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創新創業升級版”成了2018年政府工作的一項重點,創新創業4.0由此拉開了時代大幕。

如果說創新創業1.0時代主要是為草根創業者提供物理空間及交流平臺,2.0時代開始為創業者提供基礎型服務,3.0時代聚焦創新創業資源的匯聚和融合,那么4.0時代則更強調資本對創新創業的推動與催化。

網絡圖

常年對接創業者和投資人,車庫咖啡孵化器合伙人吳建波對資本的作用知之甚深,“對早期創業者來說,資金就像速效救心丸,常常能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他說,車庫孵化現在有幾千個在孵項目,這些項目中能拿到股權融資的只占小部分,大部分早期創業企業都面臨很大的資金壓力,即使是一些在他看來挺不錯的項目,融資也很不容易。

這次政府工作報告為創業融資作了新的安排:“設立國家融資擔保基金,支持優質創新型企業上市融資,將創業投資、天使投資稅收優惠政策試點范圍擴大到全國。”在吳建波看來,這里面的每句話都有沉甸甸的分量,對創業者和投資人來說是實實在在的“大禮包”。

創投行業的大禮包

王蔚是梧桐高創資本創始管理合伙人。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他已反反復復看了很多遍,尤其是和創新創業相關的內容,他力求對每一句話都爛熟于心,用他的話說:“不熟悉這些內容,之后的‘募投管退’都會有偏差。”

這次的政策對VC(風險投資)、PE(私募股權投資)來說是一項重大利好,政府鼓勵中國股權早期投資發展的意圖十分明顯。“創投是一個長期的事,收益存在不確定性,缺乏房地產以及其它債務和固定資產投資的穩定增值的特質,所以這個行業在資金歸集能力上一直是有不足的。”王蔚表示,創新創業是一個很大的系統工程,這個系統工程里面,前端新興資產的資金供給不足會嚴重限制他們的發展,政府一直以來也有意改善這樣的情況。

2017年4月,財政部、稅務總局下發《關于創業投資企業和天使投資個人有關稅收試點政策的通知》(財稅〔2017〕38號)(以下簡稱《通知》)。《通知》規定,創業投資企業、天使個人投了種子期、初創期科技型企業滿兩年的,可以按照投資額的70%在股權持有滿2年的當年抵扣該公司制創業投資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當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納稅年度結轉抵扣。試點地區包括京津冀、上海、廣東、安徽、四川、武漢、西安、沈陽8個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域和蘇州工業園區。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這項稅收優惠試點被推廣到了全國。

“這個政策實際上是開源——解決資金來源的問題,讓大家更有積極性投資到早期的企業。”梧桐高創資本的注冊地在珠海,去年政策剛推出時,王蔚就有過關注,今年政策面向全國推廣后,王蔚細細算了筆賬,發現享受稅收優惠后,考慮到減免金額,考慮到LP(有限合伙人)投資積極性的提升,今年的可計劃經費寬裕了很多,他和團隊正在重新評估今年的投資方案,“資金充足了,可投資的項目也就更多了,我們不可能把錢留在銀行里吧?”

遠瞻資本創始合伙人、總裁李喆對政府工作報告中“將創業投資、天使投資稅收優惠政策試點范圍擴大到全國”印象深刻,他覺得,這項政策對創投行業來說是實實在在的利好,政策從中央傳遞到地方也應該是最快的。

李喆還記得,去年稅收優惠政策剛出的時候,上海市稅務局的相關領導和具體經辦負責人為此事還來公司進行了專項宣講,公司合伙人都很心動,回去就研究了政策,結果發現對于遠瞻來說這個政策落實不下來。“遠瞻的管理公司在上海,但是基金實體在杭州,而財稅優惠政策是跟著基金走的,浙江沒有政策。”李喆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當時也沒多大失落,大家都判斷既然是試點,那全國性的稅收優惠政策一定會推出的,“但確實沒想到這么快。”

上海申能誠毅股權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申能誠毅”)是稅收優惠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之一。2011年,申能誠毅成為國家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第一批的管理人之一,創投基金的存續期一般都在七年以上,今年就到了投資退出的階段,“相關的收益情況整體還比較理想,作為試點,通過稅收優惠政策的兌現,有更多的資本利得能夠獎勵給管理公司,進而最終體現在管理基金投資人身上,這對公司投資人、管理人都是極大的激勵。”申能誠毅總經理楊波說。

除了稅收優惠政策,政府工作報告中“設立國家融資擔保基金”的表述同樣引人關注。“這是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到‘國家融資擔保基金’。”在楊波看來,盡管國家融資擔保基金具體操作細節目前還不太明朗,但是從宏觀上來說,將為優質創新型企業的發展增加很多動力,會系統化、進一步分散融資的風險,鼓勵市場化的基金更加放心地投入到實體經濟。

吳建波對國家設立融資擔保基金非常支持。就車庫咖啡對接的案例來看,吳建波認為,創業企業僅通過股權融資,融資渠道單一,融資成本過高。通過債權融資可以拓寬企業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減少對創業者的股權稀釋。“國家擔保基金可以為這些創業企業提供擔保,讓銀行為其提供貸款,讓創業企業享受到優惠的中小微企業扶持貸款利率,這有利于創業企業的發展成長。”他說。

政策之外痛點仍在

“VC是在企業發展初期或中期進行投資,是雪中送炭,對于企業、社會的發展起的作用遠大于PE。”吳建波認為,PE更多是投資于企業的后期或上市企業,對于企業發展本身支持有限,更多起到的是錦上添花的作用,因此優惠政策應該對VC行業進行傾斜。然而在這次政策優惠中表現卻并不明顯。

