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雷闖（右一）、趙欣（右二）參加“益行去北京”徒步活動。圖/微博截圖

7月23日，趙欣（化名）爆料稱三年前被知名公益人士雷闖性侵。對此雷闖回應，承認文中事實，愿承擔相關刑事責任，正考慮自首。他還稱兩人是戀人關系，趙欣則表示否認，并提到保留對雷闖相關言行進行法律追訴的權利。

另據媒體報道，北京市公安局新聞中心表示，警方已注意到網上關于雷闖涉嫌性侵的情況，目前正在核實。

“乙肝斗士”被指性侵

雷闖是全國首位拿到從事食品行業健康證的乙肝病毒攜帶者，后發起乙肝互助公益組織“億友公益”并成為法人代表，被稱為“乙肝斗士”。

趙欣提到，2015年7月28日，她20歲生日時，報名參加“益行去北京”的徒步活動，隨后幾天一直與雷闖同行，到北京后遭受性侵。今年7月“又得知還有其他的受害者，我如果不做點什么，還有更多受害者出現。”

雷闖于7月23日在朋友圈回應稱“承認文章中的事實”，并致歉。“我必須受到懲罰，我想已經觸犯《刑法》，愿意承擔相關刑事責任，在考慮向警方自首。”他還提到，將不再擔任現機構(億友公益)負責人。此外“對于我的其他類似行為，同樣沉痛和后悔莫及，并愿意承擔一切責任。”

當天下午，雷闖發給新京報記者的一份情況說明中提到，自己與趙欣徒步去北京時相識。在徒步后期對趙欣產生好感，也有一些主動表示好感的舉動，抵達北京只開了一個房間，第二晚“發生了關系”。

雷闖稱是戀人 女方否認

雷闖自稱，此后認為兩人是戀人關系，活動結束各自回到所在城市后還經常打電話。之后兩人還在重慶、杭州相聚旅游，隨后聯系少了就分開。他說：“不管道德上還是法律上，既然對當事人產生很大的傷害，愿承擔各方面的責任。”

對此趙欣則表示，二人不存在戀人關系。她還提到，正在考慮向公安機關報案，通過法律途徑維權。其保留對雷闖相關言行進行法律追訴的權利，包括刑事侵害與民事誹謗的部分。

此外，24日，億友公益發聲明稱，即日起撤銷雷闖負責人的職務，法定代表人的變更將按章程進行。億友公益將進行內部反思檢討，開展員工性別意識培訓，目前對外暫停工作一周；出臺機構反性騷擾規則，并會將肝炎公益事業繼續做下去。

觀點

專家：熟人性侵案有上升趨勢

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鐘蘭安介紹，性侵是指加害者以威脅、權力、暴力、金錢或甜言蜜語，引誘脅迫他人與其發生性關系，或在性方面造成對受害人的傷害的行為。是否強烈反抗不是構成性侵害的標志，主要看是否違背被害人的意志。

目前性侵害定罪難在于收集證據困難——很難收集和固定性行為是違背受害人意志的證據。若雷闖性侵行為屬實，則其涉嫌構成強奸罪，應當承擔三年以上甚至十年以上刑期。他表示，“即使此事已過去三年，女生仍可以報案，追究相關當事人的法律責任。”

“如果趙欣所說屬實，兩人認識且彼此有信任關系，那本案就屬于典型的約會強奸，也稱熟人強奸，是加害人利用女生不好意思反抗的心理實施強奸行為，這類案例非常多。”鐘蘭安律師建議，女生受到性侵害應當在保證安全的情況下立即報案，外出時最好結伴而行，在外過夜確保安全，不與異性共處一室。

女性議題專家李思磐也提到，北京和深圳檢察院的一些官方數據顯示，熟人性侵案件有上升趨勢。

她分析，按照趙欣的說法，面對公益團隊的領導者、公益運動“明星”，可能有兩種心理情況：一是人和人之間留個面子，一是讓比較崇敬的人馬上面臨刑罰，“這對年輕的學生是個很難做出的決定。”

“以前我們都說要有反抗行為才算性侵，但是比較完善的規定應該是，沒有積極同意就是性侵。”李思磐解釋，在雙方有不對等的權力下，受害人處于“精神上得罪不起”狀態，沒有說“不”不代表就愿意發生性關系。

