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梅圖（國畫） 元 王冕

前賢筆下未必無誤，然而辨識須得持理有據。今人讀書，勤者自勤，但手檢心記者已經漸少，而以點擊“電子讀物”代替心手者漸多。后者，借聞耳食以為快捷，容易“一以當十”，想之當然。前年某書家在座談會上說書法評選“不必拘泥錯別字，古代大家筆誤也在所難免”時，言及《唐三藏圣教序》（唐僧懷仁集王羲之行書字匯）的“昏”字“書寫成了‘民’字當頭的‘昬’，明顯筆誤。懷仁集字，也不細看，貽誤千秋”。筆者當即請教，“說‘昬’字筆誤可有根據”，答云“不知”；又問“何以‘民’字頭加‘日’則非‘昏’字”，答云“電腦可查。‘昏’字肯定不能那么寫”。

這是近十年書法界再次掀起“書法熱”后，對“二王蘇黃”等所謂古典權威碑版墨跡作品諸多質疑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批評議論之一。其實，依據字學，《唐三藏圣教序》的“昬”同“昏”，并非筆誤。其他諸如“王羲之《蘭亭序》有‘六大筆誤’”“東坡筆誤多多”云云，嗟嘆起伏，有的已將“發現”著文報載；因為恐有混淆正誤之憂，故筆者認為，應該理論清楚，且容日后著文一一釋解，以明視聽。

先看《唐三藏圣教序》的“昬”字。“昬”通“昏”，形聲會意字，《說文》釋：“日冥也”（黃昏，昏暗）。本指日暮，引申義為婚姻之“婚”。字頭的“氏”本為“氐”（音底；省寫作“氏”），《說文》釋：“氐，至也”（抵達，低下）。與“日”合一為“昏”，意指落日下沉。如此解讀，字義簡單，不難會意。

平素常用的“婚字”，在《詩經·鄴·谷風》有“宴爾新昏”，今之讀者或以“昏”字為錯，實則“婚”字乃“昏”的后起字。清段玉裁注《說文》寫得明白：“士娶妻之禮，以（黃）昏為期，因此名焉（因為以黃昏為娶妻佳時，故而以‘昏’名焉）。”“昬”加女字旁為后起字，自然保留“結婚”義。比對同樣內容，也可以佐證。例如漢揚雄《太玄經》的“黃昬內羽不能禁”，又明代葉子奇《太玄本旨》至此句曰“黃昏內羽不能禁”；明代陳第《屈宋古音義》的“曰黃昏以為期”，又清李光地《詩所》轉引“楚辭曰黃昬以為期”等可知，或昏或昬，俱是一字。王羲之沒有寫錯，懷仁集之亦不謬。

既然已經說到唐朝的“昬”字，有必要旁涉“民”字頭避廟諱（唐太宗李世民，諱“民”）事。據《舊唐書·高宗紀上》，顯慶二年（657年）十二月“改‘昬’‘葉’字”。因為二字中有“民”和“世”字，故以避諱的減省法，變體改之。《音學五書》曰“唐人避太宗諱，凡字從‘民’者皆（減）省而為‘氏’。今人書‘昬’為‘昏’，猶其遺法也”。

這種解釋提供了另一個思路，即“昬”的“民”字頭是因為避唐廟諱，減省筆畫后成為“氏”的。這跟本文前述的《說文》釋“氐，至也”，與“日”合一而為“昏”，略有不同，殊途同歸。當然，宋《野客叢書》認為李世民大度，“有不諱之德”，根本不在乎“民”字減筆為“氏”的事，也很有趣；就算作“林大風多意外聲”，姑妄聽之。

其次，再分析一例所謂“前人的書寫大錯”。

最近兩年，還有一個成為議論熱點的是質疑元代畫梅大家王冕（1287—1359）的《墨梅圖》詩書寫時留下的“書寫大錯”。因為王冕出身貧寒，雖然有人以“文化水平不足”解釋“王冕下筆出錯”似乎順理成章，但是筆者可以肯定，王冕《墨梅圖》詩書沒有寫錯。

王冕（號飯牛翁、煮石山農），雖然放牛出身，但每晚至佛寺借長明燈苦讀詩書，試進士不第后潛心書畫，最后篤志功成。王冕工詩，擅篆刻，畫梅多自題，有《竹齋集》。其詩畫精品中，最著名的就是《墨梅圖》。按《書史會要》《石渠寶笈》《庚子消夏記》等所載，此詩曰“我家洗硯池頭樹，個個花開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此詩傳播海內外，唯“池頭”“個個”二語，在《元詩選》和《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中有“池邊”“朵朵”之異。

