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12”汶川地震救災工作中，應急社會動員機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0年來，隨著社會的發展與變化，應急社會動員機制也得到長足發展。

“動員”一詞來自于軍事領域，本意是部隊出征前的集結、準備與士氣提振行動。后來，它被用來泛指圍繞某個重大行動而調集人力、物力與財力的活動。

在長期的革命戰爭與建設事業中，我國積累了豐富的動員經驗。例如，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的1952年，毛澤東為全國第二次衛生工作會議題詞：“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細菌戰爭”。于是，全國上下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衛生運動。從本質上，它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政治動員，體現了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也與當時我國社會的高度整體化特點密切相關。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進入了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時期。在經濟活力被釋放的同時，社會也出現了巨大變化。由于戶籍制度對人的束縛作用逐漸式微，公民的流動性增強。同時，隨著“單位制”社會瓦解，民眾從“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加之人的思想觀念更加多元、開放，既有的自上而下的動員模式遭遇一定的挑戰。

但是，當重大突發事件發生后，社會公眾受利他主義的驅使和支配，會出現公民角色擴張現象，自發地參與救災。

2008年被稱為“中國的志愿者元年”。是年，除了汶川地震，中國還經歷了南方暴風雪等巨災。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大批社會組織與志愿者向災區施以援手。在這些災難應對過程中，應急管理學界在反思：巨災的應對必須體現全社會共同治理的理念，必須廣泛開展社會動員。在此后的10年中，應急社會動員機制在中國逐漸健全，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應急社會動員從自上而下的政府對社會動員演變為從自上而下的政府對社會動員+自下而上的社會自我動員。由于現代化治理理念的深入人心與社會組織的發展壯大，社會的自我動員能力不斷增強。在巨災的應對中，政府除了動員體制內力量，還要接納、借助大量體制外的自發型社會力量。

第二，應急社會動員從緊急情況下的社會動員轉變為常態化的社會動員。無疑，后者形成、積蓄了緊急情況下可資動員的潛力，并起到了削減風險的效果。例如，在易發生火災的林區，政府通過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防范與控制森林火災。

第三，應急社會動員從應急響應階段逐步拓展到應急管理的全過程，涵蓋減緩、準備、響應、恢復等四個階段。事實證明，在風險防范、災后心理干預中，社會力量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因為他們的行動更有持久性和針對性。

第四，應急社會動員的重心降低，基層社會單元，如城市社區與農村的行政村，成為動員的“主戰場”。隨著“安全社區”“防災社區”的建設，公共安全的理念與意識逐漸被滲透、傳播給廣大的社會公眾。

第五，應急社會動員的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公眾借助互聯網技術，通過微信、微博等即時通訊軟件自發地進行動員。例如，在北京“7·21”暴雨中，望京社區的公眾通過手機相互聯絡，自發地開車到機場接運被滯留的旅客。

今天，我國應急管理體制被刷新，組建了新的應急管理部，以統籌自然災害與事故災難的應對。未來，社會動員機制建設會進一步得到重視。這是因為：在邁向后工業社會的進程中，我國所面對的突發事件越發具有非常規性，其中許多都是表現出高度復雜與不確定特征的巨災、極端事件或新型風險。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可以廣泛地汲取民智、民力，形成無縫隙的響應網絡，釋放出應對非常規突發事件所需要的靈活性和適應性。

今天的突發事件跨越區域、地域與領域，表現出極強的流動性、彌散性、滲透性。我們建議，國家成立高層次的“中央應急委員會”，并將辦公室設在應急管理部。這樣，應急管理部就更有能力協調各相關應急部門，更好地推動應急社會動員機制的建設。此外，解放軍、武警、民兵預備役素為我國應急救援的生力軍和突擊隊。在新軍改的背景下，應急管理部應深入探索如何強化軍地協同救災機制，并將其與社會動員機制相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