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西亞北非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當代史創新團隊首席專家,上海大學兼職教授 王健

■古絲綢之路不僅是商貿大道,而且是文化走廊,更是文明之路、開放之路。它既促進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與共同發展,又促進各國、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積淀了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廣義的古絲綢之路涉及空間、時間、內涵三大方面,即空間上交通線路的多元性和延續性、時間上興衰沉浮的連續性和間斷性、內涵上公共產品的多門類和復雜性

■面對需要新動力的世界經濟、需要普惠平衡的發展和有待彌合的貧富差距,中國適時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它本質上是建立在互聯互通基礎上的全球化,致力于通過政策溝通、民心相通等來解決文明沖突問題。與過去少數國家受益的模式不同,始終重視相關國家的戰略對接、優勢互補以及共同受益;與過去的沿海開放發達、內陸封閉落后不同,始終注重通過陸海聯通賦予內陸地區更多的發展機遇

作為東西方交流溝通的大通道,古絲綢之路是連接歐亞大陸的經濟、文化、民族、宗教紐帶。它的內涵和外延,隨著歷史變遷而得到豐富拓展。在大航海時代和近代民族國家出現前,古絲綢之路在全球化歷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此后,世界上出現了更大范圍的交流與融合。但這一輪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全球化,最突出的問題表現在全球性的發展不平衡:一是國家和地區發展不平衡,二是文化交往的不對等、不平衡。

對此,有觀點將問題的出現一味歸咎于經濟全球化。歷史地看,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它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以及各國人民交往。但它也是一把“雙刃劍”,尤其是在世界經濟處于下行期的時候,需要被更好地適應和引導,以此來消解因“蛋糕”變小而引發的增長和分配、資本和勞動、效率和公平等矛盾。

在此大背景下,中國的戰略選擇是“在游泳中學會游泳”,積極利用一切機遇,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以合作應對種種挑戰,進而引導經濟全球化穩步前行。這里面,“一帶一路”無疑為解決全球性的發展不平衡難題提供了一條可行路徑。

除了中部綠洲之路,還有過北方草原之路和南方海上之路

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中國親歷旅行記》一書中,把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西域交通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1910年,德國史學家赫爾曼從文獻角度出發重新考慮“絲綢之路”的概念,并在《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絲綢古道》一書中提出,“應該把這個名稱的含義延伸到通往遙遠的敘利亞的道路上”。向西延伸至敘利亞,是絲綢之路空間的進一步擴大,是人們認知進步的體現。

事實上,張騫鑿空西域后,中國的絲綢還運到了羅馬帝國境內。后來的外國探險家,如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和科茲洛夫、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國的斯坦因、德國的勒柯克、法國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等,相繼在古絲綢之路上探險,不斷發現新的文物古跡,進一步證明、豐富和發展著李希霍芬、赫爾曼等人關于“絲綢之路”的概念。

具體來看,廣義的古絲綢之路涉及空間、時間、內涵三大方面,即空間上交通線路的多元性和延續性、時間上興衰沉浮的連續性和間斷性、內涵上公共產品的多門類和復雜性。

廣義的古絲綢之路空間上涵蓋陸地、海洋兩個地緣空間。除了發揮主導性作用的中部綠洲之路,還有北方草原之路和南方海上之路。草原絲綢之路是由中原地區向北越長城至塞外,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通向歐洲的陸路主干線。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向西亞、歐洲運輸的貨物,除了絲綢之外,皮毛占大宗,故這條路線又稱為“皮毛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由東海航線和南海航線兩大干線組成,前者通向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后者通往東南亞及印度洋地區。在連接陸路和海路之間,還有一條重要的西南絲綢之路。這是中印兩個文明古國最早的聯系紐帶,深藏于高山密林之間。這條貿易、文化通衢,包括茶馬古道、“蜀身毒道”等。

廣義的古絲綢之路時間上可上溯至先秦時期,自西漢形成,經東漢發展和魏晉曲折,到唐朝興盛,再及宋元,直到明代初期衰落,下延至清代、近代,構成了一個漫長的時間闊度與延續。由此,也就產生了當代“一帶一路”的傳承、銜接。

