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雖然國家放開了二孩政策，但從國家衛計委的統計數字來看，2017年全國住院分娩數為1758萬，比2016年的1864萬減少106萬，下降5.7%，出生人口數不升反降。二孩養育的時間成本、經濟成本和照料負擔，被認為是影響育齡婦女生育意愿的三大重要原因。如何緩解0至3歲嬰幼兒入托難、入托貴，解決職場父母的孩子托管難題，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公共問題。（3月26日《工人日報》）

“入托難”，在我國幾乎所有城市都存在，尤其是3歲以下的托育服務更顯得不足。我國城市中，3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率不到4%，而發達國家該比例平均高于30%。托育不足帶來的，就是我國幼兒機構的超負荷運轉，如報道中提到的，2016年，我國幼兒園共有23.98萬所，在園幼兒達4413.86萬人，幼兒園園長和教師共有249.88萬人。師生比達到1:17.7，遠低于1:5～1:7的教育部規定標準。

“入托難”給職場父母出了難題，也制約著育齡夫婦的生育愿望。目前我國有32.9%的3歲以下嬰幼兒全職母親因孩子無人照料而被迫中斷就業，平均中斷就業時間達兩年以上。在未中斷就業的母親中，超過47.8%的女性因照料孩子每月平均請假1.7天。60.7%的“一孩”母親因為“沒人看孩子”而不愿生育“二孩”。可見，“入托難”已影響生育率的提高，不利于今后我國勞動力人口的可持續性增長。

“入園難”的原因復雜，其中，既有公辦幼兒園不足的問題，也有社會力量辦幼兒園門檻高、收費高等問題。公辦幼兒園是人們口中的“優質資源”，人們想方設法把孩子送到那里。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讓孩子那么幸運，這涉及到戶籍、住房等多種限制。而把孩子送到有資質的民辦幼兒園，又不能輕易做到；普惠型民辦幼兒園很有限，費用、便利程度等又使一部分家庭望而卻步。

我國的托幼體系，一直延續政府主導，各方力量共同參與的公共服務體系。但近年來，公共財政投入不足，尚無法滿足所有適齡兒童的需求。而在有條件的單位，如機關或事業單位，為了解決自己職工孩子的入托問題，自辦了幼兒園。但這些幼兒園數量很少，一般也不對外服務，雖然分流了一部分孩子，但從整體上看，“入托難”還是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其實，在政府投入不足（也不可能全部滿足需求）的條件下，最有希望成為緩解“入托難”幫手的民辦幼兒園，應該是民辦幼兒園，這才是彌補需求的主力軍。然而，民辦幼兒園，如私人辦或社區辦幼兒園，在辦學過程中舉步維艱。就是說，政府對民辦幼兒園的支持力度遠遠不夠，不是為其設定的門檻太高，就是這些有心想辦幼兒園的單位或個人，在開班托幼機構的方式上，與社會的需求不一致。如有些人想辦嬰幼兒日間照料中心或全日制托育服務早教中心，而有些人則想辦社區小型互助式托育服務機構，因此，很難得到資質許可。

可見，大力發展公辦幼兒園、提高民辦幼兒園的吸引力、保證公辦幼兒園的名額公平分配、縮小公辦與私立幼兒園的價格懸殊，就是當務之急。而最重要的問題在于，公辦幼兒園和民辦幼兒園的制度供給不一樣。公辦幼兒園享有更多的政策照顧和財政投入，而民辦幼兒園卻像沒爹沒娘一樣，在現實運作中，如履薄冰，自謀出路。而這背后，又是學前教育非義務教育化，以及民辦幼兒園非公益化所致。

由此，在政府主導的同時，各方如何形成合力，關鍵就在于“一碗水端平”，不可厚此薄彼。如實行同樣的補貼、考核、監管等，即參照義務教育的辦法，一是將公辦、民辦幼兒園納入同樣的評級考核體系，按照不同考評級別撥款；二是同樣按人頭(生源數量)補貼經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