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 蔡 昉

編者按:當前,我國人口老齡化正處在加速發展時期。人口老齡化意味著傳統意義上人口紅利的消失,但如果能夠正確認識老年人口對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政策應對恰當、改革措施到位,我們仍可以從變化了的人口年齡結構中挖掘人口紅利的潛力,助力我國經濟行穩致遠。

當前,我國人口老齡化正處在加速發展時期。根據聯合國對2015年至2050年期間的最新人口預測,其間人口老齡化率(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的年均提高幅度,世界平均為1.59%,發達國家平均為0.93%,不包括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平均為1.99%,中國為2.39%。這樣,到2050年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率將高達35.1%,超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更遠遠超過不包括中國的發展中國家16.4%的平均水平以及21.3%的世界平均水平。根據有關國家生育率難以逆轉的經驗,一個基本判斷是,即便將來因生育政策進一步放寬,生育率在一定時間內出現一定幅度的變化,也不會改變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

從過去幾十年我國人口結構特征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可見,人口老齡化意味著傳統意義上人口紅利的消失,對我國長期經濟增長構成巨大的挑戰。然而,如果政策應對恰當、改革措施到位,也仍然可以從變化了的人口年齡結構中挖掘人口紅利的潛力,我們可以稱之為老齡人口紅利。

從經濟學角度準確理解人口紅利

以前人們理解的人口紅利含義過于狹窄,僅僅看到勞動力供給這一個角度。這種理解不利于正確認識人口轉變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從而導致錯判人口轉變的形勢,低估人口紅利的作用,延誤政策調整的時機。既然我們講的是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所以需要從經濟學角度來理解。

根據我們進行的多次計量經濟學估算,人口紅利是指因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大、增長快及人口撫養比下降帶來以下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效果:勞動力數量供給充足;勞動力質量(人力資本)加快改善;低人口撫養比有利于高儲蓄率和資本積累;勞動力充分供給有助于延緩資本報酬遞減現象,保障投資高回報率;轉移剩余勞動力帶來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因此,勞動年齡人口進入負增長以及人口撫養比相應提高,便不是簡單的數量意義上的變化,而是一種轉折性變化,并且不僅對勞動力供給產生不利影響,而且從上述列舉的各種變量方面對經濟增長速度產生負面影響。這就是為什么2012年后我國GDP增長率逐年下降,也印證了中央關于“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判斷。

以上是從供給側看人口紅利如何表現為經濟增長動能。我們還可以從需求側看一個有利的人口結構如何有助于拉動經濟增長。在具有明顯人口紅利的條件下,人口結構年輕有利于居民消費需求增長;勞動力豐富使制造業產品具有比較優勢,通過參與國際分工擴大并保持外部需求;儲蓄率和投資率高有利于保持投資的規模和速度;大規模勞動力流動推動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可見,人口紅利的消失也意味著這些需求拉動作用的顯著弱化。

從供給側看老年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老齡化既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結果,也是預期壽命以及健康壽命延長的結果。因此,老年人力資源,包括作為勞動力及其擁有的人力資本存量,都是寶貴的生產要素,應該得到挖掘從而使其繼續對經濟增長作貢獻。目前,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國家普遍提高了退休年齡,大體上平均正常退休年齡為65歲。設想如果把我國退休年齡從60歲提高到65歲,涉及的勞動年齡人口擴大規模可達8000余萬,增加幅度為9.1%。目前,從一個時點截面上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從45歲就開始顯著下降,且實際退休年齡遠低于60歲,所以可供挖掘的潛力更大。如果老年人口中一部分成為有效勞動力,我國整體勞動參與率會相應提高,將會從勞動力數量、人力資本、儲蓄率、資本回報率、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等方面產生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效果。

這樣做在實踐上的難點在于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分布特征。總體上,把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按年齡排列來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從24歲開始,隨著年齡的提高而明顯降低,一旦年齡超過45歲,其受教育年限就已經低于九年制義務教育水平,到60歲左右時則更接近于小學畢業水平(六年)。這些年齡偏大的人群具有的認知能力和技能,通常難以適應產業結構升級換代的要求,因而容易遭遇結構性就業困難或受到勞動力市場沖擊。這也是為什么職工普遍對延遲退休的政策抱有疑惑的原因。