廣義的古絲綢之路還遠遠超出了絲綢交易的范圍,成為東西方文明交匯的橋梁。它溝通了古代異質文化之間的往來,包括開展商品貿易、共享技術發明、包容多元宗教、傳播文明理念、營銷國家形象與提供公共產品等。特別是,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金銀、文學、技藝以及“四大發明”(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經中亞、西亞輾轉傳往歐洲;而東羅馬、阿拉伯、波斯、中亞諸國、印度的傳統風俗、天文、歷法、醫藥、音樂、舞蹈、繪畫、雕塑等各種技術、藝術也逐漸為東方國家所了解。這有力地促進了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對相關國家的發展繁榮和各民族的認識交流產生了巨大的作用。

因此,古絲綢之路不僅是商貿大道,而且是文化走廊,更是文明之路、開放之路。它既促進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與共同發展,又促進各國、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積淀了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對當下的“一帶一路”建設仍有著鮮活的借鑒意義。

大航海時代的全球化,存在地區發展和文化交往的不平衡

陸上絲綢之路受戰爭的影響時斷時續,直到15世紀末中亞被奧斯曼帝國控制,陸路貿易日漸沒落,步入低潮期。1453年,是人類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這一年,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攻陷,東羅馬帝國滅亡。之后,土耳其人逐漸控制了中亞地區,并試圖獨占商路利潤,史稱“奧斯曼之墻”。陸路受阻成為推動葡萄牙等西歐國家開辟新的海上貿易航道的動因。由此,大航海時代逐漸來臨,世界開始真正連為一體。

地理大發現拓展了人類的時空視野。殖民掠奪、商業革命和價格革命促使資本原始積累,新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催生世界市場與全球交往,加之歐美工業革命的完成,齊力把人類社會推進了“世界歷史”時代,開啟了海洋型的全球化。

在此過程中,移民浪潮、疾病傳播、異質文化擴散與碰撞、世俗與宗教帝國權力變遷、軍事戰爭,從不同角度、不同領域詮釋著全球化;世界交往也在西方列強的主導下呈現出整體性、聯系性、流動性、網絡化的特征。

但是,這一輪的全球化發展也存在不少問題。除了跨地區、跨國界的環境、資源、人口、糧食、金融危機、毒品、走私、疾病等全球性問題,還存在地區發展和文化交往的不平衡問題。

網絡上流傳的地球入夜燈火分布圖顯示,北美、西歐、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沿海地區燈火輝煌,這是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地方;而內陸地區的廣大范圍仍然是暗淡一片,那里是尚未實現現代化的地方,有些甚至還生活在“貧困的黑暗”中。從全球化的總體收益來看,沿海國家大于內陸國家,一個國家內部的沿海地區大于內陸地區,沿海重要港口城市大于沿海一般城市。這種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全球不公正、不平等加劇。

隨著全球化進程中矛盾的累積和弊端的顯露,反全球化力量日漸匯聚,且愈演愈烈。不僅是在全球化過程中受沖擊或被邊緣化的發展中國家反對呼聲較高,而且發達國家內部利益受損的階層、民眾及“中左翼”政治精英也逐漸加入抗議的行列。從區域分布來看,國家或地區反全球化力量主要來自內陸地區。這從英國脫離歐洲和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來自內陸地區,是互為印證的。

再以2016年美國大選為例,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和南部的廣大區域,反移民、反全球化、反“政治正確”、要求“美國第一”是他們的主要標簽。有意思的是,五大湖周邊的賓夕法尼亞州、威斯康星州和俄亥俄州過去都是藍州(偏向民主黨),這次卻同時“翻紅”。這些地方的傳統工業部門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相關員工的就業、福利等在這一輪生產要素全球流動中受到了沖擊。

