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抗戰后一度擁有強大政治、經濟、軍事資本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在短短四年的時間內迅速走向崩潰,不得不結束了在大陸的統治？應該說，國民黨政府長期實行專制，反民主、搞獨裁,剝奪人民的民主權利，鎮壓愛國民主運動，貪污腐化，人心喪盡，是造成國民黨兵敗大陸、退守孤島的根本原因，也是各民主黨派最終選擇響應中國共產黨“五一口號”，選擇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重要原因。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失敗是全方位的，從經濟到民心，從政治到軍事。

夢想著一黨獨裁的國民黨政府，面對風起云涌的民主運動，采取了一系列反人民、反民主的措施，并最終失去了民心。民主黨派及有關政治力量在風起云涌的政治運動中，或堅定地站在或逐漸走向了中國共產黨一邊。

1945年10月3日，蔣介石密令第五集團軍總司令、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以武力脅迫已有進步傾向、同情民主運動的云南省主席龍云離滇，改組云南省政府。同時，撕毀剛剛簽訂的“雙十協定”，以80萬大軍向解放區大舉進攻，公開發動內戰，并對國統區的民主運動也進行了瘋狂鎮壓。蔣介石的罪惡行徑，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義憤，他們紛紛以各種方式反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

1945年11月19日，重慶各界代表郭沫若、沈鈞儒等500余人，舉行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會成立大會，大會號召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反對國民黨的內戰政策，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

11月25日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云南大學、私立中法大學和省立英語專修學校四校學生自治會，在西南聯大新校舍草坪上召開反內戰時事講演會，到會的有各大中學校師生及社會各界人士6000多人，錢端升、伍啟云、費孝通、潘大逵四位教授在會上作了慷慨激昂的講演，主張迅速制止內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不料，大會遭到國民黨特務的嚴重干擾，切斷電源，鳴槍搗亂。但與會者沒有為之所嚇倒，他們點燃汽燈，會議繼續進行。演講者在臺上慷慨陳詞，呼吁和平、民主，臺下聽眾高呼回應，用正義的聲音反對槍聲，反對黑暗。這時，一個自稱“王老百姓”的人跑上臺，發表“政府職責所在，理應把發動內亂的亂黨剿平”等謬論。當場有人揭發此人為國民黨省黨部委員兼調查統計室主任、特務頭子查宗藩。在大家的怒斥下，他灰溜溜地逃走了。大會在熱烈的掌聲中通過了“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民主的宣言”，以及呼吁美國青年反對美軍參與中國內戰的通電。最后，大會在反內戰的歌聲中結束。

這時，國民黨政府派軍隊對校區進行戒嚴，封鎖路口，師生們被激怒了，他們連夜簽名，以罷課抗爭。26日晨，國民黨中央社造謠稱：“昨晚7時許，發生匪警，當地駐軍據報后，即日趕往捉捕。匪徒竟一面鳴槍，一面向黑暗中逃竄。”中央社的誣蔑報道，更加激起廣大學生的憤慨。為了揭露國民黨的反動真相，西南聯大學生率先罷課，隨后昆明30余所大、中學校的3萬余名學生宣布總罷課。昆明學聯成立了“昆明學生聯合罷課委員會”，發表《為反對內戰及抗議武裝干涉告全國同胞書》，發出“罷課宣言”，以及抗議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致美國政府抗議書》、《告美國人民書》，鮮明地提出了昆明學生的政治主張，要求停止內戰，組建聯合政府，切實保障人民言論、集會、結社、游行、人身等自由，同時要求國民黨云南當局追究射擊聯大的責任，取消禁止集會游行的禁令，保障學生的安全、自由，不許任意逮捕學生教師，要求中央社向參會人員道歉。國民黨當局對學生的行動十分懼怕，他們采取種種手段鎮壓學生，動用大批特務沿街毆打學生，搗毀學校。云南警備總司令關麟征、代理省主席兼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李宗黃，命令學校交出“思想有問題”的學生名單，并令各校按期復課，否則將“采用武力壓制，不惜流血”。

