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簡單的中間道路支持者，只將左右兩翼的政治觀點加以庸俗的調和；

他是對法國和歐洲政治的未來有一種整體性圖景和愿景的領導者

本刊特約撰稿/王子琛

1月2日，知名歐洲民調機構哈里斯(Harris)的一項民調顯示，法國再也不是一個“悲觀的國家”，有59%的法國民眾對法國的未來持有積極態度，較兩年前增長了6個百分點。這種明顯增長的勢頭從2017年年中開始，幾乎與馬克龍就任法國總統同步。

這一民意調查報告迅速在社交媒體上獲得大量轉發，馬克龍率領的執政黨“共和國前進黨”的議員們在這件事上尤為積極。

佐證“馬克龍因素”所帶來的積極變化的，并非只有哈里斯民調結果這個孤例。有數據顯示，自從馬克龍上臺以后，對法國的商業環境表示滿意和富有希望的國際企業的比例在2017年11月達到63%，而在一年多前，這個數字只有36%。之前從法國離開的創業型企業正在返回法國，因為脫歐而離開倫敦的國際金融機構也正在巴黎和法蘭克福之間挑選自己新的歐洲總部。

當2018年到來的時候，法國和一年前相比可謂變化驚人。極端主義的威脅似乎在減少，經濟的復蘇和深入的改革變得明確可期；而在國際舞臺上，馬克龍也讓法國回到了中心位置——比如，它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議題上更靠近領袖地位。

有效兌現競選承諾

在馬克龍之前，打著改革旗號上臺而最終慘淡離場的法國總統為數不少，薩科齊就是前車之鑒。在其主打的經濟改革遭遇強大抵制而失敗后，薩科齊轉而開始動員族群身份認同，拉攏民粹右翼，試圖保衛自己的執政地位，最后卻慘淡收場。奧朗德承諾進一步的財富平均分配，打著征收更高額的“巨富稅”的口號獲得了總統地位，卻因為面臨經濟下行的壓力不得不走向更加靈活的經濟政策改革，最終也鎩羽而歸，甚至連謀求連任的機會都失去了。

與上述兩位前總統相比，馬克龍的改革也不乏阻力和困難。2017年9月和10月，他的支持率一度出現了迅速、短暫的下跌。不過，馬克龍的政績和在國際舞臺上的作為卻漸漸受到了更多認可。與此同時，法國的改革也沒有遲滯。馬克龍在新年講話中展望了2018年的前景，承諾更深入的改革、更緊密的歐洲和更有效率的福利和保障。而這些，都是他競選政綱中的核心內容。

在歐洲議題上，馬克龍也正在為法國爭取領導地位。在德國大聯盟組閣談判中，社民黨領袖舒爾茨一再強調，馬克龍的歐盟改革方案將會是大聯盟的重點。而在半年前，“先改革法國，再改革歐洲”好像還是一個無稽之談。可在半年后，這似乎已經走上了一個穩健的軌道。作為法國史上最年輕的總統，馬克龍展現出了強勢改革者的形象，并在實踐中取得了超出人們預期的成效。

“宙斯式總統”

當選總統后，選擇什么樣的自我定位是每一個法國總統都需要面臨的問題。薩科齊在2007年之后成為了“帝王總統”，本應負責政府實際政務工作的總理弗郎索瓦·菲永幾乎成為陪襯。事無巨細過問政務并干預政府的薩科齊不僅影響了中右派政府的執政效率，其本人的形象受到了選民厭惡。

與薩科齊相反，奧朗德選擇了“常人總統”這一形象，但最終其親民化的舉動在無法管控好自己的形象這一事實面前成為笑柄。馬克龍則選擇了“宙斯式總統”的模式。這是指他會著重于從宏觀上把控政策方向，而不過多插手細節，同時保持一種相對于政府的“獨立感”，不過度曝光自己。

在當選總統后，馬克龍對日常政務方面可謂深居簡出，并不過多干涉政府的行政決策。比如說，作為現政府改革主打招牌的“勞動法改革”，馬克龍就全盤授權給總理菲利普和勞動部長佩尼柯。

某種程度上，這一執政風格和總統對技術官僚的信任有很大關系。要求內閣成員必須承諾全盤接受總統在競選承諾中的整體政策和改革布局，是馬克龍組閣時的前提。但在具體的實施細節和推行上，馬克龍卻放手讓更加專業的各部部長操辦，而不是從愛麗舍宮高高在上地予以實際指示。這既保證了政府的效率，又確定了改革意志和方向不會在對政策細節的繁瑣處理中迷失。馬克龍使得自己更像是法國這艘巨輪上的舵手，起到指引方向、明確目標、劃定思路的作用，這有效減少了薩科齊時代總統和政府之間的糾紛。與此同時，奧朗德時代的社會黨政府中派系糾紛、意見不同，導致每一個改革法案都首先需要說服政府內部才能推行的低效率問題，也得以回避。

不過，馬克龍的“宙斯式總統”定位并不意味著自己要躲到幕后，而放棄在民眾面前展示的機會。除了以國家元首身份團結支持者、動員改革力量、明晰藍圖和前景的作用外，馬克龍積極參與到外交和國際事務中，在國際舞臺上也展現出清晰且強勢的形象。

