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郵電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張國輝

一些海外學者對中國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關系的研究深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中國的經驗事實。在西方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中，自由主義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在這一理論框架下，自由民主制被視為一種具有普適性的制度安排，是所有國家都將達到的“歷史的終結點”。這樣一種意識形態顯然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產物，反映著占據統治地位的西方資產階級的利益，體現了西方在全球學術界的話語霸權。自由主義的話語霸權直接導致了很多學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誤解，并得出似是而非甚至荒誕的結論。

具體就中國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這一議題而言，海外學術界存在著以下三種錯誤觀點。

一是將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歸因于自由市場體制，進而將計劃經濟視為停滯和落后的。

二是將西方式的民主化視為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唯一方向。新西蘭奧克蘭大學的張勇進指出，當代中國正在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但“中國政府與基于自由主義原則的經濟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匹配”，這是中國作為全球化國家的局限性。

三是將“實事求是”視為一種實用主義原則。美國學者鮑瑞嘉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種“實用主義”，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能為新時期的中國提供有價值的引導。美國學者史蒂芬·T·阿斯瑪認為，中國在內政和外交領域的各項政策都是實用主義的體現，這種實用主義與非世俗化的儒家倫理極其契合。

上述錯誤觀點的本質在于，這些學者過于迷信自由市場的作用，看不到計劃經濟年代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的長遠意義，無視五年規劃、國有企業、農村集體所有制等社會主義要素在當代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錯誤地理解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曲解了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沒有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在維護國家統一、推動經濟發展中的不可替代作用；機械地理解馬克思主義，沒有認識到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靈魂，將眼光狹隘地集中于黨的領導地位，而非中國的發展成就。

之所以會出現上述認知錯誤，是因為這些學者在價值觀上帶有嚴重的“西方中心主義”，他們將自由資本主義視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線性演進的唯一方向，完全不顧及中國特殊的歷史文化和現實國情。他們缺乏一種辯證的精神，無論是對資本主義的理解，還是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都帶有僵化、刻板的思維，難以真正認識中國社會主義自我改革的實質和要義。這些學者對中國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理解都缺乏一種大歷史的眼光，沒有認識到或不愿承認計劃經濟年代的偉大成就，以及這種成就對于中國長期發展的深遠意義，由此導致他們對中國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關系的誤解和偏見。當然，這種誤解背后可能還隱藏著一種話語的權力，即通過歷史虛無主義的話語來誘導中國的制度變革，以實現西方的權力和利益的最大化。

對于海外學者圍繞中國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研究，中國學界必須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一方面，海外學者對中國的關注本身就意味著中國影響力的擴大。中國經驗已經成為世界學術界的研究重心，海外學者的研究與中國本土學者的研究有可能形成良性的互動。海外中國學正在經歷空前的繁榮與發展的新時期，這是中國話語體系建設的重要機遇。另一方面，海外中國學研究的競爭趨于激烈，在中國學者尚未就中國經驗提出有說服力的理論話語的情況下，海外學者正在進入這一領域，爭奪解釋中國經驗的第一話語權，換言之，有關中國經驗的話語權存在委于他人之口的風險。馬克思曾經說過：“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中國學者必須時刻記住這一警示，更加主動、更加努力地投入到中國話語體系建設這一事業中來，在與海外學者的對話、爭鳴與合作中完成中國話語體系的建設，為世界的未來提供有影響力的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