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九曲十八彎,經過一萬多里的長途跋涉,到了上海崇明,一下子豁然開闊,前面,就是大海。

在中國,只有和長江有關的兩個城市,才通常在名字前被冠以“大”,一個是大武漢,一個是大上海。

自開埠以來,上海就是中國與外部世界對話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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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的不僅僅是中國經濟版圖上的地位,不僅僅是中國改革開放“文件夾”里的“拷貝原件”,還有那份深入每個“阿拉”骨髓里的自信。

包括對自己政治制度的自信。

四年前,2014年9月17日,上海市政協辦公大樓熱鬧非凡,這里正在舉行首次“公眾開放日”。

開放的對象是120余名社會各界代表,其中十幾名在上海生活、工作、學習的高鼻梁、藍眼睛的人士格外引人矚目。

“外國人能不能當政協委員?”

上海是洋氣的,這種洋氣已經浸透到了生活的點點滴滴。

在上海市政協采訪,熱烈的互動過程中,一杯香濃的咖啡被悄悄擺到面前。典型的上海“做派”。

上海的洋氣還體現在這個城市諸多的外籍人口上。

作為國際化的大都市,這里有外資企業4.76萬家,外國金融機構435家,在上海學習、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口大約50萬。

同是上海的建設者,他們在生活、工作、學習中遇到各種問題,向誰反映?如何反映?這是非常現實的需要。

作為反映社情民意的機構,人民政協自然不能不反映這部分人的需求。而現實的尷尬是:政協是什么?能解決什么?如何運作?對于包括這些外籍人士在內的很多公眾來說,是個難題。

公眾開放日應運而生。

開放對象定位在公眾,上海市政協一開始就思考得很深入:除了外籍人士,普通市民、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港澳人士,其實都有了解人民政協、了解中國政治制度的需求。

十二屆上海市政協提出了建設“更加開放、更加透明、更加包容、更加進取”的政協工作目標。公眾開放日就是實現目標的一個重要抓手。

接待公眾的通常是一位市政協領導和特邀的幾名政協委員。

“我叫羅納,是華東師范大學的一名留學生,近幾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到中國、來到上海。我想知道,有沒有考慮讓外國人也擔任政協委員?”

針對羅納“非專業”提問,汪亮、殷嘯虎委員嚴肅而友好地解答:“人民政協不是一個群眾性的團體或一個行業協會,必須是有中國國籍的人士才能參與到政治協商平臺當中。但,留學生在中國學習生活所碰到的問題,完全可以通過你所在的這個學校的政協委員反映。”

2014年9月17日,上海市政協首個公眾開放日活動舉辦,外國留學生這樣的提問更讓政協人感到,這種開放的確必要。

甚至這種必要性在普通公眾中也很有代表性:

上海伙伴聚家養老服務社的負責人楊磊生平第一次走進上海市政協大院:“我最感興趣的社情民意是由哪個部門來處理的?”

市民代表秦文莉最關心的是政協委員的提案提交以后,政府相關部門是不是落實了?

這次活動上,公眾代表觀看了展示人民政協發展歷程的專題片,聽取政協基本情況介紹,并參觀了上海市政協常委會議廳和主席會議廳,并與委員進行了交流互動。

心中的疑問慢慢解開。

“能近距離走進中國的政治機構,了解他們是怎么運作的,對于我們從事國際關系研究的,是很鮮活的現場體驗。”參加了活動的復旦大學公共政策學院訪問教授、巴西人高文勇頗有感觸。

“政協活生生就在眼前”

“公眾日能否成為一個定期的、制度化的活動,讓大家更多地走進政協、了解政協、參與政協?”

首次公眾開放日,有市民代表提出了這個問題。

上海市政協用四年的實踐給出了回答:常態化也是我們的追求。

其實,上海市政協一直就有開放的傳統:

從十屆政協開始,他們就每年定期召開情況通報會,向60多家駐滬總領館人士介紹人民政協。“開始就是‘科普’,從ABC給他們介紹政協是什么;到了十一屆,就側重給他們介紹政協干了什么;本屆就更進一步,他們主要想了解的就是協商民主這種形式怎么運作。在交流中,他們也思考自己的民主制度和中國比到底怎么樣。”多次參與這項活動組織的上海市政協辦公廳外事處處長王軍瑋說。

借鑒傳統,在繼承中創新,公眾開放日從2014年一經推出便廣受歡迎,連續四年,走進政協的公眾越來越多,涵蓋的層面也越來越廣:

2015年,3月,駐滬女總領事訪問政協;11月,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的外籍留學生,走進政協;

2016年,5月,近40位在滬華裔留學生走進市政協;7月,“外籍人士走進區縣政協”活動在長寧區舉行;

2017年,5月,上海市中學生代表走進市政協;6月,80名參加“2017共創未來香港青年內地交流計劃”的香港青年走進政協;7月,由112名香港大學生組成的“滬港明日領袖實習計劃”訪滬團走進政協;9月,76名來自黨外中青年干部培訓班、新的社會階層群體和青年學生群體的公眾代表走進市政協。

“我們原先以為政協很神秘,這個活動讓我們跟政協有了一次親密接觸,對于政協是什么、做什么,我們有了較清晰的認知。”這是華裔留學生的感受;

“真沒有想到政協的日常運作那么有效率。”這是香港青年學生的心聲;

“政協不在電視上,不在報紙上,而是活生生的就在眼前。”這是中學生的大實話。

越來越密集,越來越豐富,不同人群的收獲也有所不同,但一個共同的感受是:直觀感受和真切理解了中國基本政治制度在上海的運行和民主政治在上海的發展狀況。

“政協的作用竟然這么大”

開放,透明,公眾開放日走過了四年,收獲了什么?