除了在德國組閣談判失敗后重新撮合社民黨和基民盟進行談判，并在黎巴嫩總理哈里里辭職危機中站到前臺以外，在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后，馬克龍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姿態使法國回到這個議題的中心。他提出了“讓我們的星球重新偉大”(make our planet great again)的口號，嘲諷了特朗普競選口號的狹隘，更是使其成為了法國鼓勵氣候變化研究的科研基金的名稱。

“我們沒有方案B，因為我們沒有B地球(第二個地球)”，這個宣言在2017年底變成了“同一個地球峰會”(The One Planet Summit)。與會的微軟公司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在接受采訪時坦言：“馬克龍(和法國)已經成為應對氣候變化議題上的領袖。”

一些國際政治觀察家注意到，馬克龍的行動作風具有符號和象征意義。作為法國總統，馬克龍代表的不只是改革，更象征著一種積極、樂觀、面向現代和未來的風格。

“我不設紅線，只有眼界”

如今的法國，急需經濟領域的結構性改革。法國的政府公共開支比例高達GDP的53%，高居經合組織(OECD)國家之首，甚至高于以高福利著稱的北歐國家。法國的工會成員加入比例低卻具有戰斗性，而沒有像北歐模式一樣的“傘狀工會”來實現更有效率的勞資協調。數十年來，法國的預算赤字一直無法控制在GDP的3%這一歐盟紅線之內，即便是聲稱嚴控開支的右翼薩科齊政府也沒能成功解決公共開支問題。

此外，效率低下的養老金等福利體系和僵滯的勞動力市場困擾法國已久，由于失業率在接近10%的高位不下，而年輕人中的失業者更是接近四分之一，即便是左翼的社會黨政府也不得不采取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思路來提振經濟活力。時任經濟部長的馬克龍祭出了一份大膽的改革法案，卻因為社會黨內部左翼力量的反彈和政府內部不同派系的齟齬而被削減了許多重要條款。彼時馬克龍就表示了堅決反對，認為改革必須全面推廣，不能半推半就。最后，削弱版的改革法案只讓法國的GDP增長增加了不到0.2%，卻引發了奧朗德政府在左翼憤怒的示威浪潮面前崩潰的結局。

不過，右翼的改革思路也不為馬克龍所喜。法國前總理菲永將自己的改革包裝為“法國的撒切爾”式的改革者，卻不顧法國已經建設了健全的公共醫療保障系統的國情，要將單一支付的醫療體系私有化。

經濟改革的目標是提高效率，而不是陷入意識形態之爭中。這一點上最經典的例子是關于巨富稅(ISF)的征收問題。這一由密特朗創造的稅種意在向收入達到一定數額的富人征收極為高昂的累進稅，但這一稅收更多是象征性的，而不具有增加財政收入的意義。根據《經濟學人》的統計，法國因這一稅收額外獲得的收入寥寥無幾，但卻導致了大量的投資者離開法國，從而減緩法國經濟恢復的效果。

ISF這樣只具有象征意義，但不具備經濟績效的政策，如同右翼鼓吹的醫療系統私有化等政策一樣，都是馬克龍所反對的改革方式。畢竟，在純粹技術性的經濟領域，相信學者的分析和經濟學的政策指導才是最有利于經濟增長的。而在改革方面堅定這一原則，并不意味著對其他價值的弱化。勞動力市場的彈性不足限制了法國的經濟增長，但在增加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同時，馬克龍政府也拿出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投資來鼓勵失業人員的培訓和再就業工程。

這正是馬克龍與以往法國“改革”總統，尤其是薩科齊的不同之處。推動改革的堅定信念基于相對更加科學的分析結論，而不是出于意識形態和龐大利益集團的推動與左右。而且，在強化改革的決心同時，馬克龍并不是一意孤行、悖逆民意之人。對他來說，對話與和解從來都是推行改革中的重要一環。

從2017年夏天馬克龍授權菲利普政府尤其是勞工部長佩尼柯主持勞動法改革工作以來，菲利普和佩尼柯與法國各大工會及相關業界進行了近百次會議和談判，一些工會雖不認同勞動法改革的力度，卻贊賞了政府愿意對話的誠意。這是總統的一貫態度：即便存在分歧，溝通也是必不可少的。最終勞動法改革的推行并沒有引發嚴重反彈，曾經撼動薩科齊政府和奧朗德政府的大規模罷工并沒有如預期那樣到來。

和薩科齊作為右派天然成為左翼的敵人不同，不少中左派把馬克龍當做自己人；奧朗德則因為違背自己的競選諾言，使得改革并沒有政治正當性，而馬克龍則以勞動法改革作為自己競選的主打議題。而且，馬克龍對不同立場工會進行分化，并在具體政策細節上做出妥協，都意味著他的強勢是著眼于既定目標，而不是被用作刻意樹立某種形象的。正如他在歐盟改革方面所言：“我不設紅線，只有眼界”。當大方向被確定后，他能夠包容不同的意見，并愿意參與到為達成共識而進行的協調中。而這，也正是這位年輕總統的獨特之處所在。