但是,根據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其他國家的經驗,通過延遲退休來增加勞動力供給這條路非走不可。政策上應該做相應調整。首先,要推進終身學習體系建設,加強職工技能培訓,把培訓資源向年齡偏大的勞動者群體傾斜,針對特殊需求提高這個群體的人力資本,從而提高其勞動力市場競爭能力。其次,要結合推進養老保障制度改革,設計出一個激勵機制,鼓勵年齡偏大的勞動年齡人口提高勞動參與率。第三,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的操作目標,應該是提高勞動參與率而不是減少養老金發放;實施手段應著眼于提高實際退休年齡而不是調整法定退休年齡。

從需求側看老年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老年人也應該是一個重要的消費群體,可以起到拉動國內消費需求的作用。在經濟全球化逆流涌動、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以及我國制造業比較優勢下降等因素作用下,凈出口作為外需將趨于疲軟;隨著基礎設施條件的改善,從長期看,投資需求將進入一個常規增長的周期。因此,最終消費需求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柱,其中老年人的消費需求應得到進一步挖掘,使之發揮更大作用。

國際研究發現,臨近退休和已經退休的群體,其消費力趨于減弱。在發達國家,這個現象與人們隨年齡增長收入和財富得到積累的情況相悖,所以被稱為“退休消費之謎”。從我國人口的年齡與消費關系看,也有消費力隨著年齡提高而減弱的趨勢,卻算不上是一個“謎”,因為消費水平變化與收入水平變化的軌跡是相一致的。從橫截面數據看,我國人口的收入水平隨年齡增長呈現出一個倒U字形曲線,即勞動收入從接近20歲才開始有,隨后迅速提高并于25歲至45歲期間達到并穩定在高水平上,以后則逐漸下降,到60歲以后便消失。相應地,消費水平也在30歲至40歲之間形成峰值,隨后便緩慢降低。所以,釋放老年人的消費能量,突破口在于穩定他們的勞動收入、增加他們的財產性收入以及提高社會保障水平。

首先,要把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做得更細更實。特別要聚焦于保障年齡偏大勞動者的就業穩定,通過培訓提高這個群體的就業技能從而提升其勞動力市場競爭力,盡可能提高勞動參與率。只有通過穩定就業保持他們的收入不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降低,并使其積累起必要的財產,才能確實穩定和擴大這個群體的消費能力。

其次,要完善基本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筑牢退休群體消費的經濟基礎,消除老年人消費的后顧之憂。為了根本解決養老保障全覆蓋的問題,應該增強養老保障的普惠性質,保證使每個人達到一定年齡后都能夠有一個最基本的保障。在此基礎上增強養老保險的積累性質,輔之以能夠保值增值的基金運營機制,如以個人賬戶或企業年金等多種形式作為補充養老。

第三,建議進一步推進生育政策的調整,盡早盡快實現自主生育;配合生育政策調整,加強有針對性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解除年輕夫婦的后顧之憂;繼續促進勞動力市場發育和完善勞動力市場制度,提高年輕家庭的生育意愿和養育子女的能力,提高總和生育率,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同時,這類政策還有助于減輕老年人的跨代負擔,不必為補貼子女甚至孫子輩而過度儲蓄。

最后,在培育更加成熟的消費細分市場的過程中,要關注老年人群體的消費需求,研究其重要且具有獨特性的消費特點。我們的調查數據顯示,老年家庭與年輕家庭相比,前者在與工作相關消費和教育消費大幅度減少的同時,食品消費增加21.4%,醫療保健消費更是大幅度增加,提高幅度高達213%。政府應制定相應的政策,促進與老年人消費相關的產業發展,培育新的消費增長點。此外,還要防止商業模式中不利于老年人的數字化鴻溝,針對老年人的消費習慣,提高其消費便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