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要為那些受害者討回公道和尊嚴

——記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發起人童增

上個月，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參謁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并獻上花圈表示哀悼。福田康夫成為繼海部俊樹、村山富市、鳩山由紀夫之后，第四位參觀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的日本前首相。我外交部對此表態說：我們對日本國內有識之士正視歷史、呼吁和平之舉表示贊賞。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希望日方能夠認真重溫條約精神，將改善對華關系的積極意愿真正落到實處，同中方一道，共同努力，鞏固兩國關系的政治基礎，推動中日關系在和平友好合作的軌道上行穩致遠。

2003年9月18日，童增前往日本札幌法院為中國受害勞工出庭作證。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供圖

今年不僅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也是七七事變81周年、南京大屠殺81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不正視歷史，中日關系就會出問題。不可否認，日本一直存在著否認侵華歷史的勢力，他們不時沉渣泛起，給中日關系發展制造障礙。然而，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糾正這種偏差的力量也越來越強大。這里不僅僅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氣，更需要有識之士的不懈努力。在中國，就有這樣一些民間有識之士，他們不懈努力20多年，為日本侵華戰爭的受害者追索日本政府的賠償，上日本去打索賠官司。雖然這些官司被日本法院以種種理由判負，但日本法院最終也不得不認定南京大屠殺、平頂山慘案、“慰安婦”、被擄勞工、731部隊人體試驗和細菌戰、重慶大轟炸等日軍在華所犯戰爭罪行的事實，這對于改變日本社會對歷史的認知起到了很大作用。對此，就不能不從28年前開始致力于為中國受害者討公道的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的發起人童增先生說起。

“萬言書”引發民間對日索賠運動

1991年2月28日，全國兩會在北京召開，一位年輕人來到位于北京南城的全國人大信訪局，遞交了要求向日本索賠的“萬言書”。一位戴著“502”號胸牌的瘦高個女士把他引到里邊的一間屋子了解情況。她看了看“萬言書”，答應會向上級反映。

這位年輕人就是后來被稱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的童增。

1956年6月3日，童增出生于山城重慶。1978年恢復高考第二年，童增考上了四川大學經濟系，后又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攻讀經濟法碩士學位。他在北大成立了“北京大學臺灣研究會”并任會長。1990年4月，時任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學院教師的童增在《報刊文摘》上讀到一則不到300字的消息《歐洲重提戰爭賠款》，他由此受到啟發，從那時起便每天騎自行車到國家圖書館查閱資料，撰寫了《從歐洲提出受害賠償對中國的啟示》一文，后來修改為《中國要求日本“受害賠償”刻不容緩》，即“萬言書”。童增的“萬言書”首次提出將“戰爭賠償”與“受害賠償”區分開來，認為“中國民間受害者有向日本政府和企業進行索賠的權利”。

從當年8月開始，童增走遍北京各個報社和雜志社，希望能發表他的這一研究成果，卻屢屢碰壁。后來，他索性辭掉了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學院法學教研室主任的職務，除了每周4個學時講課之外，其他時間都用在了民間對日索賠這件事上。

山西“慰安婦”受害者駢煥英老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供圖

就在去全國人大信訪局的幾天之后，童增和他的學生陳健到人大代表駐地的門口，向晚飯后出來散步的人大代表遞交自己的“萬言書”。童增完全沒有想到他接觸到的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對他的“萬言書”內容都表示贊同和支持，這給了他很大鼓舞。后來，香港《明報》報道童增上書人大要求對日索賠的消息，并將童增的“萬言書”用一個整版的篇幅刊登；隨后，日本共同社駐北京分社記者對童增進行了采訪，并向日本發回報道；韓國聯合通訊社也從韓國打來電話，對童增進行采訪……

1991年5月20日，《法制日報》將童增“萬言書”中的理論部分《國際法上的戰爭賠償與受害賠償》予以發表，但文章沒有針對向日本索賠的內容，而《人民日報》《工人日報》《人民政協報》等十多家報紙轉載了這篇文章的主要觀點。1991年8月8日，童增、陳健、楊頤等108位中國公民通過日本駐華大使館向訪華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樹遞交“索賠書”，要求日本對侵華戰爭的中國受害者謝罪并對民間損失進行賠償。這是戰后中國民間首次要求來華訪問的日本首相對中國受害者進行謝罪、賠償。受這件事影響，同年8月14日，韓國金學順老人第一個以“慰安婦”受害者身份公開站了出來，向日本政府索賠。

