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英裔美國傳教士阿瑟·亨·史密斯的著作《中國人的性格》在上海的英文報紙《華北每日新聞》上發表，轟動一時。他把中國人的性格歸納出20多種特征，其中大部分是自私自利、缺乏公心、不講誠信、愛面子這樣的負面特質。魯迅對此書非常推崇，書中歸納的很多特征被集中到“阿Q”這個文學人物身上。

從魯迅到今日網絡時代的網民，中國人的素質、中國的國民性，作為一個老話題被反復討論。但其發問方式，已經悄然發生改變。

甲午戰爭后，清朝很快進入激進的政體改革階段，而嚴復在當時認為，政體之下有人民，中國的失敗, 不完全是物質、技術的落后, 更主要在于全民族精神的頹敗。西方所以富強, 是由于人民德智體三者皆優; 中國所以貧弱, 是因為中國“民力已苶, 民智已卑, 民德已薄, 三者皆劣”。如果人民的德智體發展起來，能自主、自立、自治，民主政治就可以運行。

這樣的討論一直延續到“五四”時期，當時的知識分子看到辛亥革命后的國民政府雖按共和原則在運行，但中國依然貧弱的現實，意識到光講政府如何沒有用，“有什么樣的人民即有什么樣的政府”，不良國民性是中國進步的主要障礙，如果國民性不改變，國家的發展沒有希望。要從觀念入手，發動一場文化運動來改造國民性。

整個近代，國家的基本事實是晚清“五戰五敗”，辛亥革命后長期處于軍閥混戰，整個時代的問題是“西方何以富強，中國何以貧弱”，知識分子往往以中國積貧積弱這個“果”來推測“因”，得出的是武器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再到國民性不如人這樣的結論。

到了改革開放甫一開始，國門打開。當時西方正經歷二戰后30年的發展黃金期，我們還是“一窮二白”。在強烈的對比之下，“西方何以富強，中國何以貧弱”的問題被再次提了出來。這樣的發問方式，時至今日還存在于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中。

但是今天，改革開放已整整40年，中國和西方的實力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尤其是十八大以來，中國人對國家和民族的自信一點點積累起來，發問的方式正悄然發生改變。為什么我們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還能維持社會穩定，中國未來如何與世界跟跑、并跑和領跑三跑并舉，成為我們這個新的時代需要回答的問題。

認清發問方式的變化，有助于我們更深入理解已持續了一個世紀的有關中國國民素質及國民性的討論。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所表現出的國民素質焦慮，主要是建設社會公序良俗的迫切期望，和國弱民窮時對國民性的批判，有著質的不同。比如，前幾日網上流傳的女老師羅某阻攔高鐵開行引發輿論沸騰的這類事件，我們更宜于把它放到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的大背景之下來思考。

中國城鎮新增人口中有相當多來自農村，他們把某些沿襲過久的不文明現象帶入都市生活的公共秩序中，演變成一種不遵守社會公德和規則的行為方式，與正在形成的城市公共秩序時常發生碰撞，容易成為輿論焦點。

我們也注意到，在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形成的中等收入群體，對城市秩序提出了新要求。他們受過良好教育，有強烈的遵紀守法意識，他們對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務能力，對他人在公共秩序中的表現都有更高的期待，這是非常健康的發展現象。

都市生活所代表的現代文明中一整套的公共規則，有著緩慢的形成過程，西方社會的城市文明已經有上百年的發展史，而中國的都市生活不過是這三四十年才開始。加速這一過程，需要城市管理部門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提高管理能力，加強對民眾的宣傳教育。

站在新時代回頭來看，過去有關國民性的很多結論是錯誤可笑的。時代的總發問方式決定了回答方式，而回答方式決定了，很多后人看來是荒謬的東西，在當時那個時代卻無法被覺察出。看清這一點，我們就不會那么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