30日后，學生分組展開街頭宣傳，反內戰、要和平，反獨裁、要民主的呼聲響徹了昆明全城。市民群眾支持學生的正義斗爭，特別是工人也在醞釀罷工。12月1日上午8時，李宗黃在參加了盧漢就任省政府主席的交接儀式后，集合省黨部的暴徒，攜帶武器、棍棒分頭攻打學校。上午10點以后，各校都遭到歹徒們的襲擊。歹徒們在校園里撕墻報，砸桌椅板凳，毆打學生和教師，并向學生集中處投擲手榴彈。西南聯大學生潘琰、李魯連，昆華工校學生張華旨在西南聯大東院(今昆明市文林街東段)，南菁中學教師于再在聯大新校中彈犧牲，重傷20余人。這就是國民黨制造的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

面對反動派的血腥鎮壓，昆明學生英勇地堅持斗爭。他們有組織地走上街頭，向廣大人民控訴國民黨的暴行。昆明各大中學校教師和文化界人士、工人、農民和市民群眾、工商界人士以至地方某些上層人物，紛紛以捐款、簽名、慰問、吊唁等方式，聲援學生。12月2日，為四烈士舉行了隆重的入殯儀式，各校師生和各界群眾3萬多人沖破敵人的阻撓前來參加。12月4日，舉行四烈士公祭大會，靈堂設在聯大圖書館，參加公祭的人們絡繹不絕，有各大中小學師生、宗教界和工商界人士、國民黨愛國進步官兵等，到12月20日止，到靈堂公祭四烈士的人民群眾達15萬人次（當時昆明全市人口還不到30萬人）。慘案的發生，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義憤和強烈抗議，重慶、成都、延安、遵義、上海等地都以集會、游行示威、通電抗議等形式聲援昆明學生。

12月6日，在全國人民的憤怒聲討下，蔣介石被迫對“一二?一”慘案進行處理，李宗黃被調離。一時間，以悼念昆明死難烈士，聲援昆明學生為契機的愛國民主運動在全國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1946年6月23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下關慘案”。1946年5月5日，上海各界成立了“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這是一個具有廣泛群眾性的統一戰線組織。聯合會選舉馬寅初等29人為理事，發表了成立宣言，并通過了致蔣介石和毛澤東電，反對內戰，呼吁和平。但是，由于國民黨不斷破壞和談，內戰迫在眉睫，中國民主促進會提議由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發起召開反內戰大會并派代表到南京直接向蔣介石請愿，并組織了“上海人民和平請愿團”。6月23日上午，上海300多個團體和單位約10萬人在北火車站召開反內戰大會，并為代表送行。馬寅初、閻寶航、雷潔瓊等11位各界民意代表承載著大家的希望到南京請愿。國民黨知悉后，沿途派特務搗亂，企圖阻止請愿團進京。陰謀失敗后，干脆糾集一幫流氓特務，假冒蘇北難民在南京下關車站毆打代表，致使代表團的多位代表和記者受傷。當時，憲兵守在候車室門口，不許代表出去，卻允許“難民”闖入對代表進行圍攻。晚11時，代表們已經被圍攻5個多小時了，這時，一位“穿白衣者”發令，暴徒們穿破候車室窗戶，進入室內大打出手，頓時，桌椅、汽水瓶、木棍橫飛，閻寶航、雷潔瓊為掩護馬敘倫，拼力抵擋暴徒，結果馬敘倫還是被打成重傷，雷潔瓊頭部受重擊，胸部被重物擊中，手中提包是代表團各種文件，暴徒要搶，她死死抓住不放，手臂被摳傷。閻寶航也是遍體鱗傷，葉篤義、浦熙修、高集等均被毆傷。慘案引起國內外輿論的一致憤慨，人民群眾通過各種形式抨擊國民黨政府的暴行。6月29日，蔣介石在接見請愿代表時說：“和平很有希望的，就是共產黨打過來，我也不打過去。”而事實是，早在三天前，蔣介石就已經下達了圍殲人民解放軍中原軍區的密令。

