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面面飄揚的旗幟

一個時代的躁動，是從一條褲子開始的。

穿著喇叭褲，戴著蛤蟆鏡，梳著飛機頭或燙個爆炸式，肩上再扛一個雙卡收錄機……影視劇中，關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記憶，懷舊喇叭褲、蛤蟆鏡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它們那夸張的外形和張揚的名字，仿佛是當時的年輕人大聲朗誦給時代的青春宣言，更像是國門打開后，民眾舉起的向往個性與變革的旗幟。

“那是一段令人永志難忘的青春記憶。”作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代服裝設計師，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術學院設計藝術學院院長吳海燕幾十年來閱盡繁華，獨獨那40年前飛揚眼前的一抹寬大褲腳令她難忘至今。

當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開了閉塞保守的大門時，以反抗習俗著稱的盛行于西方國家的“嬉皮風”也刮到了中國。作為流行之一，當“嬉皮風”的代表作喇叭褲引進中國之后，長期穿慣了灰、黑、藍色寬馬褲的中國人，立即被這種低腰短襠、緊裹臀部、褲腿上窄下寬、從膝蓋向下逐漸張開的“奇裝異服”所吸引，并迅速在年輕人中流行。

“當時班上有福建來的同學，不知道有什么門路，一個假期后帶回來好多喇叭褲和蛤蟆鏡，同學們都搶瘋了。”1980年，吳海燕考入當時的浙江美術學院，兩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也許還只停留在人們帶著些許茫然的觀望上，但是變革卻已在青年人中萌芽。

從同學手中買到一條米色喇叭褲的吳海燕如獲至寶，那種打從心底漫起的欣喜興奮是如今擁有再多華服珍寶都無法復制的。她身邊的年輕人們有的自己動手改造褲子，褲腳從6寸半到7寸，再到7寸半、8寸，甚至1尺，就像一面面自由飄揚的旗幟。

今天，人們已經很難考證喇叭褲最初是如何映入中國人眼簾的。它大致和1978年風靡中國的兩部日本電影有些關聯。一部是《望鄉》，栗原小卷扮演的記者面容清秀、氣質高雅，一條白色的喇叭褲讓她的身材更顯裊娜。另一部是《追捕》，高倉健和中野良子不僅成了年輕人最早的偶像，片中矢村警長的墨鏡、鬢角、長發和一條上窄下寬的喇叭褲，更成了當時年輕人眼中的時尚。

在吳海燕印象中，喇叭褲的褲腳寬大，除了有一些夸張的裝飾效果外，實際上走路容易絆腳。然而恰恰是這一條褲子，在那個剛剛開禁的年代，對普通人的觀念構成了巨大沖擊。在那時，喇叭褲成了個性與不羈的象征，更是時尚和潮流的標志。喇叭褲漸漸地把所有人從單一刻板的服裝中解放出來。此后，各色各樣的服飾才開始逐漸走入中國人的生活。

很難說那條米色喇叭褲帶和吳海燕后來的人生選擇有怎樣的關聯，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出現，顛覆了吳海燕和所有中國人對服裝的認知。

要知道，在此之前，中國的女裝褲從來都是“右側開口”，而喇叭褲讓一些老師家長無法忍受的是，它不論男女褲鏈全開在正前方。所以一些老人將此褲稱為“不男不女，顛倒乾坤”的不祥之物。因此，當時和喇叭褲一同流行的，還有老師拿著剪刀守在校門口剪學生褲腿的景象。在一些人的意識里，喇叭褲代表沒落腐朽，是資產階級的做派，穿喇叭褲，不僅是道德品質問題，更是政治立場問題。

學者易中天曾記得，當“問題青年”的喇叭褲在武漢大學校園里流行起來，校方高度警惕，掛出一條醒目的標語：“喇叭褲能吹響向四化進軍的號角嗎？”

