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各地競相出臺吸引人才政策,有利于各地經濟邁向高質量,產業邁向中高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要注意,招才引智一定要尊重規律,結合實際,不能盲目效仿,不顧當地產業發展需求、公共資源承載能力,更不能把引人政策與房地產調控相捆綁——

最近一個時期,很多城市密集出臺了一些引人引智重大舉措,引發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如何看待多座城市短時間內吸引人才的政策,其背后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又會帶來哪些影響?

在國家發改委政研室第二期“215經濟茶座”上,來自知名高校、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與發改委相關司局負責人深入探討了相關問題。大家認為,各地招才引智的基本出發點是好的,特別是對于各地強化創新驅動意識、提升對高質量發展認識、轉變發展理念,有其積極的一面,但同時也要加強對相關政策舉措的跟蹤評估、引導和糾偏,既著眼于當前,也要統籌謀劃長遠,既要盡力而為,又要結合地方實際,量力而行。

競相吸引人才有其合理性

據不完全統計,自去年2月份武漢“雙百萬”計劃實施以來,已有40多座城市先后啟動了人才引進政策。截至目前,不僅國家批復的9座中心城市全部參與其中,長沙、杭州等部分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也紛紛加入其中。

“各地競相吸引人才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主要是引人的目標發生了變化。”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秘書長李震表示,此前的人才競爭,大多集中在一般勞動力的競爭,此次主要是針對青年才俊和大學生,這部分群體數量眾多,關注度高。一些地方為了吸引人才,在戶籍、社保等制度上較以往有較大突破。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戰略與規劃研究室主任譚永生認為,爭搶人才出現有其合理性,從以前的“以物為本”轉向現在的“以人為本”,一定程度上說明各級政府的觀念正在轉變,已經認識到“引人”的重要性,這一點值得肯定。

“改革開放40年濃縮了一個國家從低收入水平、勞動力富裕的狀態過渡到中等收入國家的過程。在這個邏輯框架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必然帶來一些具有時代特色的社會現象,這正是各地競相吸引人才現象的社會背景。”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都陽說。

都陽表示,勞動和資本是兩種最基本的生產要素,當勞動力無限供給時,其價格是極其便宜的,但隨著工資上漲并逐步超過資本價格,生產者就會考慮一些要素替代,比如用知識、技術等來代替勞動。“我們連續兩年對1000多家企業的調查發現,使用工業機器人的企業比重已接近10%,使用自動化設備的企業超過40%,這表明對簡單勞動的替代已較為普遍。與此相對應,一些高增加值的部門對知識和技能的需求也在增加,這也是各地競相吸引人才現象出現的原因之一。”

吸引人才切不可盲目效仿

各地競相吸引人才雖有其合理性,但一哄而上、盲目效仿的做法,其產生的負面影響同樣不容忽視。

“運動式地引進人才,對于城市公共設施、基本社會公共服務帶來了很大壓力。”李震表示,最先發起吸引人才的幾座城市嘗到了甜頭,由此引發了不少城市紛紛效仿,但這種效仿并沒有很好地與地方實際相結合,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比如當地有限的交通、教育、醫療等資源并不能滿足大規模人口的進入,其公共服務均衡性、可及性的欠缺在短期內都無法解決。

同時,產業集聚與人才結構之間的錯位,也會導致“用人”效率的低下。對此,一個基本共識是,人才不光是要引進來,更要留下來、用起來。人才黏性如何實現?李震認為,如果一座城市的人力資源結構低于產業結構,就可能會出現“一方面有活沒人干、另一方面有人無活干”的狀況,城市發展過程中,要優先確立合理的人力資源結構,這個結構應該適度超前于城市產業結構需求。

各地引人政策的同質化,是當前各地競相吸引人才面臨的另一個突出問題,一些地方因短時間內涌入大量人才準備不足,不得不對政策修修補補。“為政策‘打補丁’,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策的嚴肅性,對吸引人才的公平性、公正性產生了負面影響。”譚永生說。

從區域協調發展的角度看,迅速升溫的招才引智政策還容易產生虹吸效應,勢必加劇區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第三方評估表明,從2013年至2016年間,全國661座城市有115座城區人口是下降的。”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牛犁表示,目前中小城市和小縣城本來就面臨產業結構不足、人口外流等問題,以大規模城市化的方式取代城鎮化,會給其發展帶來更多擠壓和挑戰。

此外,各地競相吸引人才還可能會對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等國家戰略的實施和推進產生不利影響,特別是發達地區及大城市開出的優厚條件,讓一些省份特別是西部省份在吸引人才上處于不利狀態,這都需要有關方面密切關注并積極應對。

引人引智要尊重客觀規律

“從發展趨勢來看,人才發展歷程可形象地概括為早期的‘人才自己跑’、后來的‘企業跑’、現在的‘政府跑’三個階段,但是‘政府跑’存在著一些問題,一些地方在決策過程中缺乏必要的論證和準備。”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楊偉國說。

在楊偉國看來,當前國內人才競爭大多局限于橫向競爭。但歸根結底,政府還是要加大力度培養人才,只有有了更多的人才存量,才會有更多選擇的可能性。

然而,人才培養需要一定的周期,當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人才流動可能產生較大的不平衡時,這就需要國家層面實行引導。牛犁表示,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大中央層面轉移支付的支持力度,提升失衡地區的保障水平,另一方面,要把存量的人力資源盤活,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其作用。

譚永生也建議,可將西部吸引人才納入宏觀調控范疇并給予傾斜性政策支持,可通過設立西部人才發展基金等方式,為西部地區引人引智提供必要保障。

“在吸引人才方面,應該鼓勵地方政府之間相互競爭,但同時也要加強政策引導和糾偏。”李震舉例說,“有些地方在引進人才的初期想法是好的,但人才引入后動機就發生了變化,有些地方甚至將引人政策與房地產調控相捆綁,這類做法要糾偏。”

“在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過程中,人才政策取向到底是什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向。如果體制機制因素阻礙其實現,則需要在下一步改革中加以解決。”都陽說。

從人口到勞動力,從人力資源到人力資本,人才概念的演進,不斷強化著“人才是第一資源”的科學論斷。專家表示,對于當前各地競相出臺的招攬人才政策,要認真分析,加強研判,尊重客觀規律,既要盡力而為,也要量力而行,真正讓人才成為各地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記者 顧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