昆明學生舉行反內戰、爭民主的示威游行

1946年7月，國民黨政府又一手制造了更加聳人聽聞的“李聞慘案”。李公樸、聞一多均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昆明民主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他們堅決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贊成共產黨提出的建立聯合政府與和平民主建國的主張，多次呼吁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因此被國民黨特務列入黑名單。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與夫人外出，10時許回家路經青云街學院坡,被國民黨特務刺殺，身負重傷，于次日凌晨5時逝世，臨終時大罵“無恥”,高呼“我為民主而死！” 李公樸的夫人張曼筠后來在《回憶李公樸》一文中追憶當晚兇案發生前后狀況：7月11日的夜晚，是一個細雨蒙蒙悲慘的夜晚。我們一同出去有事，辦完以后，順便看了電影。9點45分，我們到南屏街，上了回家的公共汽車。這時，原來站在我們周圍的三個穿美軍制服的人也跟蹤上了車，一個坐在我的身旁，一個坐在公樸身旁，另一個坐在公樸對面。他們鬼鬼祟祟地老是偷眼看我們，我們心里有數了——被壞人跟上了。到了青云街，我們下車了。那幾個家伙也跟著下了車。公樸急急走到學院坡，上坡才走了四五步，我正在他的右邊，就聽見后面輕輕的“啪”的一聲，公樸便倒在我的身邊，嘴里呻吟著：“我中槍了。”雨里的燈光昏昏淡淡的，我仔細一看，才見公樸腰上的血不斷地往外流。我就沖到街上大喊：“捉人啦！槍打人了。”兇手已向青云街逃跑了。一些青年緊緊地追了下去：“抓住他！抓住他！”在凄風苦雨里，我抱著公樸。我多么希望趕快有人來啊！幸好，有幾位云南大學的同學走過，他們見是公樸受傷了，就立即到我們家取來了帆布床，把公樸送往云大醫院。到了云大醫院，經過醫生檢查，子彈是從左后腰射入的，洞穿腹腔，從右前腹部穿出，血完全流到腹腔和胃里，從嘴里大口大口吐出。麻醉針一針針地打了下去，疼痛還是止不住。醫生們立即施行手術。但是，腹腸已經擊穿了好幾個大洞，其中兩個已經超過一英寸。血像泉水似地噴射著，手術室里到處是鮮紅的血跡。醫生使用了各種方法來進行搶救，輸血300CC，注射了盤尼西林、止痛針、止血針、強心針。公樸在昏迷中喘息著，在拼著全身的精力和死亡斗爭著。他時而昏迷，時而又比較清醒。3點多鐘，他神志清醒，睜開眼睛望望我們，自言自語地說：“我早就有準備了。”4點鐘，疼痛使他咬緊牙關，他又睜開眼睛喊：“完全為了民主，完全為了民主！”10分鐘后，又狠狠地痛罵；“卑鄙！無恥！”5點鐘，黎明前窗外格外顯得黑暗。室內充滿了緊張和悲憤。情況越來越惡化。他的呼吸逐漸短促，打了強心針也沒有什么效果。5點10分，公樸的呼吸稍緩。他突然清醒地問：“什么時候了？”“5點多，快天亮了。”他疲倦地閉上眼睛，咳嗽了兩聲，紫血從他的口里流了出來。他不再講話了。就在這天天快亮的時候，公樸離開了我們。

李公樸、張曼筠夫婦

聞一多遇刺，發生在1946年7月11日李公樸遇刺后不到96小時——7月15日約下午5時30分。聞一多在其長子聞立鶴陪同下，于回家路上行至昆明西倉坡距西南聯大宿舍不遠處時，被跟蹤在后的殺手殺害，其子聞立鶴重傷。