今之讀者所謂的“書寫大錯”，就出在《墨梅圖》上。因為王冕自己在原創上白紙黑字，明明寫的是“只流清氣滿乾坤”，所以看“留”為正字的讀者，認為“流”是王冕筆誤；若以王冕墨跡為鐵證，“流”為正字，那么元明清及近現代諸多詩集中王冕此詩的“留”是否應該踢出去呢？

依據字學，“流”與“留”太過糾纏，援引書籍史據較多，小文恕不一一。簡單地說，“流”通“留”，自古已然。《易·系辭上》有“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釋文》注：“流，亦作留。”又《荀子·君子第二十四》有“令行而不流”，同語句的文例，可舉《管子》“令行而不留”，《群書治要》“令行而不留”。又《荀子·王制》有“財物粟米無有滯留”，比對《韓詩外傳》卷三有“萬物群來，無有流滯”，皆易見“流”“留”相通，而且“流”原本也有“不流”的意思。后來隨著漢文字的發展，字義始有細致分解，“流”與“留”漸漸各盡其責，然而披閱古籍仍須明眼析之，否則綆短難以汲深，就像“景、影”“故、顧”“即、則”等一樣，古今面貌似是而非，也很添亂。

王冕墨跡書“流”，其原創的旨意是說“清氣流動”還是“留住清氣”呢？應該說，兩者兼而有之，但稍許遺憾的是，“流”有流走流失意，所以祈望繪畫能留住清氣更好一些的輯詩者選擇“留”而淡化了“流”。畢竟在王冕逝后七百五十余年間，有幸拜觀《墨梅圖》原作或高清出版圖片的，能有幾人？今人幸運，見聞多多，識廣卻未必。疑而發問，可以；若作斷定，則須細心。但逢這種情況，與其馳騁想象去慘淡經營一個寫錯的“理由”，不如靜心思考或查找前代相關的文字資料，讀懂這些文字的來龍去脈。

壬申（1992年）夏，筆者在京某大圖書館借讀馬浮（即馬一浮）先生自輯丁丑至庚辰（1937—1940）的詩集（謝無量先生作序），開卷一看，扉頁書影印有馬先生自簽小篆《辟寇集》三字，閑雅秀勁，字間透著一股凜凜清氣，說以這種文字書寫的心態表達民國文人“逃難辟寇”的堅韌不屈，也不為過。不知何人自以為是，認為馬先生筆誤，竟然用鉛筆在“辟”字下補筆，添作“避”字，可惡之至。料此人不知“辟”可通“避”，《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有“退三舍辟之”，又《禮記·儒行》有“內稱不辟親”可證。馬一浮先生寫“辟寇集”，即今之言“避寇集”。“辟”是古字，本有回避、躲避意。寫“辟寇”，于古當然無錯，但因為沒有寫后起的通用字“避”，今人容易懵懂，覺得不太規范。所以，筆者認為，于今雖有不宜但不能算錯的，無妨保留歷史原貌，以便讓今天的讀者感受故存的滄桑，溫故而知新，不會忘記文字“回家”的路。

總之，漢語言文字的變化發展已經經歷了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車同軌，書同文，豈能一勞永逸？秦皇之后，千秋大業的同文規范，從未有過稍事休憩。穿越時空，回到初唐，讀懂太宗皇帝規范漢字書體和書寫，既是一種小有自覺的約束也是漢字文化發展的進步，更有民族文化的自信。如果順便關注一下因反對高宗立則天為后而屢遭貶謫的褚遂良，翻開他憂悶至極而書的梁庾信《枯樹賦》，細味“撗（橫）洞口而欹臥，頓山要（腰）而半折”等字詞書寫的微妙，甚至再費心領會后代各家臨摹褚本為何點畫筆踵故然，竟不以為褚公筆誤多多，則不難獲知，認可過往的歷史與支持現在的規范，并不矛盾。

維護傳統書畫文化的自信，應該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氣魄，積學與認知共進，敷榮與高見并舉，才會進入時代的高臺階新境界。見流不見源，不可能真正認知博大精深的吾國文化。對當今書畫家而言，不僅需要充實書學畫學，文字學和文學也需要補課，那是在文憑證書之外的“青藏高原”。慎斷前賢筆誤，不但有助于潛修字學，也讓今天的書畫讀者明白，慎斷與潛修實際上都是對傳統文化和列位書畫前賢表示敬重的一種方式。如果自感醞釀不足，踮起腳都望不著源的話，那么，讀書積學，即是積墊自家的“青藏高原”。

（作者為學者，中國國家畫院院委、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