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御賜王十朋端硯 拓本

原標題：宋高宗御賜王十朋端硯辨偽

“宋高宗御賜王十朋端硯”雖系一方贗硯，然其至晚亦系清中期舊物，又曾經丁立誠著錄并李輔耀收藏及與溫州之淵源關系，自當不失為一方名硯也。

溫州博物館藏有“宋高宗御賜王十朋端硯”，館藏號2158/1。1989年第一期《文物天地》上有專文介紹此硯。其規格18×11×9cm，系抄手淌池門字硯式，墨堂長方形，墨池中間微凹，覆手雕成36根參差不齊的星柱，頂端露石眼。硯體有缺口，有銘文。硯前眉篆銘：“體端厚兮天化成，羅星宿兮煥文明，贊機要兮（下缺）”，鈐印“紹興宸翰”及“永□”（有缺文），是謂高宗書，銘文與硯體多石眼星柱相符。

傳承有“序”——此端硯流傳情況

清后期，此硯曾經李輔耀收藏，收藏此硯時屢作硯銘拓本贈人，根據跋文及其他材料，大致可以了解此硯的流傳情況。清初趙氏小山堂是此硯有文字記錄的最早藏家，趙氏之前無可考。“小山堂”藏書樓主人即趙昱（1689—1747）、趙信(1701—？)兄弟。二人均精于校勘，每得一異本，必抄存并為之跋。好友全祖望謂其“浙中藏書之富，必以仁和趙征君谷林為最”。

又丁立誠《小槐簃文存》著錄此硯。丁立誠（1850—1912），清末藏書家、目錄學家，祖上有藏書樓名“八千卷樓”，其于藏書樓處另辟“小槐簃”，收西泠八家刻印尤富。“庚辛之劫”即咸豐十年庚申和次年辛酉太平軍兩度攻占杭州，硯遂經兵燹失去。光緒五年，“鶴軒督兵士開濬南湖，鋤地得之，已碎為二”，自趙氏后130來年，此硯又出，然硯已碎為二段矣。其時李輔耀剛好在杭嘉湖道臺任上，自己詩書畫印又無所不精，遇此“人瑞遺珍”，怎不心動？果然于光緒二十二年于“韓鶴軒守戎者”手中收得此硯庋藏，視同異珍，甚至更其齋名曰“宋硯齋”。李輔耀于光緒三十三年奉調任溫州鹽厘金局監理，雖任期很短，但有這一層關系在，而王十朋又是溫州人，故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溫州文管部門遂能從其后人手中征得此硯入館庋藏。

盜亦有“道”——從端硯銘文辨偽

是硯作抄手式，亦宋硯舊形制，根據上面所列材料來看此硯亦算流傳有緒。然而卻不得不說一句煞風景的話，此乃一方贗硯。

此硯最大的問題出在銘文上。其行文雖亦頗合表章格式，然“欽惟我皇上御極以來二十有七年矣”一句卻大謬。“紹興丁丑”即紹興二十七年（1157）。公元1127年，金兵虜宋徽、欽二帝北去，張邦昌放棄傀儡政權，引高宗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年號“建炎”。至公元1131年正月遂改元“紹興”。“紹興”已是高宗的第2個年號。建炎共有4年，至紹興二十七年，高宗在位已31年矣，何來“皇上御極二十有七年”之說？

銘文首句“紹興丁丑三月二十一日集英殿賜第”，據明正統五年校刻本《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即正統本）卷二賜第詩題為“丁丑二月二十一日集英殿賜第”，又雍正六年重刊本《宋王忠文公集》（即雍正本）第三十五卷賜第詩題及目錄也均為“集英殿賜第丁丑二月二十一日”，其中“丁丑二月二十一日”以注文形式作兩行小字。那么“丁丑三月”又從何而來？原來明正統本《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目錄中把詩題刻成了“丁丑三月”。作偽者在銘文后又抄錄了這首賜第詩，他不可能不知道這一情況。所以說上面的“皇上御極以來二十有七年”及“丁丑三月”均系作偽者故意為之，且把賜第詩拉來充當賜硯詩，其早已埋下伏筆矣。這便是古人作假與今人之不同處，可謂“盜亦有道”。

公元1157年，高宗以王十朋“經學淹通，議論醇正”親擢其為進士第一，此是何等的榮譽和寵幸。然而當時或事后高宗究竟有沒有御賜端硯與王十朋呢？我們遍翻《梅溪集》找與此相關之詩文而一無所獲。《梅溪集》系按年編排，記載了王十朋得到大臣們所饋贈的禮物有書籍、端硯、御書（皇帝親筆書法作品）等，唯獨沒有提到高宗御賜端硯之事。倘若確有高宗御賜端硯，似此無上榮耀之事王十朋定專有詩或文以記之，聞詩、聞禮兄弟刻書時亦定不會刪去。

宋硯歷來不乏造假，特別是名人硯，可謂真者寥寥，偽者比比。同為高宗御賜端硯，“宋高宗御賜王安道端硯”據筆者所知便有四方：二方在臺北故宮，抄手式，一高一低；一方在重慶博物館，乃李初梨氏所捐；另一方筆者曾親寓目者，亦為高臺抄手式，浙江省博物館收藏。四方王安道小楷銘文如出一轍，僅個別字有異文，是又孰真孰假？

此“宋高宗御賜王十朋端硯”雖系一方贗硯，然其至晚亦系清中期舊物，又曾經丁立誠著錄并李輔耀收藏及與溫州之淵源關系，自當不失為一方名硯也。（王建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