中國藝術品市場增長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衰退時導致的市場加速下跌效應也絕對不容忽視。

學術研究一直是整個藝術生態鏈條的根基，而體系頗為宏大的企業收藏，其定位的切入、體系的開展、規模的構建等更需要基于美術史的價值判斷，其中成功的事例藏品可與博物館媲美，譬如上文提及的泰康收藏，還有清玩雅集等等，當然也有失敗的案例，且多不枚舉，根本的原因，著名書畫家，同時也是書畫鑒賞家的蕭平先生認為是對學術的關注程度不同，“學術當然是企業收藏的根基，收藏對企業最重要的一點是要從學術的角度去關注、研究，尋找一些可靠的專家、顧問，或者是拍賣行的一些專業人員的協助，這是一條正路。”由此看來，資本前提下的學術把握是一道分水嶺。

一些國際企業藝術收藏，因發展時間較早，業已形成相應的體系和規模，它們或許可為中國企業的藝術收藏提供些可借鑒的范本，其中最為著名和具有影響力的莫過于瑞銀集團。瑞銀的收藏是從改善和建設企業環境或企業文化著手的，他們把收藏作為企業文化建設的一部分，衍生為企業品牌建設的一環，把收藏的展示、宣傳以及鑒賞作為和跨國集團不同地域和客戶交流和交往的媒介，藝術為品牌服務，是瑞銀藝術收藏的核心。瑞銀的收藏發展到現今階段，已經可以自給自足，不再需要花錢收集新的藝術品，無論是主現，還是客觀都是一個收藏的效應，也構成了一個典型的現代企業收藏類型。

瑞銀是一個極為出色的收藏案例，但并非所有的外國企業都能構建如此龐大且持續運作的體系，譬如我們所熟知的Uli Sigg 曾經所在的瑞士榮格集團，該集團成員還有好些特殊的人物，比如說前德國總理施羅德，等等，也體現出榮格集團的特殊性。但與瑞銀不一樣的是，榮格集團的藝術收藏并不能實現真正的獨立構成，因此在遭遇金融危機時，藝術收藏作為支出板塊，也被懸置暫緩。

2017年6月19日“中國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之夜”專場中《春蠶》以4945萬元的成交價，領跑全場

這樣的情況在UBS銀行的案列中也有所體現——在金融危機期間，收藏藝術品的計劃是最先被減掉和懸置起來的，同時他們過去收藏的藝術品也面臨著無法進行公開展示的尷尬事實——當整個企業都在裁員，為什么還要花費大量的資金去展示不能帶來實際回報的藝術品？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收藏的社會公用就完全喪失掉了，這都是企業收藏面臨的一些具體問題，包括成熟體系中的館藏以及新近參與的機構。

民生現代美術館、龍美術館、寶龍美術館、天慶博物館等等，耳熟能詳的個人或金融機構創辦的美術館并不算少，但真正可以形成體系化收藏、深入藏品研究，并且使資源社會化的機構尚且不多。穩定持久的資金保障或者自給自足的運營模式、不為個人喜好所影響的收藏體系等等，都成為企業收藏進一步發展有待攻克的難題。

大資本、系統性等優勢使得企業收藏比個人具有更大的推動和影響效能，但與此同時企業家群體的進場，推升了藝術品市場的規模和價格，其中尤其深刻的是對于買家體系結構的改變——高昂的價格，使得原本購藏相對穩定的老一輩藏家和國有博物館被迫淡出市場。而企業家從買家到藏家的真正轉化，還需一定的時間，而這樣的情況將使得目前原本就小的藝術品市場，更加容易受到經濟的搖擺。

中國藝術品二級市場的發展時間尚短，尤其是中國當代藝術，但在經濟環境的影響下已經歷過多輪洗牌，如今新一次機遇的到來，或許我們應該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吸取歷史的教訓，以學術為支撐，培育藝術消費，增強抗跌能力，才是真正的發展和進步。

美術館式的發展路線？

作為收藏者，有些公司購買藝術品是因為其投資價值。有些公司則自豪地把它放在比較顯眼的位置，如大門、會議室、大廳或雕塑花園等對公眾開放的地方。還有些公司選出幾幅重要的畫作在年會上展出，或是邀請重要客戶欣賞其藏品。不論是作為收藏者還是作為公關人員，購買和展示藝術品的公司都擁有獲得公眾認可或名聲的機會。對企業來說，收藏的藝術品則向公眾和它們的對手傳達了信息。企業賦予藝術的功能也確立了其含義，這樣一來，特定的風格就會根據組織的需要得到重新的解釋，這也包括用藝術風格的各個方面（內容、顏色、大小和形式）來宣示地位或配合家具。

——Rosanne Martorella， Corporate Ar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University Press， 1990 ），69。

上段文字是上世紀80年代，現代企業收藏在西方國家的高潮之際，一位社會學家從個人角度對“作為藝術贊助人的現代企業”的描述。由此不得不感嘆，歷史和人心如此相像，這段話用來描述中國當下的企業購藏現象也毫不違和！

