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6日電（記者 奚冬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把脫貧攻堅作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點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近年來，國家在大力推進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的基礎上，也開始關注大城市中的困難職工群體。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加大城市困難職工解困脫困的幫扶和保障力度，強化措施、強化責任，保證脫貧工作扎實落地，保障好困難群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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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全國億萬職工的“娘家人”，中華全國總工會一直十分關注城市困難職工的解困脫困工作，并于2016年5月出臺《關于進一步做好困難職工解困脫困工作的實施意見》。對于新增的困難職工群體要如何推動精準幫扶？如何將城鎮困難職工納入政府脫困解困政策體系？對此，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焦開河認為：只有多方合作，才能切實保障困難職工全面徹底脫困。

困難職工群體年輕化，全面解困需擴大幫扶范圍

“過去5年，在全總和地方工會的支持下，在企業的持續努力下，落實了大量資金用于困難職工幫扶，并取得良好效果。但近兩年我們發現，現在困難職工群體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隨著90后成為產業工人的用工主體，企業困難職工階層出現了新變化，非常值得社會和工會組織關注。”焦開河介紹說，關于城鎮困難職工如何解困脫困的建議，全總和工會界別的委員幾乎年年都提，這源于不斷出現的新變化，以及仍待解決的新問題。

長春亞泰集團是吉林省一家大型企業，困難職工常年保持在160名以上。從2015年開始，集團工會發現，企業新增困難職工出現了年輕化趨勢：現有困難職工平均年齡已經從原有44.5歲下降到42.5歲，35周歲以下的困難職工超過了40名，占企業困難職工總數的21%。這部分困難職工大多剛剛組建家庭，往往因需要撫養年輕子女和贍養，已經出現重大疾病產生大額醫療費用的老人而導致生活困難。

“這一新增困難群體既有典型的80后年輕夫妻家庭特點，又有典型獨生子女家庭特點。他們往往一對夫妻既要供養一個孩子或兩個孩子，同時需要贍養雙方老人，導致家庭人均收入過低。”在焦開河看來，這種年輕化的趨勢決定了這些職工需要更長的解困時限，而對于企業工會來說，目前困難職工解困的手段主要集中在多方籌措幫扶資金、加入互助醫療保障、逐步提升員工收入等方面，但這些手段多集中于保障職工本人，而無法保障到其相關家屬。由于新增困難職工階層多數受困原因來自于其家屬而非本人，企業工會救助能力有限，解困壓力逐年提升。

隨著2020年全面解困時間的日益臨近，如何實現困難職工的全面解困，已經成為企業工會不得不著力解決的重要問題。對于困難職工解困脫困中出現的新問題，焦開河認為，主要是由于這些職工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經濟壓力大，負擔過重。“不僅是企業更好地發展，給員工更多的福利、更多的獲得感，同時也需要社會多方配合與保障。”

另外，焦開河還建議：困難職工幫扶的管理工作要真正做到動態化、常態化，要對困難職工的情況變化做好及時更新，幫扶手段也要與時俱進，形成系統的月關注、季調整、年變化的動態管理體系。經常了解困難職工的情況變化有助于有的放矢，更好地改善解困脫困的救助手段，提升幫扶的有效性。

保證困難職工不掉隊，納入政府脫困解困政策體系不可少

長期以來，隨著困難職工幫扶工作的持續深入，規范建立困難職工檔案，并將其納入工會幫扶工作管理系統動態管理，已成為對這一群體精準幫扶的重要手段。但焦開河認為，從總體上看，困難職工群體困難程度較深、自我脫困能力較弱。同時，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還將不斷產生新的困難職工。因此，做好困難職工解困脫困工作需要充分整合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幫扶資源，全面落實困難職工幫扶保障的有關政策，通過精準幫扶和制度保障實現解困脫困。

據此，焦開河建議：將城鎮困難職工納入政府脫困解困政策體系，逐步形成“黨委領導、政府主導、工會牽頭、部門負責、社會參與”的工作體制，形成“源頭解困、動態脫困、應急救助、常態幫扶”相結合的工作機制。希望政府切實加大人力、財力、物力投入力度，帶動建立多元化解困脫困資金投入機制。全面建立部門協作聯動機制、部門服務清單機制和困難職工結對幫扶機制。同時，加大宣傳力度，積極營造全社會共同關注關愛困難職工的良好氛圍。

“今年，我們工會界別決定把‘將城鎮困難職工納入政府脫困解困政策體系’這一主題整理成界別提案提交給大會。希望能夠通過界別的聲音，讓更多城鎮困難職工受益，保證全面建設小康道路上，不讓一個困難職工掉隊。”焦開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