作為案發時唯一與聞一多同行也是最重要的目擊證人，聞立鶴后來在回憶文章《爸爸遇刺紀詳》中追述其父遇刺前后狀況：深夜一個盟員跑來說是一個青年團某人傳出消息，南京密令昆明警備部、憲兵十三團等機關，說“中國共產黨蓄意叛亂，民盟甘心從亂，際此緊急時期，對于該等奸黨分子于必要時得便宜處置”，霍揆彰奉令后，召集有關機關開會討論，有人提議開始捕殺，經該會通過首批暗殺名單四人，又逮捕名單十數人，均為民盟負責人及民主刊物負責人，這位朋友告訴父親少出來，說完匆匆走了。母親的心臟病又發了，我們也很緊張，可是爸爸還是工作。經過幾天的奔走籌備，民盟滇支部決定有兩件事要趕快做。第一，馬上招待記者，向各界報告事實真相，揭穿反動派的陰謀；第二，決定16日午舉行李公樸先生火葬，并積極展開募款工作。15日一大早，那位前晚來報信的朋友又慌忙跑來，說是他得到的消息絕對正確，要父親千萬小心，父親微笑道，“事已至此，我不出，則諸事停頓何以慰死者”。15日上午，聞一多赴云南大學致公堂參加李公樸死難經過報告會，一出家門便被特務跟蹤。會上，聞一多揭露了國民黨的法西斯暴行，作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講演”。下午，又往《民主周刊》社舉行記者招待會，表明了反獨裁、反內戰的嚴正態度。會后，聞立鶴陪著父親向西倉坡走去，“這時府甬道至西倉坡的途中是死一般的靜寂，行至離家十多步的樣子，忽然槍聲大作，爸爸已經倒在地上了，我下意識地急忙撲上去，伏在爸爸身上，想用我的身體遮住爸爸，可是槍彈連珠似的向我們打來，我連忙大喊：‘兇手殺人了，救命！’我想喊喊兇手就會逃走，可是四周比死還要靜寂，我忽然感到全身無力，由爸爸身上滾下來，一直滾到離他五六尺以外的地方，爸爸滿身統是槍眼，血像泉水一樣噴出來，面色蒼白，嘴唇微動一下，手杖、鞋子和眼鏡統都打掉了，這時我才發現自己也受傷了，并且知道右腿已經斷了，我不顧一切地大喊，希望宿舍里有人出來，接著又匍在地下裝死，同時注意兇手的樣子，幾個彪形大漢一排地站在離我們二三十尺遠的地方，正在繼續向我們射擊。兩分鐘后，他們揚長地去了，我又掙扎著坐起來，胸口上三個槍眼涌出大股的血水，我努力想爬起來上坡去救護爸爸，可是毫無辦法，因為右腿已經斷了，左腿也中了一彈，血濕透了我的上衣，再看爸，正憤怒地倒在血泊里，面色已變黑了，爸是好漢，哼都不哼一聲。再過三分鐘，大門開了，媽，趙媽，大小妹齊齊出來，看見這個樣子都號啕痛哭，媽跑過去抱住爸的頭，一股鮮血染紅了她全身，她昏過去了，兩個妹妹嗚咽地啜泣，但都不知所措了。”

聞一多

“李聞慘案”激起了全國人民和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義憤。延安、重慶、成都、上海等地均舉行追悼大會,嚴厲譴責國民黨的暴行。哈佛、哥倫比亞、紐約等大學教授,美國、加拿大2000多名新教牧師等,都發出嚴重抗議。1947年5月以后，國統區的學潮以不可遏制之勢席卷到許多大城市，以表達青年學生對政治腐朽和黑暗現實的不滿。國民黨政府用逮捕、監禁、毆打、屠殺等項暴力行為對付赤手空拳的學生，學生運動因而擴大，一切社會同情都在學生方面，國民黨政府陷入孤立。1948年初，形勢發展越來越不利于國民黨政府，“不僅青年學生日趨極端，就是一般中年人，心情和思想也在發生變化：本來對于政府感覺失望的，慢慢兒的對政府感覺絕望了；本來對于政府感覺絕望的，終于對于政府‘不望’了；本來無所謂的人，現在也一點兒‘左傾’了；本來稍稍‘左’傾的人，現在也一點兒一點兒‘左’得厲害了；本來絕對仇視共產黨的，現在努力了解共產黨了；本來不大喜歡共產黨的，現在漸漸對共產黨表示同情了。”