就目前國內企業的介入情況，可大概分為三種：首先是最為理想的是類似瑞銀從啟迪和激發員工的思維，建立企業文化的活力這方面來著手的收藏；其次是從企業的投資角度，是一種長遠的兼備收藏和投資；還有一種是從企業把控者的個人興趣出發進行的收藏。現階段，第一優選角度的建立尚且是鳳毛麟角的標桿案列，更多的是投資和收藏混合的第二、第三種更為普遍。

在母校武漢大學120周年校慶之際，陳東升出資一億元人民幣捐建萬林博物館，開創了國內大學由校友個人出資捐建具有專業水準的藝術博物館的先例。除了捐建美術館外，陳東升還捐贈一批價值約3000萬人民幣的藝術品給博物館，啟動博物館的館藏建設。武漢大學萬林藝術博物館于2015年5月9日正式開館

有意思的是，毋論上述的哪種情形，企業收藏和企業家收藏被混淆的現象都是最為突出的表癥。企業當然離不開企業家的把控，尤其是私人企業，而恰恰現階段國內的企業收藏以民營企業為主，因此收藏方向不可避免地大都取決于企業家的偏好。然這種偏向所潛藏的問題是：僅憑企業負責人的喜好決定收藏作品的類型，或是靠一兩位專家來幫助企業建立收藏，這樣的機制難以保證建立起富有體系價值的收藏秩序。

幸而，如同機構化的“人”，按照需要層次論的基本規律，企業將隨著時間的發展而形成收藏品味和習慣，而隨著收藏家對藝術品所承載的文化功能愈加清晰，企業收藏向社會開放，進行文化傳播。企業收藏的規模和資金，將隨著企業的發展而擴張，在這個基礎上，建一個館，似乎并不是難事，為此許多企業甚至不惜重金籌備，這也是企業階段性大量購藏的重要原因之一，譬如之前的龍美術館，近期開館的昊美術館、寶龍美術館，未來接棒的新疆廣匯、蘇寧集團、泰康集團等等都在開館前添備重量級作品，除了填充館藏的必要性，潛藏的“收藏公關”效應也為美術館的揭幕拉開前戲。

這似乎是一條已經相對成熟的發展軌道，但美術館是否是企業收藏發展的終端需求，或許還有待商榷。畢竟對于尚缺經驗的企業來說，對內的藏品、專業人才，外在的美術館文化建設等方面依然存在很多問題，而一旦缺乏這些“軟件”，美術館將難以維系，而以上的這些問題在2010年左右的美術館浪潮發展中已經顯現。上海朵云軒拍賣有限公司顧問承載先生也表示：“很多企業收藏還局限于傳統的‘買東西’、‘建場館’、‘社會開放’的簡單模式中，這是我們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國有文博系統的收藏展示模式，加上一種帶有集體優先的、帶有任務觀點的社會展示。”

這并非全盤否斥，只是更加慎重，美術館作為其中一個流向，藝術品不僅用于對外的文化宣傳和展示，更有許多企業家將藏品置放在辦公所在給予員工欣賞，或成立公益基金或捐獻國家。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還有一部分的企業收藏向大學轉移。因是母校或家鄉當地學院的各種關系，這對相關的各方有著天然的吸引力，因此也逐步成為藏品擴張的主要領域之一，而這樣的文化性流向無疑也將有所裨益。

有意思的是，泰康集團的收藏路徑在某種程度上跟這種發展模式頗為契合，由陳東升早期的私人收藏，到泰康頂層空間的開設，泰康空間的落地，及至2015年捐建武漢大學萬林藝術博物館，如今籌建自己的美術館。這種穩步前行的特質也讓它成為中國大陸唯一入選《全球企業收藏》的收藏機構，與JP摩根集團、瑞銀集團、德意志銀行、卡地亞集團、安盛保險等國際著名企業收藏同名并列。

書中對泰康收藏是這樣描述的：

“這些作品為今天的藝術提供了基本的歷史框架，它顯示了中國當代藝術其實是幾乎難分伯仲的兩股力量相互作用和影響的產物：一個是中國傳統文化（藝術）及本土特殊的政治資源，另一個則是來自西方的現代和當代藝術的影響。而今天最年輕的一代藝術家則成為決定未來藝術走向的主力，他們的創作擺脫了既有門類的藩籬。泰康收藏將范圍定位在橫跨八十余年的長時段，這在全中國幾乎是絕無僅有的。”

從泰康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在美術館系統和個體趣味之外建立一個具有自身學術視野的收藏體系，在以收藏為目的的研究開展的同時，不斷發現問題，再通過展覽等方式尋求多元的討論和解決途徑，然后再回到對于藝術本體的研究中去，或可得以構成一個良性循環。雖然并不一定能在短時間內兌現實際價值，但目的是通過長時間的積累建構起一個長久穩定的系統。

不論是值得借鑒的國外經驗，還是目前國內的標桿引領，伴隨著越來越多的討論，企業收藏的價值判斷以及各方面的梳理都將愈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