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要項目，一手“轉包”“分包”，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工程承包領域，在科研領域也時有發生。當前，科研“以項目論成敗”的導向使得科研人員不得不積極爭項目、囤項目，干不完再分包出去；一些科研機構壟斷大項目，充當項目“二傳手”；甚至個別科研人員在項目中“藏貓膩”，通過假分包、假外包，虛報勞務費等方式違法套取項目資金。

科研項目轉包、分包問題，嚴重背離科學研究的本意：不是認真開展學術研究，爭取取得具有原創價值的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成果，而是把學術研究變為爭奪資源、分配資源的游戲。這也是一直被詬病的學術研究“重立項，輕研究”的表現之一，很多研究者把精力用到申請立項上，在申請到項目之后，不是把精力投入學術研究，而是包裝成果，再以曾獲得的項目、包裝的成果，去申請新的項目，一些人由此變為“學術包工頭”。要治理這一扭曲的學術研究現象，必須改革我國科研管理和學術評價體系。

學術研究為何會存在“重立項、輕研究”的問題？這是因為很多科研項目由行政部門主導，研究人員所在的高校、科研機構把獲得項目作為研究人員的成就。也就是說，只要項目到手，還沒有開展研究，就已經功成名就，這就把大家的精力都導向到申請課題上，具體的學術研究反而被漠視。在學術界，甚至一度存在“說過了，就是做過了，做過了，就是做好了”的學術潛規則。

以項目為導向的學術研究，讓一些課題組的負責人，變為了四處參加評審，申請學術課題的業務員。申請來課題后，就交給課題組的年輕教師和學生做，而“業務”做得不錯的業務員，和課題設立方混熟之后，就逐漸變為“學術包工頭”。而那些真正做研究的研究人員卻因沒有人脈關系而難以申請到課題——在我國學術研究立項中，還特別重視研究人員的“頭銜”、身份，而“頭銜”與身份，也是和項目掛鉤。比如，某個人獲得某項課題、入圍某項計劃，就變為了某某基金獲得者、某某學者，這是下一次申請課題、項目的重要標準之一。這導致學術評價“頭銜化”、學術頭銜利益化。

本來，獲得某個科研項目、入選某個人才計劃，只是給研究人員提供資助，以便更好地開展學術研究。但目前的現狀，卻是以是否獲得項目、入選計劃，以獲得項目、入選計劃的層次、數量論英雄。

這些問題，已經引起國家的重視。今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意見要求，要統籌科技人才計劃，加強部門、地方的協調，建立人才項目申報查重及處理機制，防止人才申報違規行為，避免多個類似人才項目同時支持同一人才；要樹立正確的人才評價使用導向，堅持正確價值導向，不把人才榮譽性稱號作為承擔各類國家科技計劃項目、獲得國家科技獎勵、職稱評定、崗位聘用、薪酬待遇確定的限制性條件，使人才稱號回歸學術性、榮譽性本質，避免與物質利益簡單、直接掛鉤。這就是治理學術評價頭銜化以及學術頭銜利益化。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推進學術管理與評價改革時，主導改革的恰是有各種學術頭銜的學術既得利益者（包括能獲得很多項目的“學術包工頭”），他們很難朝自身的利益開刀，因此推進改革，必須改革傳統的改革機制，要廣泛聽取青年教師、科研人員的意見，制定突破既得利益阻礙的改革方案，并嚴格落實。在具體的學術管理和評價中，要推進學術管理和評價去行政化，實行基于學術本位的管理和評價，即在學術項目立項時，要進行學術同行評價，誰有能力做出研究就給誰，而不是看申請者的頭銜與身份；在具體進行學術研究時，要由學術共同體評價研究進展和成果，以此引導學者把精力投向真正的學術研究。

（作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