“要是細算這筆優惠賬,其實對VC的鼓勵作用和對PE的鼓勵作用是不同的,而且這個政策對于基金的LP更加看得見摸得著,而對于GP(一般合伙人)來說,因為其收益是滯后的,并且很難與投資項目一一掛鉤,其實還是挺難真正享受。”李喆表示,由于投資階段不同,VC投資的項目如果成功了,項目估值增長的倍數比較大,但絕對值一般比較小;PE可能增長倍數不多,但金額的絕對值卻很大。因此受這個政策影響最大的其實是PE基金的個人LP投資人。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一家VC機構投資了一個初創項目100萬,取得該項目的部分股權,該項目過了幾年之后實現退出,估值增長了十倍,退出拿到1000萬元,這樣盈利部分就是900萬元,按照二八分,LP可以分到720萬元投資盈余。假定LP都是自然人投資者,按照這個政策,投資額的70%也就是70萬元可以不用交稅,剩下的650萬元仍要按照20%的個人資本利得稅繳稅,就是節省了14萬元,占所有應納稅額的9.7%。而PE機構投資的項目相對成熟,投資額較大。比如一個項目投資本金1億元,退出時增長2倍,拿到3億元退出金額,扣除本金盈利2億元,二八分后個人LP可分配金額為1.6億元,“如果再按照政策扣除7000萬元,就可以省下1400萬元所得稅,占所有應納稅額的43.8%,這就相當可觀了。”

除此之外,個人天使投資人享受到的優惠也比機構享受到的優惠力度大。“機構繳的是所得稅,是要和其他收入一并計算的,70%的投資額放到大盤里其實就很小了。”王蔚表示,機構的投資收入來源多樣,合伙人的分紅繳稅時大部分是享受不到70%的抵扣優惠的。而且在實際操作中,機構投資的項目有多個,GP的收益很難按照單個項目來算,所以還會出現公司全年虧損卻還要交稅的情況。

同時初創企業退出較難,甚至有清算風險,如果出現實質虧損,這個優惠政策的善意無法釋放,“如果能將投資額的一定比率直接抵扣當年所得稅,哪怕比例稍微低一點,對刺激資金的走向幫助或許更大。”王蔚建議。

相較于稅收優惠的“痛點”,楊波更擔心的是基金的存續性。據他介紹,我國基金成立的高峰期在2010～2011年,經過第一輪的洗禮,2017～2018年是成立較早的基金的退出期,其中,很多項目仍然有較好的行業發展前景,需要更長期的資金支持,但是由于早期基金的期限到了,它不得不退出。

“新設的基金愿意接盤嗎?這得打一個很大的問號。”楊波表示,PE基金一般來說存續期至少五年,創投基金存續期則最低七年,短于這些周期的基金,是很難伴隨企業成長的,但這么長的周期實際上非常考驗基金投資人以及管理人團隊的耐心。“市場上資金總體還是比較浮躁,往往尋求短期收益居多,導致資金的募資就非常困難。而且,目前出臺了銀行業資管新規,銀行系統總體上對期限錯配的審查十分嚴格,這導致來自銀行行業長期資本供給也在下降。”

另外,作為國有資本控股的企業,在實際投資中,楊波也遇到了許多困擾。“目前,政府引導基金和國有企業資金耐心比較長,愿意投資到實體經濟當中去,但是從另外方面來說,早期項目的高風險性,導致了對國有管理資本的靈活性和包容度的挑戰。”如何有效利用政府引導基金的長期性優勢,創新傳統國有管理資產體制機制和激勵的制度,靈活管理、靈活投資一直是楊波糾結的地方。

創投發展根在創新創業

這幾年,市場上有了一些接盤基金的出現,專門接收VC基金到期后退出的項目。接盤基金數量雖然還不多,但楊波認為這已是一個長足的發展和進步。“鼓勵接盤基金建設”,這在他看來,是創投資金更好助力創新創業的一個重要措施。

對于VC和PE,楊波還認為應該有不同的鼓勵政策。“從國有資本的投資出發,國家對VC應該有更高的容錯率,允許失敗、寬容失敗;但是對PE來說關注點應該在于減少交易成本、監管成本。”楊波介紹,申能誠毅目前管理的兩支即將到期的創投基金,一共是10億元規模的盤子,發生損失的投資項目總金額僅在3000萬~4000萬元之間,與之相對應的這兩只基金分別實現了2.1倍的增值、15%內部收益率和4.3倍的增值,25%內部收益率。

“作為一個創投管理機構來說,這個比例是非常之低。但反過來看,由于有國資屬性的相關的要求,我們自己給自己加壓,盡量少一些失敗、少一點失誤,導致我們對風險擁抱的能力還是有所欠缺。”楊波說,如果未來對國資進行股權投資創業投資管理的機構在容錯方面有更寬松的安排,他們就能推動資金更有效地配置,少錯過一些優秀的創新型企業的早期投資。

“政策適度向VC機構傾斜是好的,但我個人不建議為VC機構建立過度的風險補償賠付。”得厚資本合伙人張偉民認為,對于市場化的基金來說,風險投資是大數法則下認知變現博弈,如果政策給VC機構建立過度風險補償賠付,無疑會降低市場配置效率,同時增加了道德風險。

李喆認為,國家應該大力發展科技創新產業,由國家來做一些創新的大項目,市場上小的衍生配套項目就會越來越多,好的項目多了,創投行業也會不斷發展。在行業內,國家做好裁判,運動員才能“跑”的起來。“創新創業和‘創投’是皮與毛的關系,創投機構想要良性發展,創新創業一定要欣欣向榮。”李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