1992年召開的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關于民間對日索賠的議案》由安徽代表王工等38位人大代表提出，被正式列入大會第七號議案；同時《關于向日本國索取受害賠償的議案》由貴州王錄生等32位人大代表聯名提出，被正式列入大會第十號議案。童增即刻在自己家里召開“新聞發布會”，把消息傳播到全世界。幾天后，童增又向媒體公開了有童增、陳健、楊頤、李定國、馮萬鈞、要建春、陶國峰、李秀平、于力、李成一等1萬名中國人簽名的致日本國會公開信，要求日本立法，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國二戰受害者謝罪、賠償，并首次要求日本天皇訪華時正式就日本侵華戰爭向中國人民道歉。

雖然提出對日索賠這件事在海外尤其是日本引起很大反響，但在國內則相對沉寂。1992年5月之后，由《青年參考》和其他兩家專業和地方媒體《中國經營報》《蜀報》相繼對童增提出的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萬言書”一事進行了報道，這些報道被國內一些讀者眾多的文摘類報紙轉載，遂引起轟動。此后幾年間，童增陸續收到近萬封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受害者來信，還有許多受害者或后人從全國各地到北京向他尋求支持和幫助。特別令童增感動的是，天津薊縣有兩位老夫妻，他們一路走到北京找到童增；武漢陳忠義老人到了北京后找不到童增，就在北京站外席地睡了5個晚上，直到第六天才找到他。童增后來說道，之所以一直堅持下來，就是因為身受千千萬萬個這些老人的重托，豈能不勠力而為。

童增沒有辜負這些戰爭受害者的期望和重托。他曾親自將一份長達12頁的關于7名中國“慰安婦”的索賠材料親自遞交到日本駐華使館，當時日本使館一名姓光岡的二秘接待了他。童增當時讓光岡寫了一張簽收的回執：“茲收到童增轉來的關于‘中國慰安婦’的索賠材料，共計12頁。”并具簽收者姓名及日期。此后，童增又兩次到日本駐華使館遞交其他類型的索賠書，日本使館的工作人員都接收了材料。童增還把3位韓籍“慰安婦”帶到了韓國駐中國大使館。這些老人都是當年被侵華日軍帶到中國來的，她們被強制手術切除子宮，終身不能生育，戰后她們在中國武漢留了下來。知道此事后，韓國一個黨派和民間團體與童增積極聯系，通過努力，讓這3位韓籍“慰安婦”回到離別50年的故鄉探親。

1994年，童增委托日本律師小野寺利孝代理中國受害者起訴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業的協議書。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供圖

“委托協議”促成12年“日本大審判”

戰后對于德國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戰犯的國際審判有“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但令世人沒有想到的是，在過了半個世紀之后，又由中國民間推動并促成了中國戰爭受害者狀告戰爭加害者的“日本大審判”。1994年7月，日本律師小野寺利孝首次到中國，參觀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他感到非常震驚。回到北京后，經日本共同社記者河野澈介紹，小野寺利孝拜訪了童增，他表示愿意幫助中國受害者起訴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業。他發誓說：“我現在50多歲，要立志打10年官司，打到60多歲。”童增聽了非常感動，當即與小野寺利孝簽署了委托代理協議。從此以后，以日本民主法律家協會所屬律師為主體組成的訪華法律調查團，開始聽取中國二戰受害者講述事實并調查取證。1994年9月，童增、李定國與小野寺利孝等日本律師正式確定了起訴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業的類別和原告，根據童增“萬言書”列出的日軍暴行類別，再從受害者給童增的來信中確定具體的原告，比如：大屠殺的原告確定為平頂山慘案幸存者方素榮、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徐紹亮、李秀英；強制勞工的幸存者李萬忠、劉連仁、趙宗仁等；731部隊人體試驗中國受害者遺屬王亦兵兄妹、敬蘭芝；無區別轟炸幸存者高雄飛；日軍性奴“慰安婦”山西的李秀梅、湖南的胡良侶等。

童增一次又一次組織中國的受害者與日本律師見面取證，在這個過程中，參加到索賠陣營的志愿者也越來越多。《工人日報》記者陳宗舜就自告奮勇帶日本律師小野寺利孝、女律師大森典子等前往山西太原與“慰安婦”見面取證。由于當時受害者所在的盂縣還不是對外國人開放旅行的地區，陳宗舜便獨自到盂縣與當地的志愿者張雙兵把4位“慰安婦”接到太原汾陽飯店與日本律師見面取證。而李定國、甄國田也將受害勞工接到白洋淀的一個酒店與日本律師見面取證；北京的宋航則將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徐紹亮等受害者介紹給日本律師見面取證。

