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小學生減負的問題引起高度重視和普遍關注。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要針對人民群眾關心的問題精準施策,著力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等突出問題。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要“著力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今年兩會期間,多位委員提交提案、大會發言,對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問題提出意見建議。

7月6日,十三屆全國政協第六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會議并講話。 人民政協報記者 賈寧 攝

7月6日上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的十三屆全國政協第六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圍繞如何“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15位全國政協委員談了自己的想法,提出意見建議。此前,由全國政協副主席盧展工、陳曉光分別率隊,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組織委員先后到北京、湖南、安徽等地調研,召開19場座談會,實地考察16所學校和培訓機構,與500多人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研討。委員們表示,要充分認識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的復雜性艱巨性長期性,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教育思想,在各級黨委領導下,政府主導,構建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三位一體”的育人體系,綜合治理、疏堵結合,深化改革,精準施策,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治理規范培訓機構亂象

在調研中,委員們了解到,一些地方教育培訓機構中,依法取得教育部門辦學許可的不到20%,經工商部門登記的教育咨詢企業60%,未辦理任何手續從事教育培訓的20%多,而校外托管機構因國家目前沒有相關法律對其主管部門、行為規范作出明確規定,均未辦相關手續,潛在的安全、食品、衛生、消防隱患問題令人擔憂。

“產生這些問題,主要是由于部門監督職責不清、法律規定不明,對校外培訓機構資質注冊混亂、‘走商不走教’打教育咨詢和培訓擦邊球、超范圍經營、超性質盈利、超前超綱教學、‘占坑’排位、過度營銷等缺乏有效約束,監管存在‘灰色’或‘真空’地帶。”全國政協委員、大連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民革遼寧省委主委溫雪瓊表示。

“缺乏監管帶來的問題是,培訓機構利用各類營銷宣傳,迎合和制造家長的焦慮甚至恐慌,在教學內容上,超前超綱,讓孩子不停地進行‘填鴨式’學習,扼殺了孩子獨立思考能力和良好的學習習慣。在對教師的包裝上,也走‘短平快’產業化路線,讓沒有站過講臺的大學生瞬間變‘名師’,成為生產線上的裝配工,只知道解構了的一部分教學內容,而不知全豹。”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孫惠玲直言。

“校外培訓機構的教材管理也是一個盲區,眾多校外培訓機構使用的面廣量大的教學用書,基本處于無政策邊界、無審查規范、無教育監管的狀態,產生的負面影響十分突出。”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錫山高級中學校長唐江澎補充道。

“還有一個問題。在不少地方,公辦學校劃片錄取,民辦學校跨學區提前錄取,公辦學校就近免試入學,民辦學校明里暗里各種‘掐尖’,公辦學校嚴格執行學生在校時間規定,民辦學校利用寄宿制優勢培優補差,如是等等,不一而足。對于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的管理一緊一松的狀態,也導致了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全國政協委員、江西科技師范大學副校長、民革江西省委副主委徐景坤表示。

“政府必須要下大力監管,堅持誰審批誰監管的原則。工商部門發營業執照,核準業務范圍,應該嚴查超范圍經營。同時必須明確培訓機構做市場宣傳絕不可誤導學生和家長,搶商機,引導消費,制造焦慮,甚至恐慌。收費要在合理價格區間進行約束,絕不能躉交學費。教育部門在發辦學許可證時,也應該對學科類課程培訓有占比要求,建議整體不能超過30%,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孫惠玲說。

對此,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主任、教育部原部長袁貴仁也主張嚴加治理和規范。他提出,要治理無資質的“黑機構”,治理名實不符、打著其他旗號從事培訓業務的假冒機構,治理不遵循規律、家長學生對質量不滿的偽劣機構,治理有證無照、有照無證的不規范機構。要規范培訓機構的入門標準和程序,規范業務項目和收費標準,規范培訓內容和培訓用書,規范公開資質信息的內容和平臺。

“要推進‘兩隨機、一公開’事中事后監管,做好部門聯合執法工作,促進培訓機構強化辦學主體責任。要積極穩妥、從實際出發,該停的則停,該改的則改,該鼓勵支持的則鼓勵支持。同時,抓緊出臺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細則,對有關條款作出明確具體規定,提高依法辦學和依法行政的科學化水平。”袁貴仁表示。

