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寧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某派出所民警詹某擅自利用公安信息系統幫人查住址等個人信息，導致女子趙某被前男友況某找上門并殺死在暫住地內。日前，詹某被寧波市鎮海區法院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3個月，緩刑1年6個月。

僅是幫助他人查詢了前女友的住址，卻不想釀成了一場情殺，這是讓民警詹某始料未及的。但這樣的極端悲劇，卻讓人直觀地看到個人信息泄露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現在，盡管詹某已經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法律代價，但對信息泄露的“內鬼”加強防范之手，依舊不容松懈。

有關行業“內鬼”非法泄露和兜售個人信息的現象，或明或暗，相信公眾都不會陌生。日常生活中，比較典型的就是像快遞、購房、上網等環節中個人信息容易被出賣，而其中“內鬼”的嫌疑很大。此前有媒體發布的一項統計顯示，2016年全國公安機關共偵破網絡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件2100多起，抓獲犯罪嫌疑人5000多人，其中行業內部的人員就達450多人，而這些被查處的，很可能只是現實情況的冰山一角。

相較于一些掌握消費者個人信息的企業，那些存儲大量公民個人信息的公共部門一旦泄露個人信息，其危害性其實更值得警惕。一方面，公共部門所掌握和存儲的個人信息往往最全面，且一旦泄露，很有可能是成系統的，傷害面極大。另一方面，一些公共部門和履行一定公共職能的機構不僅存儲有大量個人信息，而且還能反向查詢更多公民隱私信息，若出現“內鬼”，其對個人信息權益的侵害程度可想而知。

上述案件中，涉事民警只是利用當天在派出所大廳值班的機會，使用其他民警插在值班大廳的電腦主機上的數字證書，就直接調取了被查詢者的住址信息和開房記錄，整個過程可謂是異常輕松。這種隨意查詢的便利與個人信息保護的重要性，構成了一種鮮明的反差，甚至可以說，至少在這起事件中，我們看不到涉事派出所對“內鬼”有任何的防范制度。這樣的制度狀況是否合理，顯然值得疑問。

退一步講，若這一查詢最終沒有引發慘案，是否就意味著永遠不會被發現？在一個網絡問答上，有疑似警方背景的人士就此事發表看法，稱自己工作中碰到來求助查隱私的，一律登記并用執法儀錄音錄像甚至筆錄備案，以證實情況和規避風險，對私人來找的一律以權限不夠回絕。按理說，這應該是對每個執法者的要求，但這一點若僅僅是靠個人自覺，顯然很不可靠，制度性的防范才是王道。比如，查詢權限的歸屬，就應該確保辦公效率和隱私保護的平衡，不能隨意化，并對涉及公民個人信息的查詢設置留痕程序，保證透明度，做到誰查詢誰負責。

個人信息保護，就應該明確“掌握的信息量越大責任越大”的原則。在這方面，公共部門更應該帶好頭，無論是對信息存儲保護的技術投入，還是對“內鬼”的防范程度，都應該與其掌握的個人信息規模相匹配。民警違規幫查住址最終釀悲劇，這樣的個案不應該只是為個人敲響警鐘，更是對公共部門個人信息保護責任的一次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