在此大背景下,美國的中產人群近半個世紀以來在持續萎縮,近20年來收入亦有降無增。藍領階層的衰落更為嚴重,目前美國陷入貧困階層的人口達到4700萬。特朗普以“恐怖的時代”“憤怒的時代”“糟糕透了的時代”來形容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并用讓美國再度“富裕、安全、強大”的口號成功地吸引到了這些“沉默的大多數”。

這一輪全球化經濟發展空間不平衡的背后,還潛藏著文化交往的不平等、不對等。大航海時代的全球化是一種帝國殖民化的全球化,帶來了全球范圍內的幾次移民浪潮。移民本身也是一種文化的交流。但是,由于缺乏對文化的平等理解和深入對話,文化沖突正在加劇甚至出現對抗。因此,移民比較集中且沒有處理好文化融合問題的地區,亦是反對全球化的大本營。

“一帶一路”助推全球化更加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和互鑒性

面對需要新動力的世界經濟、需要普惠平衡的發展和有待彌合的貧富差距,中國適時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它本質上是建立在互聯互通基礎上的全球化,包括基礎設施、交通工具、信息手段的互聯互通。同時,致力于通過政策溝通、民心相通等來解決文明沖突問題,從而使新一輪全球化更加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和互鑒性,進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傳統的全球化中,貿易和投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而有效的政策溝通和全球性公共產品相對緊缺。“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支持在貿易和投資領域采取更多的相向行動,而且積極推進貿易暢通、資金融通等制度性改革。這些領域的探索創新,有助于創造就業、鼓勵創新、增進福利并促進包容性增長。

除此之外,“一帶一路”還前瞻性地鼓勵全球互聯互通,包括設施、政策、文化等多個抓手。這個中國版全球化方案與以往金融自由化、泡沫化的導向模式不同的是,它始終著眼于基礎設施建設,引導資金投向實體經濟;與過去少數國家受益的模式不同,它始終重視“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戰略對接、優勢互補以及共同受益;與過去的沿海開放發達、內陸封閉落后不同,它始終注重通過陸海聯通賦予內陸地區更多的發展機遇。進一步來看,“一帶一路”致力于分享中國的發展理念、發展經驗,以推動新一輪全球化的深入開展。

一是設施的互聯互通,將“要想富,先修路”的理念全球化。

硬件上的互聯互通包括建立和加強相關國家伙伴關系,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復合型的互聯互通網絡,促進全球新價值鏈的生成。其中,高鐵等先進陸上交通設施,有助于解決內陸交通問題;海上港口建設的進一步加強,有助于提升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全球開放型經濟體系中的競爭力;信息技術設施的完善,有助于相關國家實現“彎道超車”,由封閉落后走向開放前沿。相關舉措使得新一輪全球化更加開放包容,既促進內陸和不發達地區的開放,又讓更多地區和人口納入全球化進程。

二是政策的互聯互通,將“有事好商量,好事一起辦”的理念全球化。

“一帶一路”建設不是要替代現有地區合作機制和倡議,而是要在已有基礎上推動相關國家實現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優勢互補。政策互聯互通既是開展務實合作的基礎,也是實現互利共贏的重要保障。“一帶一路”倡導健全長效化政策溝通機制和全方位政策溝通平臺。各國政策的有效對接有助于提高全球整體資源的有效利用,全球化短板的補齊則有助于提高公共產品的效用。同時,政策相通還可以加強全球化的協調,及時應對相關問題。相關舉措使得新一輪全球化合作更加高效,既促進各國的政策協調,而且能有效克服全球化短板、提高整體效率。

三是文化的互聯互通,將“人心齊,泰山移”的理念全球化。

國際紅十字會創始人杜楠有言:“真正的敵人不是我們的鄰國,而是饑餓、貧窮、無知、迷信和偏見。”“一帶一路”倡導包容與普惠、和平與發展,旨在用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激活相關國家的歷史記憶;通過互學互鑒、溝通對話,處理好文化沖突和融合問題;通過民間交往,努力培養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從而使得新一輪全球化更加和諧、更為趨同。

當前,“一帶一路”逐漸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愿景轉變為現實。它是世界夢和中國夢的有效聯結,必將引領新一輪全球化走向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