規范學校行為重視課內提質

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公立學校也有責要負。

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常委、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提到了公立學校與培訓機構背后的利益鏈條問題。“近年來,部分公立學校與培訓機構在招生中的相互勾連的行為,讓家長極為不滿。其中最為詬病的就是所謂‘占坑班’。”

所謂“占坑班”指的是部分公立學校的培訓機構自辦或與校外培訓機構合辦針對小學生的學科培訓班,并從中選拔優秀小學生升入該校初中。通過這種途徑進名校的學生需要先參加考試,考試合格后才能進入培訓班,謂之“占坑”。然后在培訓班中再經過多次考試排定名次,初中校再根據名次錄取小學生,謂之“排位”。

“‘占坑班’建立在‘擇校’、‘高收費’的基礎上,以‘擇校’為目標,以‘高收費’為依托,多以‘奧數’為主要載體,把義務教育的免費性質變成高收費,‘辦班人’牟取暴利。我覺著應形成長效治理機制,徹底切斷學校與培訓機構背后的利益鏈條。”俞敏洪說。

學校教師不得參與校外培訓,或誘導學生參加培訓,或被培訓機構作為“名師”招攬生源。學校不得與培訓機構舉辦“占坑班”及各種競賽活動,不得將培訓機構有關證書、獎項與入學掛鉤。這是委員們在調研中就已經形成的共識,公立學校不僅要規范自己的辦學行為,更要提高教師水平,提高課堂教學質量,切實為學生課外減負發揮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副省長、河海大學副校長陳星鶯表示,從教育一線的情況來看,學校課堂教學質量較高,學生課外負擔就會比較輕。因此,她建議教育部門進一步規范學校的教育教學行為,由研究考試轉變為研究教育教學,特別是要重點研究“減負”應“減什么、減多少、怎么減”,“提質”應“提什么、提多少、怎么提”,尋找“減負提質”的痛點、難點、堵點,通過落實課程計劃、提高教師教學水平、規范作息時間等手段,全面提升課內質量,切實降低家長課外補習的需求。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第四中學校長馬景林也認為,只有業務水平高的教師,才能將新的教育教學理念、手段、方法運用到學生身上,學生學習負擔才會相對減小。“因此,應全面提升教師駕馭知識、研究學生、有效教學的能力,加強教師隊伍建設。”

“可以將中小學學習的重點和策略,由單向和被動地接受知識灌輸,轉移到自主探索學習,注重發現和創造,以適應國家發展方向和世界發展潮流。為此,教育部門可適時更新學生培養目標、課程設置、要求、考核準則等。”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進修學校及港專學院校長陳卓禧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吉林省白城市副市長鄧健進一步提出了建立以學生成長成才為目標、以興趣發展為導向、以學生訴求為中心的教育教學體系的建議。提出通過建立學校聯盟、名師工作坊等方式,發揮優質學校和教師的輻射帶動作用,使學生在有效時間內提升學習效率,減少家長的焦慮和盲從,降低對校外培訓機構的需求。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上海市委副主委、華東師范大學副校長兼開放教育學院院長、基礎教育集團主任戴立益關注的是人工智能時代到來之后的教育教學診斷與因材施教的個性化教學。“傳統教師習慣于讓作業占據學生課余時間,沒有留給學生更多自由思考的時間與空間。用更科學高效的方法向學生傳授知識,精準教學,保持和激發他們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維,做有溫度的教師顯得尤為重要。建議加強國家腦計劃實施,推動腦科學與認知科學對教育研究的深度介入和創造性轉化,系統引進前沿研究成果,轉化為促進學生深度學習的知識。”

統籌社會資源優化課后服務

在調研中,很多小學生的家長反映,之所以送孩子去培訓機構,是因為學校放學時間太早,大人還沒有下班,沒有人能看護孩子,因此只能“一送了之”。這一問題引起了委員們的關注,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多位委員對此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原常務副書記張雪提出,三點半之前,孩子是在校學習時間,責任在學校;三點半之后,孩子是在家生活的時間,責任在家長。但解決好“三點半”難題,還是應由政府統籌,納入政府為民辦實事工程,按照政府主導、學校主體、家長自愿、社會協同的思路,多措并舉、按需服務、破解難題。