幫助中國受害者打官司的日本律師團隊也隨著在日本各地訴訟的進行而逐漸壯大，后來最多增加到300多名律師，其中僅北海道就有律師70名。日本一些市民團體也對此予以道義上的支持，有10多萬名日本人簽名支持中國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中國的律師也受到鼓舞，以康健為代表的一批律師陸續參與到對日民間索賠的訴訟之中，他們帶領一批又一批中國受害者去日本各地起訴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業。

令人感喟的是，中國律師在幫助受害者打官司的過程中，有許多費用都是由個人墊付的。而相對于日本民間為幫助中國受害者打索賠官司而組成的二三百人規模的律師團，中國律師的力量則過于單薄。說到民間索賠，就不能不提到這一點：日本律師和民間團體對于中國民間索賠訴訟給予了重要支持，他們為此募集資金，有的日本律師還自己墊付了一些費用。在日本幫助中國人打索賠官司的著名律師小野寺利孝，為幫助中國人打索賠官司，他個人為此從銀行貸款2000萬日元。

在訴訟的關鍵時刻，童增也對日本律師的工作給予了極大的支持。2002年年底，童增接受小野寺利孝律師團隊中大森典子的請求，針對日本法院宣判“中國慰安婦”敗訴的事件，要求童增寫一個證言。童增義不容辭，用了1個月時間，充實了證言的內容。證言向日本法院說明了中國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因由；如何支持和幫助“中國慰安婦”走上日本法庭；并通過事實駁斥了政府辯護人指稱是這些日本律師到中國來煽動中國受害者去日本打官司的誣言。2003年9月18日，童增赴日本扎幌法院出庭，為中國勞工受害者出庭作證，日本三菱公司的中國勞工王子安、姚毅以及中國律師康健等一同前往。在法庭上，日本政府辯護人向童增提出相互賠償，意思是你要求我賠償，我也應該要求你賠償。童增對日本政府的辯護人的無理言論駁斥道：“我把你父親一刀劈死了，我把你女兒強奸了，我還應該要求你賠償嗎？”把日本政府的辯護人批駁得低頭不語。

1990年4月17日《報刊文摘》上刊載的一則短文，啟發了童增撰寫對日索賠的“萬言書”。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供圖

“謝罪信”捍衛了受害勞工的尊嚴

由童增發起的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運動雖然歷經艱辛，但它得到了廣大受害者及其遺屬的支持和參與，也得到了許許多多經歷過抗日戰爭的老干部廣泛認同和支持。2006年5月，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成立，童增任會長，閆明復、王照華等老干部擔任名譽會長，許多老將軍、老部長以及一些開國元勛子女擔任顧問，如楊懷慶上將和開國元帥羅榮桓之子羅東進中將等。空軍原副司令員王定烈將軍為聯合會題詞：“惡狗怕粗棍，人善受人壓。”老干部蔣光化題詞：“促進中日友好，維護中國人民的尊嚴。”曾經擔任過安徽省委書記的老干部黃璜題詞：“支持正義的民間要求，維護中日人民之間的友誼。”

由于日本法院以訴訟已過了時效期為由進行終審判決，中國民間受害者在日本進行的近30起索賠訴訟無一勝訴。為了幫助這些打索賠官司的受害者，2007年6月10日，童增發起的對二戰受害者的援助活動在全國政協大禮堂舉行，一項專門用于資助日本侵華戰爭受害幸存者的活動正式啟動。這一援助活動由中國紅十字基金會主辦，旨在對日本侵華戰爭中被日軍強征為“慰安婦”、被挾持到日本本土服苦役的勞工，以及在日軍大轟炸、大屠殺和細菌戰中遭到人身傷害的幸存的受害者在經濟上給予資助。當時，剛剛在“西松建設案”中遭受日本最高法院不公正判決而敗訴的勞工邵義誠以及日軍無差別轟炸的受害者高熊飛等幾位老人成為第一批接受資助的受害者。童增還親自前往天津、石家莊、哈爾濱、重慶等地給受害老人送去資助款，以表示對他們不顧年老體弱積極參與對日索賠運動的支持和慰問。香港愛國商人鐘惠明為此次援助活動提供了捐款。