周恩來在上海召開記者招待會，抗議國民黨特務暗殺李公樸、聞一多的暴行

國民黨政府為了挽救危機，在1947年7月4日舉行了第六次“國務會議”，會上通過了蔣介石交議的所謂“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施憲政，貫徹和平建國方針案”，并頒布了“總動員令”。7月7日，蔣介石發表了“戡亂建國”演說。7月18日，國民黨政府公布了《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此后，又陸續頒布了一系列反動法令。國民黨各省市參議會和國民黨豢養的所謂“人民團體”紛紛通電表示擁護“戡亂”，并在各地召開“戡亂建國動員大會”。

蔣介石“總動員”的目的之一，是要他的反革命隊伍警覺“覆巢”的嚴重危機，全力作困獸之斗。他在7月7日的“戡亂建國”演說中哀嘆：“在華中華南各大都市，還有許多人沒有認識國家民族的根本危機”，“或僥幸姑息，或茍且偷安”，“喪失了自強自立與獨立自主的信心”，無形中成了共產黨“精神上的俘虜”。他說，這種情形“真如古語所說，燕雀巢于危幕之下而不自知其危。實際上覆巢之下決無完卵”。

蔣介石“總動員”的另一目的，就是更瘋狂地搜刮國統區的人力物力財力，更殘暴地鎮壓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綱要》規定：“戡亂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關人力，應積極動員，凡規避征雇及妨礙征雇等行為，均應依法懲處”；“戡亂所需之軍糧、被服、藥品、油、煤、鋼鐵、運輸、通訊器材及其他軍用物資，均應積極動員，凡規避征購征用妨礙征購征用及囤積居奇等行為，均應依法懲處”；“對于煽動叛亂之集會及其言論行動，應依法懲處”等。

隨著“戡亂”令的發布，國民黨政府到處征糧、抓丁、派款，逮捕與屠殺反內戰反饑餓的工人、學生和愛國民主人士。1947年9月27日，蔣介石親自在南京召集特務頭子舉行秘密會議，布置對愛國人士的迫害。僅10月一個月中，上海、北平、杭州、西安等八個城市，被屠殺的群眾就達2100余人。

在“戡亂”總動員之下，國民黨實行了所謂“總體戰”。1947年冬至1948年3月，兩次召開蘇浙皖贛豫鄂六省“綏靖會議”，決定推行政治經濟軍事互相配合的“總體戰方案”。這個方案規定，蔣軍正規軍負責“機動”作戰，以對付人民解放軍的主力；在地方上，加緊“編組保甲，組訓民眾”，實行“人必歸戶，戶必歸甲”，并把“戶口與自衛均納入保甲之中”，成立“民眾自衛隊”；在經濟上，對解放軍實行封鎖。

1948年，上海電力公司火力電廠民主工會常務理事、共產黨員王孝和領導工人開展斗爭，被捕后被國民黨當局殺害

為了實行“總動員”，蔣介石還對國民黨三青團的組織機構和軍事指揮機構作了變動。1947年9月，國民黨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和黨團聯席會議，決定合并黨團組織，企圖以此加強國民黨的力量。國民黨自吹這是“中國政治引擎修整的起點”。但是，這項措施除了加深國民黨內部矛盾和組成了一個空前龐大的中央委員會（執監委共625人）外，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在軍事指揮機構上，國防部長白崇禧坐鎮九江，統一指揮華中軍事并指導鄂豫皖贛湘五省政務；1947年8月，撤銷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由東北行轅負政治軍事全責；12月，裁撤保定、張家口兩綏署，設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以傅作義為總司令；1948年1月，因東北行轅作戰指揮無方，陳誠患病，又決定成立“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由衛立煌作總司令。