對話

爆料女生：希望此事引發關注 他不值得被信任

昨日下午，昌平某老舊樓房內，當事人趙欣向新京報記者詳細講述了她與雷闖相識及發生關系的情況。她表示，自己在非自愿的情況下發生關系，時隔3年后才發聲是因為得知還有類似情況存在，希望建立行業內的反性侵機制。

“對主動示好有拒絕”

新京報：你是如何參與到徒步活動的？

趙欣：2015年“億友公益”來學校宣講“益行去北京”的五百公里徒步活動，我那時剛過完20歲生日，想做一件有意義的事，就以志愿者的身份報名參加了。

新京報：雷闖在徒步途中對你主動示好？

趙欣：那次徒步是我們第一次見面，前兩天沒怎么講話。隊伍中大多是情侶，只有我一個單身女性，他就開始對我親近。

新京報：親近表現在哪些方面？

趙欣：第一次單獨在一起，是因為到了新地方我想去買特產寄給爸媽，他說跟我一起，還一直看我寫的內容，說我像個小孩子。

徒步過程中，我走得最快，會一段時間停下來休息半小時等后面的人，雷闖就提出來等他一起走。他說經常請大家吃飯，對我也是當小妹妹看待，但有時我覺得他太熱情太肉麻了。

新京報：太肉麻指的是？

趙欣：他單獨請我吃過一兩次飯，到景區還叫我一起去。他買冰淇淋喂我吃，我扭頭躲開；他還會把葡萄剝好皮喂我，我說自己來。他聲明中說主動示好我沒有明確拒絕，難道這些不是拒絕嗎？

“當時沒有劇烈反抗”

新京報：事發時你們為何會單獨出行？

趙欣：快到北京時，雷闖說收到消息，進京最多3人成行。他安排了我和一個男生和他一起，但人因為體力消耗太大沒跟上來。到北京后，雷闖讓我在外面等，他去開房，我以為是兩間，因為沿路我一直是和女生睡，就算條件不好需要男女混住，也是一間房子四五張床。

新京報：他當時開了間大床房？

趙欣：對，打開門看見是大床房，我就站在門口問，他說北京房費很貴，做公益的人經常男女混住，他可以睡地上，我就不好說什么。一路上他塑造的是個癡情于出國前女友的形象，我想著不會有什么事。

晚上，他突然一手關了燈，一手大力摟抱住我，我就說還沒發生過性行為，他就停了。

后來他開始脫我的衣服，我說不行，只能想到沒有避孕套的托詞，但他馬上拿出一個，事情就發生了。

新京報：你有沒有劇烈反抗？

趙欣：沒有，我還沒有反應過來。在之前認知里，他是公益領袖，對于肝炎公益圈是有特別象征意義的。在接觸后也覺得他很熱情，其他人也評價他內心很強大。

一路上我受他指導、安排，我們一直處于權力不對等的關系，我也是通過這個圈子認識到女權主義者、殘障公益人士，所以事情發生后，我內心隱約知道這不對，但一直在說服自己這是正確的，因為想著否定了他，就推翻了我對這個圈子的認知。

“我們不是戀人關系”

新京報：后來你們還保持了關系嗎？

趙欣：對，我不愿意承認是受害者，一直在說服自己這是正常的，但非常痛苦。其實加上徒步那次，我們一共只見過三面。第二次是我讓他不要再聯系，他說要見面談，我當時離重慶很近，他給我買票見了面。第三次我在杭州談工作，他也在，讓我面談。他聲明中說我們到重慶和杭州旅游，也是指的這兩次。

新京報：你否認和雷闖是戀人關系？

趙欣：不是戀人關系，我們從來沒說過這個字眼。他一直發短信給我，我不經常回；他還會寄東西到學校，我都拒收，有次朋友幫忙簽收，我打開看到是口紅，上面還刻著我的名字。

新京報：什么時候你確認自己是受害者？

趙欣：2016年5月初，我和雷闖的一個朋友見面，得知還有其他類似情況存在，那時確認自己是個受害者。

新京報：為什么事發3年后才說出來？

趙欣：因為我知道還有更多的受害者存在。以前不說，因為怕這事波及到公益圈，籌款之類的活動沒辦法繼續進行。今年6月27日，遇上以前雷闖的同事，他說還有幾個人和我有同樣遭遇。

新京報：你的訴求是什么？

趙欣：他現在再做任何事都沒辦法彌補對我的傷害。我希望這件事能引起關注，建立一個行業內的反性侵機制，讓以后有同樣遭遇的女生有地方去訴說、維權，而不是像我一樣只能通過朋友圈來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