擅長妥協，是馬克龍的特點。但這種妥協并不是無底線的遷就，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豬肉桶政治”。相反，跟隨他出訪國外的記者曾經描述，一旦你和他當面交談，你會不由自主地認可這位總統的觀點和邏輯。曾經的哲學學習經歷和優秀的口才讓馬克龍擅長從分歧中尋求共識，也擅長讓不同利益關系的各方能夠從政府的目標中探尋到公共利益和公共空間。這一點不僅體現在他的內政改革進展上，也體現在他神奇地將哈里里接到法國，并堅定地對其表示了支持，從而化解了黎巴嫩的一場政治危機。

當然，馬克龍的妥協是以堅持大方向的原則為底線的。因此，當法國三軍參謀長德維爾斯公開在議會中挑釁政府和總統的時候，等待這位老將軍的結局就只能是辭職謝幕。將強勢的態度、堅定的目標和策略性的靈活手腕結合起來，至少到目前為止，馬克龍實現了被認為不可能實現的改革。

爭議“馬克龍主義”

在出人意料的成功后，歐洲政界開始探討“馬克龍主義”，開始深究馬克龍的成功之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就是，這位改革者究竟有沒有另辟蹊徑跳躍出左右之外，而形成一個“馬克龍主義”(Macronism)。結合這半年的歷程來看，馬克龍確實和法國經典的中左翼或中右翼總統截然不同。他不是簡單的中間道路支持者，只將左右兩翼的政治觀點加以庸俗的調和，而是一個對法國和歐洲政治的未來有一種整體性圖景和愿景的領導者。

事實上，馬克龍的技術式治理伴隨著他對一系列價值的強調，這些價值包括相信科學、尊重技術進步、擁抱21世紀和全球化、開放、包容以及堅信歐盟的一體化。作為數十年來最具有技術官僚治國特點的總統，馬克龍卻比任何一位法國總統又都更多地強調價值觀的意義。這也是哲學專業出身的馬克龍同時在法國和歐洲舞臺上大放異彩的重要原因之一。

歐洲是馬克龍觀念中的核心，超越左右之分而劃分出一套進步主義和保守反動主義的新政治分野更是其手腕高明之處。在歐洲許多國家，已經有人希望效法馬克龍的模式，以樂觀、積極、年輕、高學歷和擁抱未來的選民為基本盤復制他的成功。而在歐盟舞臺上，馬克龍努力給這個偉大的設想找尋新的意義。深諳政治運作規律的政治家都會明白，一個只能被動捍衛自己的共同體是沒有生命力的，歐盟需要用改革來煥發新的議題和新的生命力。只有當歐洲成為了值得被推崇的主導議題，一個嶄新的歐洲才有可能被塑造。

也正是基于價值觀的因素，在聯合國大會上，馬克龍當著特朗普的面指出：單邊主義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多邊主義才是21世紀的解決之道。在歐盟舞臺上，他也日復一日地強調歐盟價值觀，強調歐洲人的歐洲身份認同，強調歐盟合作的進步意義。

事實上，對馬克龍的批評和疑慮在法國和歐洲仍然存在，包括對“馬克龍主義”是有是無也存有爭議。雖然對非法移民問題的強硬立法并非因為白人民族主義和身份政治，而是援引了財政和安全上的技術性理由，但馬克龍在主張多元、包容的價值觀同時收緊了移民政策，仍被批評者認為是“說一套、做一套”。與之類似，法國《解放報》批評馬克龍“左耳失聰”，沒有在強化經濟活力的同時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保障公平，并稱勞動法改革實際上意味著對經濟弱勢群體的傷害。

此外，馬克龍的強硬言語風格也頗為引發爭議，他在希臘雅典聲稱自己不會對“懶漢”屈服，在面對小企業主的演講時指責失業工人“應該努力去找工作，而不是在街頭上制造流血事件”，甚至曾經宣稱自己的思考“太過復雜”，因此媒體“并不能很好理解”。這一切和他過于精英的出身對應，使得左翼媒體稱其為“富人的總統”。

但哲學專業出身的馬克龍和他的支持者們所許諾和期待的法國，并不是一個高高在上、近乎全能的“哲人王”或者“天降偉人”所領導的國家。在不久前的新年賀詞里，馬克龍向民眾許諾2018年要在改革之余更注重福利與保障。這些內容其實是馬克龍在超越左右的政綱中承諾的議題，而這些議題能否在新的一年一一落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那個超越左右的“馬克龍主義”是否真的存在。

雖然馬克龍最終能在實踐中做成什么樣還需要時間的檢驗，但就他上臺后的表現，他對自己執政目標的定位就不僅是改革(reform)，而是轉型(transform)。這個轉型的目標，是一個更加信息化、自動化、全球化，更加開放、包容、普世的21世紀。馬克龍的強勢改革者形象及其具體的改革路徑是建立在一套整體圖景之上，而不僅僅是政治算計和政治策略。這或許正是他作為法國罕見的強勢改革者，卻依然能保持高支持率的重要原因。

(《中國新聞周刊》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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