吳海燕沒有遇到“圍剿褲腿”這樣極端的事情，但她的一件米色風衣曾遭到當時學院一位女領導的訓斥：“怎么穿和男生一樣的衣服？”盡管敢為人先，但吳海燕坦言，當年穿喇叭褲的時候也盡量避開家長老師。

與喇叭褲同來的時尚物品是蛤蟆鏡。電視劇《大西洋底來的人》的熱播，讓“蛤蟆鏡”風靡開來。而且，甭管是陰天、晴天，哪怕是到了舞廳去蹦迪，蛤蟆鏡都得帶著，戴的時候還不撕下外文商標以彰顯品質的純正。“因為標簽上往往會寫著‘香港’‘廣州’這樣的地名，在人們最初的印象中，從南邊兒來的東西才是好東西。”吳海燕回憶。

“喇叭褲、蛤蟆鏡、流行音樂、化裝舞會……那種流行，是一般年輕人無法拒絕的。”與那段歲月共同定格的，是吳海燕那代人恣意揮灑奔放的青春。

服裝，無疑是一個時代思想變革的前兆。1979年6月，《中國青年》刊登了《談引導——從青年人的發式和褲腳說起》的文章，指出“頭發的長短、褲腳的大小，和思想的好壞并沒有必然的聯系”，這對百姓穿衣著裝的思想解放無疑是一個鼓舞人心的信號。中國人開始認同這樣一個真理：美是沒有階級性的，穿衣戴帽不一定與意識形態的健康與否必然相連。

“衣服的變化，就是從禁錮走向開放的過程。”吳海燕說。在她看來，改革開放，就好似打開了門窗，讓中國人和世界融合、同步，人們通過服裝來改變自己和社會，更重要的是期許未來。

皮爾·卡丹來了

1978年冬，北京。

一名身穿一襲毛料大衣，脖子上隨意搭著一條圍巾，雙手插在衣兜里的外國人走過北京街頭，穿過一群身著皺巴巴的中山裝、老棉襖的中國人。旁邊一名穿著厚棉褲、拎著大帆布包的中國人摸著鼻尖，側身打量著這名外國人，表情像是在發問：“這老外是誰啊？”

攝影師的鏡頭敏銳地捕捉到這經典的一刻，留下永恒。

這個外國人叫皮爾·卡丹，法國著名時裝設計師。時至今日，他在中國的名氣仍遠大于在他的祖國。就是這名來自法國的“裁縫”，掀開了中國時尚史的一角。

1979年3月19日，皮爾·卡丹率領的法國時裝表演團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行了一場時裝表演，令當時的中國民眾大開眼界。當時盡管皮爾·卡丹充分考慮了中國國情，但當音樂響起，外國模特還是讓臺下的中國觀眾遭遇到了猛烈沖擊，臺上的多姿多彩更與臺下一片“灰、黑、藍”形成了鮮明對比。

“日本產尿素，做成飄飄褲，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在那個物質生活極為匱乏的年代，這樣的順口溜描述著人們普遍的窘迫。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人們買衣服要憑布票，色彩和樣式單調。映入眼簾的，千篇一律的是灰色中山裝或藍色解放裝，被形容為“藍色的海洋”。實際上，造成那樣一個色彩灰暗的年代，除了物資匱乏，更主要的原因是社會思想觀念的禁錮。

在吳海燕看來，改革開放讓人們呼吸到了新鮮空氣。國門打開，隨著人們思想逐步解放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漸漸厭倦了灰、藍、綠的單一色調，衣著變得豐富多彩，開始追求時尚、新潮。一部名為《街上流行紅裙子》的電影讓紅裙子在上世紀80年代初受到年輕女性的青睞；曾經被視為洪水猛獸的超短裙，在上世紀90年代逐漸為中國人所接受，不再被視為“有傷風化”。