問題拋給參加采訪座談會的上海市政協同志的時候,他們幾乎異口同聲:自信。

政協是中國人民智慧的創造,用具體的成就來說明它在中國政治體制中的作用要明顯好于空洞的概念介紹。在公眾開放日上,上海市政協就是這樣做的:

這五年,上海市政協門口,常有幾輛大巴停在此處。平均每天至少有一輛大車載著政協委員,駛向黨政機關、企業、團體、社區。他們走進自貿區,觀察行政大廳辦事情況;深入居民樓,察看老舊電梯運行;跟著運輸車,追蹤垃圾分類情況……

這五年,上海市政協委員履職熱情高漲,共提交提案4573件,立案4442件,被采用社情民意信息1萬余篇,開展專題調研近600項,推動一項項重要工作落實和完善。

這些每每在開放日上給公眾代表們介紹的履職成就,具體生動,說服力強:“喔,政協原來是這樣干工作的,政協的作用竟然這么大!”

了解,就理解;理解,就宣揚,口口相傳。這種制度安排的精妙,潛移默化中就轉換成滿滿信心。

有代表問:政協委員是怎么產生的?公眾利益受到損害時,政協委員到底是公眾代言人,還是反映情況的渠道和平臺?

委員答:政協委員不僅是代言或反映社情民意,更要對大政方針進行協商。而委員廣泛的代表性,讓各方利益訴求在同一平臺上博弈,讓政策制定平衡、兼顧各方利益。

一問一答間,人民政協的工作方式讓公眾代表們豁然開朗。

當香港大學生走進政協,了解到政協制度源于中共執政之初與多個黨派合作,協商建國,是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是為了廣開言路,兼聽則明時,他們對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有了更深的了解:人民政協是中共作為執政黨參考社會各界廣泛意見的平臺,去了解、制定政策,確保政策落實時的流暢。

這些反饋讓上海政協人頗受鼓舞。

自信還來源于信任。

當參加公眾開放日的外籍人士發現政協這個平臺的獨特優勢和作用后,要求來參加的愿望越來越強烈:原來每次還需要指定發言他們才說話,現在是搶著說;原來是我們去約請他們,現在他們主動來約我們。

變化的背后,是對政協的信任。

在與外籍人士的多次交流中,上海政協人也向他們學習了很多:規范、嚴謹就是其中之一。

2007年歲末,上海市政工程管理局收到英國一家工程設計公司的信函,信中說,外白渡橋的“橋梁設計使用年限為一百年,現在已到期,請對該橋注意維修”。發來此函的是英國霍華思·厄斯金公司,上海外白渡橋一百年前的設計與建造單位,其全部手工繪制的圖紙,完成于1903年8月25日,中方存留的一套圖紙共六卷,至今保留在上海城市建設檔案館。

這個故事讓人感慨的不僅是一百年來外白渡橋內在質量的堅不可摧,不僅是一百年后能收到這樣一封函件,而是一個對方根本不會在意的商業承諾,可以讓英國人一絲不茍地履行了一百多年。

這個發生在外國人身上完美體現“職業精神”的故事幾乎被每一個上海人銘記,當然也包括上海政協人。而這份誠信,這種嚴謹,在上海市政協“公眾開放日”接待過的外籍人士中也廣泛存在。

在采訪座談會上,一本《上海市政協的組織架構和運作程序》赫然放在桌上。據介紹,編撰這本書的緣起就是想讓公眾更加準確地了解政協。現在,這本書的英文版已經出版發行。今后,當外籍人士走進上海市政協的時候,就會收到這份大禮。翻譯這本書,花費了半年時間,常常,為了一個詞的準確譯法,都要翻遍所有能找到的外語詞典,找上多位外語教授。

這本書的翻譯工作是由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專家以及上海市政協的工作人員共同完成的,也許是由于工作的“慣性”,在座談會上他們在和我們這些“中國人”交談時也時不時地冒出幾句英語。

這不僅是上海的洋氣,更是底氣。

2018年1月22日,上海市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開幕。去年全國兩會上,習近平同志高瞻遠矚,提出了上海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宏偉目標,從那時起,總書記的號召一直鼓舞著上海人。

“對標國際最高標準、最好水平,推進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市政協全會期間的專題會議在會場內外格外引人關注。搭建新的平臺,他們想把“與世界對話”的聲音傳播得更遠。

全會主會場設在上海世博中心大會堂,2010年這里曾舉行過“史上規模最大”的世博會,接待過190個國家、56個國際組織的客人。眼前就是上海的母親河———黃浦江。走出會場,委員們徜徉江岸,近在咫尺,分明能感到她的溫度,她的呼吸,她的氣場。而滋養了精明、嚴謹、務實、開放的上海人的黃浦江,在一排排上個世紀的紅磚洋房和一簇簇現代化的摩天高樓中蜿蜒穿過,向北匯入從雪山走來奔騰萬里的長江,之后,攜著五千年的歷史底蘊,自信地走向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