國民黨欲以上述種種措施，挽救政治孤立、兵力削弱、后方空虛動蕩的危殆局面。但1948年元旦，蔣介石不得不在“訓示軍民詞”中承認：后方各省市“動員還未能實施”，社會民眾依然對共產黨“認識不清”。“前線國軍一直在波動中作戰，也一直在孤立中應戰，以至一年之間屢受損失，將士犧牲至為慘重”。但是，蔣介石還要自欺欺人，宣稱蔣軍侵占了延安、煙臺，就摧毀了共產黨的“政治中心、神經中樞和經濟據點”，使共產黨在關內“不能立足，亦無法負隅，只得被迫分竄，成為流寇”。他還吹噓消滅共產黨的“有形力量，終可在一年以內完成”。

為了制造民主憲政的假象，國民黨政府先后于1946年、1948年召開國民代表大會。1946年大會任務為制定憲法，又稱“制憲國大”；1948年大會任務為施行憲法，選舉總統，實行總統制，又稱“行憲國大”。

1946年初，政治協商會議決定當年召開制憲國大。鑒于10年來情況的變化，為確保國大的公平民主，中國共產黨和民盟提出國大代表應進行適當調整。經各方協商，決定原選舉的1200名代表繼續有效，取消當然代表及指定代表，增加臺灣、東北收復區代表150名，各黨派及社會賢達代表700名，總計2050名。各黨派代表經分配后，由各黨派自行提出，計國民黨220名，共產黨190名，民盟120名，青年黨100名，社會賢達70名。按照政協決議，國民大會必須在內戰停止、政府改組、訓政結束、憲草修正完成后，始能召開。但國民黨違背政協決議，于10月11日國民黨軍隊占領張家口的當日，正式下令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中國共產黨和民盟斷然拒絕參加。

1946年11月15日，國民黨一手炮制的“國民大會”正式召開，出席代表1381人，大多數是10年前選舉的舊代表。會議的中心任務是制定憲法。12月25日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共14章175條，在形式上雖有關于軍隊國家化、獨立外交、發展國民經濟、社會福利和文化事業等章節、條款，但與《訓政時期約法》一脈相承，實質上恢復了1936年頒布的《五五憲草》的總統獨裁制，用憲法形式確立了國民黨對全國的集權統治。1947年1月1日，國民黨政府正式公布這部憲法，并規定從同年12月25日起施行。憲法公布后，立即遭到中國共產黨、民盟以及全國人民的同聲譴責，紛紛發表聲明不予承認。

制憲國大之后，國民黨于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在南京召開了行憲國大，其中心議題是選舉國民黨政府的總統和副總統。4月4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會上表示不競選總統，其真實意圖是嫌總統權力受到限制。4月5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張群提出的“賦予總統以緊急處置權”的建議后，蔣介石才表示接受全會決定。4月19日，國民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統。在選舉副總統時，國民黨內部各派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經過四次選舉，李宗仁當選。5月20日，蔣介石、李宗仁就任國民黨政府總統和副總統。制憲國大與行憲國大清楚表明，國民黨從“訓政”到“憲政”，表面上是要“還政于民”，實質是繼續頑固堅持一黨獨裁專政。