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對外開放的日益深入和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百姓服飾進入了一個色彩繽紛的時代，從蝙蝠衫、踏腳褲、連衣裙、吊帶衫、露臍裝，到各種品牌和流行款式的西裝、T恤、夾克、唐裝、羽絨服……服裝的歷史不單記錄人們在不同時代對美的選擇，更展現出時代所賦予它的變遷軌跡。

不變的，也許只是馬不停蹄的改變

盛世有華服，太平舞霓裳。

在帶來了“時裝”和“品牌”的概念外，皮爾·卡丹也成了中國“時尚”的啟蒙者，在一波比一波繁華的時裝潮流中，中國服裝設計師前赴后繼地來了。吳海燕就是其中之一。

1958年出生在西子湖畔，從小就是里弄里有名的“垃圾千金”，她喜歡到百貨商店糖果柜臺前撿水果糖包裝紙。每當她把成把的糖紙帶回家，外婆就會用消毒液清洗，然后幫她把洗凈的糖紙貼在玻璃窗上。

陽光透過玻璃，那一張張色彩斑斕的糖紙的紋樣清晰呈現，讓少年吳海燕如醉如癡。少年時代對色彩的迷戀，給她打下生命的底色。以后的日子里，從精心繪制手稿，到嚴選材質面料，再到打版制作呈現，在聚光燈閃耀的T臺背后，每個環節都經過百思琢磨，一針一線都凝聚著她的心血。

作為最早走出國門的中國設計師，吳海燕清楚地記得1995年中國服裝設計師第一次集體出訪法國時遭遇的震撼，在時尚之都巴黎，同行的一位設計師萬般感慨下竟然脫口而出“法國的月亮就是圓！”僅僅20多年后，今天的中國人已經從改革開放初期的青澀、手足無措，變得張揚而自信，“現在我到東京、巴黎，都感覺遠遠不如上海。這種感覺地覆天翻”。

“從改革開放到今天，我們見證了東方審美的變遷與發展。從‘以西為美’到‘中西合璧’再到‘回歸東方’，東方審美與中國時尚的未來又將如何？”這是吳海燕現在考慮最多的問題。

看吳海燕的作品，幾乎都洋溢著濃郁的民族情結。她大量采用中國絲和麻作為面料，用屬于中國的語言，向世界傳達中國人對時尚的態度。她用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材料，詮釋中國人自己的設計。

吳海燕能夠堅定自己的選擇，是因為內心深處對中國文化的自信。

1983年，吳海燕和全班同學一起到敦煌實習考察。敦煌，美術工作者的圣地；千佛洞，中國古代繪畫輝煌的源頭。吳海燕一踏進神秘的石窟，頓時被那一幅幅精妙絕倫的壁畫、一尊尊栩栩如生的彩塑、一個個凌空飄逸的飛天所震撼。

這是祖國的藝術瑰寶，是遠古的時尚。她匍匐在壁畫前，虔誠地一筆筆臨慕著。“中國5000年文化博大精深，應該將中華文化的精華表現在服裝設計上！”這一想法一直在她心中縈繞不去。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必然要為世界文化貢獻中國美學與智慧。”吳海燕說，反映在服裝方面，這些年東方美學在國際時裝舞臺上備受矚目、大放異彩。國外很多服裝設計師，開始主動借鑒吸收中國傳統服飾元素，來進行美的創造。中國傳統服裝通過現代設計的轉化，變得更時尚。

40年前，中國尚無“時裝”，吳海燕歷經了中國設計師漫長的摸索跌撞。在她看來，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服裝從一片藍灰海洋到上世紀90年代初的喇叭褲、花襯衫，經歷了滄海桑田般的變遷。在國人的審美觀變得更加多元、包容、健康、自信的同時，物質消費的豐富與升級，也進一步催生了人們對于有設計感、有細節、有質感服飾的需求，而從最初的盲目模仿到后來的主動創新，中國設計師們不斷學習、突破顛覆、融合創新，才有了中國時尚如今的繁華。

在時間坐標上眺望未來風尚，唯一不變的，也許只是馬不停蹄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