2013年8月15日，在童增的推動下，由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和騰訊微博共同為日本侵華戰爭受害者發起捐助活動。這次活動共為110名戰爭受害者(包括17名“慰安婦”、47名被強征勞工、36名潘家峪慘案受害者、10名細菌戰受害者)募集了資助款。

與此同時，中日律師團隊和志愿者與日本加害企業經過長期而艱苦的交涉和談判，終于開辟了一條訴訟之外的“和解”之路。最終達成了“花岡和解”“大江山和解”“安野和解”“信濃川和解”，以及備受人們關注的“三菱和解”。2016年6月1日上午，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在謝罪的基礎上與中國受害勞工達成和解，三菱公司代表木村光與中國受害勞工代表閆玉成(87歲)、張義德(89歲)以及闞順(96歲)的女兒闞翠花簽署了和解協議，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向中國受害勞工或遺屬支付10萬元人民幣謝罪金，并承諾出資為受害者在受害地點修建紀念碑，讓人們銘記被強制擄日中國勞工的這段血淚歷史。

迫使日本三菱材料公司謝罪離不開中日眾多人士的不懈努力和長期堅持，特別是在索賠官司早期將聯系到的三菱公司受害勞工介紹給日本律師的李定國、甄國田，帶領三菱公司受害勞工多次去日本出庭打官司的康健律師，以及參與同日本三菱公司談判并達成和解協議的志愿者朱春立、律師孫靖等，他們都功不可沒。

日本三菱材料公司謝罪并與中國受害勞工達成和解后，童增和志愿者孟惠忠、趙霞又從“10000個正義的呼聲——童增書簡”網站上查到上世紀90年代三菱材料公司受害者寫給童增的7封信，便按照原地址寫信告訴他們這一消息，其中除3封信最終因地址不詳被退回外，有兩封信的主人給童增回信表示，“寫信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對于索賠已經不抱成功的希望，但現在知道成功了，非常感謝童增先生還未忘記我們”。

童增為勞工等中國受害者對日索賠所付出的一切贏得了他們的尊敬和感激。就在日本三菱材料公司與中國受害勞工達成和解協議并表示謝罪的當天下午，閆玉成與勞工聯誼會副會長趙宗仁老人等受害勞工代表一起到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表達他們的謝意。閆玉成將自己書寫的“恩重如山”4個字送給童增，當中國勞工代表向童增贈送一副繡有“民族英雄”的錦旗時，童增堅辭不受。他說，自己配不上這個稱號，所有的功勞應該屬于全體中國人民。

童增在為日本侵華戰爭中國受害者伸張權益、維護受害者尊嚴的坎坷路上走過28年，他的無私奉獻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和支持。在美籍華人柴大定、曹贊文創建的“10000個正義的呼聲——童增書簡”的網站上，記者發現，在那一封封受害者寫給童增的信件里，充滿著殷殷的感激之情。受害者吳建棉女士在1993年2月3日看到《文摘周報》刊登的文章《向日本國討公道》后，給童增寫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寫道：“您代表我國億萬人民說出了幾十年來要說的話，并積極行動向日本為戰爭受害的我國人民討還賠償，您那種大無畏的精神、民族的正義感，使我們深受感動。您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我謹代表我們全家及家鄉的受害人民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謝謝！”她還寫道：“日本鬼子侵略中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至今仍記憶猶新，對日本鬼子的深仇大恨至今還令人義憤填膺！”