“可以是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由政府出資引入社會上的體育、藝術、科技等方面的人才,到學校組織中小學生開展課后活動;也可以是校外活動機構提供多樣化服務,即政府統籌少年宮、科技館等,將優質資源引進學校,滿足學生多樣化需求。還可以是學校提供課后基本服務,即以本校老師為主體,放學后繼續面向有需求的學生,組織開展素質教育的課程或活動,或者看管學生在校完成作業。”張雪說。

袁貴仁也認為,課后服務可由學校辦托管班,主要照看學生,完成有關作業;可邀請社會人士辦興趣班,主要滿足學生音體美等方面愛好;也可引入優質校外資源進校辦補習班和特長班,解決有的學生跟不上教學進度和有的學生學有余力的問題。“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那就是課后服務是學校‘分外’之事,政府應在經費等方面給予支持,建立政府購買服務、財政補貼、服務性收費等課后服務保障機制。學校課后服務要堅持家長學生自愿原則,教師不得為本班學生集體授課或補習,服務項目的實施要有家長委員會參與。”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東城區史家教育集團校長王歡建議通過政府提供場地、市場配置教師、家庭投入資金的方式,打造“三點半時段”教育服務軸,引導學生沿家校路軸中途參加少年宮、社區、學校等開放場館課程。同時削減諸如舞蹈、器樂等少數特長生受益的校內高投入項目,使有限的財政資金用得其所。

也有委員表示,要使“三點半”課后服務常態化長期化,還需建立成本分擔機制、健全教師激勵機制、完善志愿服務認定機制等長效機制,只有符合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符合學生成長規律、符合家長實際需求,課后服務才能更好地促進學生健康成長,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深化改革是減負的治本之策

解決學生課外負擔重,根本在改革。

“學生課業負擔重的頑疾要想根治,首先就是要解決優質教育資源的供給不足和分布不均衡的問題。這需要國家的教育經費投入和政策上的支持,不斷縮小公立學校間的差距,鼓勵優秀教師跨校流動,讓學生們在任何一所公立學校都能接受到優質的教育,從源頭上解決擇校熱的問題。”俞敏洪表示。

“片面追求升學率的教育評價方式也亟待糾正。教育是一個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的過程,僅靠升學率和分數高低難以評判質量好壞,當務之急是建立標準健全、目標分層、多級評價、多元參與、學段完整的教育質量評價體系。同時,擴大新型教育質量評價體系的社會影響力和引導力。通過持續努力,讓家長和全社會都理性評價教育質量,以科學的評價為學校‘松綁’‘解壓’,讓教育‘回歸’理性。”全國政協委員、包頭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民革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主委白清元說。

“還應持續推進課程改革,使課程結構具有均衡性、綜合性和選擇性,改變課程評價過分強調評價的甄別與選拔功能,發揮評價促進學生綜合素養發展、教師提高和改進教學實踐的功能。”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政府副區長、民革上海市委會主委李國華表示。

扭住高考改革這個“牛鼻子”,持續用力將高考改革的頂層設計落地落實也是委員們的共識。委員們認為,新高考改革中的重要一環,就是將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納入高考招生制度,采取包括高考成績、綜合素質評價等在內的多元錄取機制,變以往單一的“結果評價”為“過程評價+結果評價”的評價體系。這是對“傳統高考”的重大突破,破除了“唯分數論”。

“必須‘咬定青山不放松’攻堅克難抓落實,讓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和高考招生‘硬掛鉤’。上海、浙江、湖南、山東等地已經在這個方面探索出了許多有益經驗,要進一步加大改革試點的力度,充分運用‘大數據’‘互聯網+’等科技手段,提高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的有效性、真實性、公正性和可操作性。”白清元表示。

不斷深化高中課程和中考內容改革,完善學業水平考試和綜合素質評價;加強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改變社會用人重畢業學校和學歷、輕本人實際素質和能力的政策偏差,糾正“不輸在起跑線上”的輿論誤導;加強家庭教育,引導家長培育良好家風,樹立正確成才觀,營造良好的教育社會生態……委員們說,盡管深化教育教學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只要多方協同“共振”,家校融合共管,就一定會久久為功,收到治本之效,真正減掉孩子們不應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