1947年3月，蔣介石強迫中國共產黨在南京、上海、重慶等地擔任談判聯絡工作的代表和工作人員全部撤退。中國共產黨代表在撤退前，將南京、上海、重慶等地的房屋、財產全部交由民盟代管。民盟總部遷入南京梅園新村30號中國共產黨辦事處工作，民盟部分領導人也進入上海馬思南路中國共產黨辦事處工作。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從國民黨統治區撤退之后，民盟便成為國民黨的主要壓迫對象。當年7月1日，蔣介石發布《動員戡亂令》。國統區的宣傳機構隨即向民盟進攻，謾罵民盟為“奸盟”，盟員為“奸匪”，“為中國共產黨操縱指使之工具”。孫科在記者招待會上對民盟進行恫嚇，說“反內戰就是反政府，反政府就按照處置共產黨辦法處置”。民盟在重慶、西安、昆明等地的機關報紙和刊物先后在幾個月內被封閉。1947年10月初，國民黨捏造了一個“販賣毒品”的罪名，逮捕了民盟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杜斌丞。民盟總部一直通過合法手續向蔣介石請求釋放，被置之不理。10月7日，蔣介石突然以“中國共產黨關中地委負責人”、“勾結匪軍，密謀暴動，販賣煙毒”等莫須有的誣陷罪名，把杜斌丞公開殺害了。

一年以前國民黨特務殺害了民盟負責人李公樸、聞一多，采取的是暗殺手段，事后國民黨還假裝追查懲兇。這次對杜斌丞則以通“共匪”的罪名公開殺害。這件事給了民盟很大的震動。民盟當時仍然以合法手續向蔣介石提出書面嚴重抗議，同時張瀾以主席的名義在報上登了一個公開聲明，“將案情訴諸全國及全世界之公道與正義”。蔣介石均置之不理。

山雨欲來風滿樓。10月中旬以后，國民黨動員各地的御用團體開始在報上叫囂要求解散民盟。陶希圣甚至辱罵民盟是“張邦昌、石敬瑭、鄭孝胥、趙欣伯”。10月20日，民盟南京梅園新村總部突然被包圍，民盟人員的行動被跟蹤監視。

1947年10月28日，國民黨中央社發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聲明，聲稱：查民主同盟勾結“共匪”，參加叛亂，早為國人所注意，茲迭據各地負責治安機關先后報告，其顯著事實，如該盟派駱賓基在東北策動東北之軍事叛亂，與在西北之負責人策動孔從周等叛變，并煽動五月學潮及上海工潮，皆暗與共黨之軍事行動相呼應。政府頒布動員戡亂命令后，該盟香港及馬來之支部公開宣言反抗，顯與“共匪”勾結一氣。最近該盟重要分子李蔭楓在川省招致匪徒，圖謀暴動，以響應“共匪”李先念殘部之竄擾。其他公然作叛亂宣傳掩護“共匪”之間諜活動，皆罪證確鑿，政府對此不承認國家憲法、企圖顛覆政府之非法團體，不能坐視不理。證之“共匪”近來四處流竄，益形猖獗，而該盟分子亦無不到處活動，互為聲援。如不立加遏制，后方治安在在堪虞。本部職責所在，對此在“匪區”則助長叛亂，在后方則為“共匪”聲援之不法團體，不得不采取適當處置。茲政府已將該“民主同盟”宣布為非法團體，今后各地治安機關，對于該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動，自應依據妨害國家戡亂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及“后方共產黨處置辦法”嚴加取締，以遏亂萌，而維治安。10月29日國民黨中央社發表了所謂民盟參加叛亂的經過的報道。國統區各地軍警機關陸續公布取締民盟活動的辦法，限令民盟成員登記自首。

在國民黨政府的高壓下，11月6日，民盟中央主席張瀾被迫發表“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解散公告”，民建、農工黨等民主黨派也被迫轉入地下。

抗戰勝利后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均占據領導地位的國民黨，在一系列反民主、反人民的倒行逆施之下，終于失盡民心，也失去了民主黨派對它的耐心，并通過高壓政策粉碎了民主黨派走中間路線的幻夢，最終使民主黨派走到了中國共產黨一邊。

（選自《讓歷史告訴未來》，主編：朱維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