必須讓更多的人了解那段歷史

談起20多年從事對日民間索賠運動所經歷的風風雨雨，童增感慨良多。但他表示，所付出的這一切是值得的。首先，對日民間索賠運動讓日本社會和民眾接觸到一些被日本政府刻意粉飾和美化的侵略歷史的真相，雖然日本以種種理由拒絕向中國民間的戰爭受害者謝罪、賠償，日本法院也未能作出公正的判決，但中國受害者的正義呼聲突破了日本政府的封鎖而傳到了日本。其次，對于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貢獻以及慘烈犧牲，西方各國了解的并不多，尤其是對于日本當年在中國所犯下的暴行知之甚少，不像對納粹暴行的了解那么深入骨髓，因此，通過對日民間索賠運動，讓世界上更多國家的人們了解那段血腥的歷史，也算是中國民間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對于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運動，日本當局也是既怕又恨，當然也要竭力阻撓。1992年3月，當時日本駐華使館的一位公使就曾在一次早餐吹風會上對日本記者說，要用一切手段“對付童增他們，如果中國老百姓都要求(向日本)索賠，那就不得了了”。1992年8月，童增應日本一和平團體邀請，準備前往日本東京、大阪等地進行訪問和發表演講，日本邀請方也已經把童增的照片印上了海報和宣傳冊，但日本駐華使館拒不為童增發放簽證，在童增的護照上蓋上“中止”二字。后來，童增由于積極推動和參與民間對日索賠運動被所在單位領導看作是不利于中日友好的因素，最終被原單位辭退。盡管遭遇到一些不公，但童增還是感謝更多的人給予的支持、幫助和鼓勵，才使得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事業跌宕起伏走過了28年。“過去不愉快的一頁已經翻過去了，現在我們趕上了一個新時代。”童增說。

童增反復對記者強調說，他并不是孤立的，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因為有成千上萬的受害者及其遺屬和各界有識之士的加入，遂能形成一股不可小覷的正義力量。他特別提到一些律師、學者等有識之士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運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王選、康健、蘇智良、管建強、朱春立……當然也包括日本律師和一些熱心的日本普通民眾，更有眾多的海外同胞及國際人士。

他說，黨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判斷，中國正處在民族復興、實現強國夢想的關鍵時期，而國家的發展和強盛，正是他為中國民間索賠運動繼續奮斗的力量源泉。他說，自己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今后工作的重點是向日本追討被他們掠奪走的中國文物，并繼續以中國民間的正義呼聲來要求日本政府就南京大屠殺、731部隊人體試驗及細菌戰等日本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向中國人民謝罪賠償。

“要讓國際上更多的人了解日本法西斯在中國犯下的暴行，”童增說。他現在也正是這么做的。2017年9月，童增得知中國政府邀請挪威國王哈拉爾五世在適當時候再次訪問中國的消息后，輾轉給挪威國王哈拉爾五世寫了一封信。童增說，他正在做挪威國王的“工作”。他在信中說，國王的祖父和父親在二戰時曾經歷過令人恐怖的“倫敦大轟炸”，自己的祖父和父親則在二戰時經歷過慘痛的“重慶大轟炸”，因此，希望挪威國王訪華時到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參觀，因為挪威國王的表妹、荷蘭女王曾經參觀過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目前已知的消息，挪威王室已收到轉去的這封信件。

2017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80周年忌日，也是第四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當天，童增在索賠群里發起倡議：“除了悼念遇難同胞的活動之外，我們民間要發出聲音，強烈要求日本政府對南京大屠殺謝罪賠償。如果將來我們同全世界的華人一道，每年的這一天在自己所在國的日本大使館門前，國內外一齊怒吼：要求日本(政府)就南京大屠殺謝罪！我想這一天會到來的！”童增告訴記者，他正在著手建立一個“要求日本對南京大屠殺謝罪”的微信群，聯絡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華人，在12月13日這天一起發出正義的呼聲。

由于童增發起的民間對日索賠運動以及幫助中國的戰爭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及加害企業討回公道，他已經連續4年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他的貢獻不僅在于提醒人們要牢記歷史，更在于為維護世界和平要勇于擔當。前不久，美國35個華人華僑社團也簽名支持童增角逐2018年諾貝爾和平獎。當年中國受害者及遺屬寫給童增的近萬封信件，被媒體稱為“童增書簡”，今年8月底，遼寧教育出版社將出版從中選出的100封信件的中英文對照版《童增書簡》(上、中、下)。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一些全國政協委員提出將《童增書簡》申請世界記憶遺產。

對于中國對日民間索賠運動的意義，有國際法專家認為，他們為促進解決戰爭遺留問題所作的不懈努力，不僅對戰后國際法是一大貢獻，而且對維護世界和平、預防戰爭犯罪也是一大貢獻，他們的行動將告誡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和軍隊，不得屠殺平民和戰俘、不得使用化學毒氣……否則，這些罪行除了要被國際社會追究外，還會被像童增這樣的民間人士不懈追討，并最終受到正義的審判。

對于28年來不屈不撓為中國民間索賠運動所付出的心血，童增堅定而凝重地說道：“我所孜孜以求的，就是要為那些受害者討回公道和尊嚴。”

本報北京7月4日電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