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清建設運維這筆“經濟賬”

調研組在調研中發現，農村人口居住分散、情況多樣復雜，較之城市集中建設、運行、維護的環保設施往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如何才能讓農村環保設施建得起來，并在建起來后避免出現設施只是“曬曬太陽”成了擺設的問題？為此，調研組一路上都在算著這筆經濟賬。

虞宅鄉是浙江省浦江縣水晶產業的發源地，當地的新光村是有名的水晶加工專業村，曾有316家家庭作坊式水晶加工戶，加工廢水處理不規范，直接排入下水道或水溝，讓清澈的繞村小溪變成了一條長年淤塞著工業廢料的“牛奶河”。如今，這里污水直排現象已經不見了蹤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污水處理工程。

這套污水處理系統投入多大？“16萬余元建堰壩，攔截上游垃圾及漂浮物；70余萬元建設截污納管工程和全村污水管道，為農戶改廁57個并建設污水處理終端……”調研中，村干部給調研組一筆一筆算起了設施成本，建成后，治污還有一筆細賬：每年每戶80元的污水處理費、每年每畝1700元的濕地維護費、24小時不間斷運行的電費……

在走訪南京市高淳區期間，當地也給調研組算了一筆賬：在農村生活垃圾處理上，江蘇省對當地每村每年補助1萬元，南京市補助每村每年10萬—12萬元，但這些都僅作為日常維護費用，目前并沒有垃圾分類等方面的補助，而鎮街、村集體財力有限，在保障設施建設、運行服務上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更嚴重的是，有些地區由于對城鄉一體發展趨勢預測不足，自然村落常住人口逐年減少，生活污水收集不足，導致運行成本加大，再加上缺乏專業運行力量，農村治污工程常常難以為繼。

“設施建設的時候就要考慮后期的維護。”九三學社江蘇省委主委、江蘇省住建廳廳長周嵐表示，目前資金問題已成為制約鄉村環境治理的一個瓶頸，“以100戶左右中等規模村莊為例，即使不含管網費用，一個成本較低的小型農村生活污水相對集中處理設施建設成本也約為30萬—50萬元。” 周嵐建議，在不能增加村級債務和負擔的前提下，國家應加大資金投入。

“農村污水集中處理必須要掌握好‘度’的問題。”在浙江、江蘇一路走訪下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賴明認為農村建設運維成本的賬必須要算好，不同地區人口的密度必須納入考慮范圍，“在一些人口稀疏的區域，且不說建設投入就可能達到三四百萬，后期運維更是成本高昂，如果不規劃好，很難實現可持續運營。”

治污離不開社會力量參與

在江蘇省常熟市生活污水處理監控中心，工作人員在系統顯示的地圖上點開了一個叫“蘇家尖”的村子，該村分散式污水處理設施的圖像就立馬顯示在了大屏幕上，風機、水泵的運行狀態一目了然，還能進行分析統計，判斷故障原因、生成運營報表。

事實上，這個監控中心有兩套監控平臺：集中式監控平臺用來監控全市11座生活污水處理廠的運行情況和參數，另一套農村分散式監控平臺則用于全天候真實反映全市分散式處理設施的運行情況。

“由于村莊生活污水分散、量小、水質水量不穩定，污水收集節點多、收集難，且鄉村基礎、技術、管理能力相對薄弱，因此不能簡單復制和套用城鎮污水處理模式和技術。”當地工作人員介紹，常熟在全國首推了農村分散污水治理PPP項目，由項目公司全過程、一體化負責項目融資、設計、建設以及設施運營維護，政府則以支付污水服務費的方式購買服務，并委托第三方對村莊生活污水處理設施運行狀況進行評估。

針對農村不同于城市的實際情況，江蘇省要求各地積極探索EPC、PPP、政府購買服務等形式，通過項目整體打包、規模建設吸引優質專業企業參與村莊生活污水治理設計、施工安裝、運行維護等全過程建設管理。同時，鼓勵各地建立按效果付費的績效評價制度，經營期內由政府委托第三方對出水水質進行抽樣檢測，并根據抽檢結果支付費用。

然而，調研中發現，目前社會資本總體上參與度不高。“當下環境治理市場主體培育還不夠。”浙江省環保廳相關負責人介紹，盡管浙江省農村環境治理已初步建立起“政府主導、村民參與、社會支持”的投入機制，“但由于農村環境治理投資回報機制不健全，社會資金參與農村環保積極性不高，制約了農村環境治理市場主體培育和發展。”

“其實，鄉村環境治理并非只是‘燒錢’。”調研組也發現，農村環境治理帶來的良好生態環境，催生了農家樂民宿、養老養生、觀光休閑、采摘體驗等綠色新業態，推動了農村活態文化、眾創空間等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帶動廣大農民創業就業和增收致富。據統計，目前浙江省農家樂經營農戶達到1.6萬人，從業人員14.8萬人，年接待游客2億多人次，營業總收入220多億元。

“因此，鄉村環境治理要處理好政府、市場、農民之間的關系。” 武維華表示，鄉村環境綜合治理，要從國家到省市縣統籌謀劃、科學協調，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現象。

“政府干、農民看”難題亟待破解

“跟城里不一樣，我們這里的垃圾就分為‘可爛’和‘不可爛’，農民們一看就懂。”在浙江諸暨市楓橋鎮楓源村，當地干部帶著調研組一行實地察看了生活垃圾的分類情況。據介紹，浙江的農村許多地方都基本建立了“戶分、村收、鎮轉運（處理）”的模式，農戶在源頭上按可爛的廚余垃圾、不可爛的其他垃圾“兩分法”分類，通俗易懂且符合農村實際，村保潔員負責定時上門收集，此時再按“四分法”進行分揀，進入處置站或中轉站后由進倉管理員進行三次分揀。

“每一個細節都要考慮到位，只有讓村民覺得方便易行，垃圾分類才能推得動。”在浦江縣的浦陽街道，當地干部介紹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為了避免村民倒垃圾時連同垃圾袋一起放入垃圾桶，會為其配置一把小刀，方便其劃開垃圾袋倒垃圾。

“當前，廣大農民的環保意識雖總體上日益增強，但農村環保工作‘政府干、農民看’的局面仍未扭轉。”浙江省環保廳相關負責人在介紹情況時表示，如何充分發揮村民的主體作用，是政府在推進鄉村環境治理時必須統籌考慮的問題。

對此，隨行的中國環境資源法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周柯表示，“鄉村環境治理不能只有自上而下的政府引領，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村民、基層組織、社會力量的參與。” 調研中，浙江、江蘇兩省許多地方都針對農村不少人亂扔垃圾及亂扔廢棄物的陋習，通過村規民約加以約束，探索以村規民約建立相互監督機制。

“事實上，當前由于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不同地區的農民在人居環境方面的意識存在巨大差異。”作為調研組成員的生態環境部水環境管理司副司長李蕾表示，此次調研的江南地區有其自身特點，經驗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搬，“一定不能一刀切，國家在各地治理鄉村環境必須分類指導、因需施策。”

“在鄉村環境治理中許多問題其實是交織在一起的。” 邵鴻也以鄉村環境治理中的宣傳教育為例表示，這其中就關系到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基層組織作用充分發揮等方面，“需要進一步統籌謀劃、創新思路、破解難題。”

（來源：人民日報；記者：張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