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說，自己此行來的目的除探病外，還將周恩來托他從延安帶回的紅棗和小米送給徐悲鴻。徐悲鴻聽后感動地說：“請你代我向周恩來先生致謝，你不辭遠路親自送來，真叫我受之有愧。”

隨后，郭沫若與徐悲鴻開始圍著火盆交談起來，郭沫若將自己有感于國民黨獨裁而起草的《陪都文化界對時局進言》拿出來請徐悲鴻閱覽，徐悲鴻閱后立刻在“進言”上簽了名，還挽留郭沫若吃飯。兩位男士相談甚歡，徐夫人廖靜文也忙得不可開交，幾進幾出，買了一些飯菜，還特意下山去帶回一瓶瀘州大曲來款待郭沫若。

郭沫若一邊暢飲醇香濃郁的大曲酒，一邊與徐悲鴻談笑風生。徐悲鴻說:“我很敬重郭先生，不顧個人安危，在白色恐怖籠罩的國統區的心臟，發出這樣的戰斗檄文！”郭沫若說:“你不也是把生命置之度外，在檄文上莊嚴地簽下了自己的大名嗎？”兩人相視大笑。

酒過三巡，郭沫若凝視著徐悲鴻懸于墻上的水墨駿馬，不禁詩興大

發，即席揮毫作了一首七絕:

豪情不讓千鐘酒，一騎能沖萬仞關。仿佛有人為擊筑，磐溪易水古今寒。

見郭沫若行云流水般寫下了這首壯志之詩，徐悲鴻遺憾自己病中無力，不能將二人今日見面的場景描繪出來。隨后，由夫人廖靜文送郭沫若到嘉陵江渡口坐船。

這首名為《訪徐悲鴻醉題》的詩看似即興隨意而作，卻恰恰可以看出陪都時期郭沫若的才情、風骨和血性。

徐悲鴻作為一個頗具家國情懷的藝術家，值此國土淪陷、外侮當前的時刻，不惜用手中的畫筆揮寫出一幅幅奔騰勇健的駿馬，感召國人奮起抗爭的信心。徐悲鴻的畫與時代和國運緊密相連，他筆下的馬具有臨危不懼、昂首向前、永不低頭的品格，是人格化、精神化的產物，更是一個災難深重民族所最為寶貴的素質。郭沫若以悲歌擊筑的典故，將磐溪比易水，表明欲與荊軻自喻，敢做為赴國難、義無反顧的斗士的決心。

望著郭沫若那慷慨激昂的詩句和點畫飛動的書法，徐悲鴻早已技癢難耐，然而大病初愈，力不從心，唯有不停地稱贊感慨。

時勢造英雄的同時，英雄又造就了時勢。郭沫若是中國近現代頗具爭議的人物，還原歷史本身，陪都重慶給他搭建了最有利他發揮的平臺，給了他最好的用武之地。重拾塵封的記憶，陪都時期的郭沫若，其生命之花的綻放應當是最為光輝燦爛的時節。在性情上，他敢怒敢言；在學術上，他獨立不遷；在創作中，他酣暢淋漓；在社交中，他恩怨分明。

翻開《郭沫若年譜》，1937年抗戰爆發后，郭沫若只身從日本回國，大力鼓動抗戰。1938年由廣州赴武漢，就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同年10月，武漢失守，經長沙、桂林，年底抵達重慶，開始了他長達七年半的陪都生活，然后于1946年5月離開重慶，爾后輾轉北上，定居京華。

“年譜”所示，陪都時期的郭沫若不僅事功卓著，而且創作豐碩，可以說是其學術藝術的黃金時間。先后撰寫并出版了《屈原研究》《石鼓文研究》以及收入《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專輯的《先秦天道觀之進展》《〈周易〉之制作時代》《由周代農事詩論到周代社會》《駁〈說儒〉》《墨子的思想》《公孫尼子與其音樂理論》《述吳起》《老聃、關尹、環淵》《宋钘尹文遺著考》《〈韓非子·初見秦篇〉發微》《秦楚之際的儒者》等大量的富于洞見的歷史考據文章，作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譯歌德《赫曼與竇綠苔》；創辦群益出版社，主編學術刊物《中原》。

1944年，歲次甲申，郭沫若有感而作《甲申三百年祭》，其中說：“大凡一位開國的雄略之主，在統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這差不多是自漢以來每次改朝換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順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沒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代表農民利益的運動早遲也會變質，而他必然也會做到漢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說是斷無例外。”此文無論是歷史考據，行文筆鋒，還是思想高度，都稱得上大家手筆，對于勝利在望的國民政府抑或是發展壯大的中共都應該具有歷史借鑒的意義。毛澤東準確地看到了它的價值所在，旋即被中共中央定為整風學習的文件。

我們知道，陪都時期的郭沫若就有十分明顯的親共傾向，而中共雖然提出諸多改變中國的理想，實屬尚無多少勝算的在野黨。他居然無視當道，叫板政府，不能不說其風骨凜然。

1948年3月,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在南京主持召開院士選舉會。經過五輪無記名投票，許多名流大腕在投票中名落孫山，郭沫若則順利通過，成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豪情不讓千鐘酒”，自抗戰以來、在陪都期間、于士林之中，郭沫若的人品、學問與氣節，由此可以想見。

（作者系重慶市政協學習及文史委員會調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