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黨和政府為加強農村衛生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得到扭轉，農民健康水平和平均期望壽命有了很大提高。農村衛生工作40年來走過的路，既有閃耀于世界的經驗做法，如農村衛生的“三大法寶”（合作醫療制度、縣鄉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赤腳醫生隊伍），也有過“以藥補醫、重醫輕防”的曲折，但一路走來，有一個理念更為凸顯，那就是以基層為重點，以發展為主旋律，加大體系建設和投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為健康中國奠定堅實的基礎。

《健康報》在記錄

1979年7月22日，《健康報》第3版刊登題為《我們是怎樣整頓建設公社衛生院的？》的文章。文章指出，全縣二十一個公社衛生院都普及了外、婦、內兒各科，設有中醫科、中藥房，建立了手術室、檢驗室、制藥室、X線室和住院部，并有衛生防疫組。

1988年12月24日，《健康報》第1版文章《十年衛生事業發展的特點和問題》提出， 在衛生事業發展中，首先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相對緩慢。10年中，全國縣級以上醫院由0.8萬家增加到1.2萬家，增加50%，在醫療機構總數中的比例由13.7%上升到20.4%；而鄉衛生院則由5.5萬所減少到4.7萬所，下降14.2%。床位的變化也有類似情況。城市醫院的床位數由71.6萬張增加到112.7萬張，增長57.4%；鄉衛生院的床位卻由74.7萬張減少至72.3萬張，減少3.3%。

1996年12月10日，《健康報》第1版刊登了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講話指出，經過幾十年來的不斷努力，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在廣大農村有了一定基礎，鄉村醫生隊伍已有一定規模，初級衛生保健工作取得了較大進展，農村人口的健康水平不斷提高。但是，從全國情況來看，農村醫療衛生工作基礎薄弱的狀況仍未根本改變，一部分農民因貧困而看不起病，一部分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疾病已成為農民脫貧致富的重要制約因素。

2009年7月24日，《健康報》第1版文章《農村基層衛生人才問題亟待解決》，記錄了2009年全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暨農村衛生服務工作會議情況。會上，時任衛生部部長陳竺表示，醫改的重點、難點在農村，做好農村衛生工作對于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全局舉足輕重。

探索農村醫療衛生保障新方式

我國農村醫療衛生事業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曾取得過較好的發展。這一時期，在毛澤東同志“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626指示”）指示下，衛生部門逐漸將人力、物力和財力的重點放到了農村，具體表現在：大批城市醫務人員和醫學院校畢業生被抽調或分配到農村長期工作、派遣城市醫療隊下鄉、采取短期培訓的方式農村培養“半醫半農”的赤腳醫生、新建或改擴建公社衛生院、大力發展合作醫療制度等。

1967年，后來曾任衛生部副部長的朱慶生從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醫療系畢業，在工作期間參加了巡回醫療隊，參與了當時農村衛生體系的建設。“在中央和地方、城市和農村醫務工作者及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下，當時農村醫療衛生工作出現了飛躍發展。”朱慶生回憶，以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病床的分布為例，1965年農村只占40%，到1975年，這個比重已提高到60%；從全國衛生經費來看，有65%以上用于農村。

1978年，我國人均壽命已由新中國成立時的35歲提高到68.2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8歲，這一成績的取得與農村衛生人員隊伍的快速壯大和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飛速發展密切相關。但應該看到，當時農村醫務人員的主體是經過短期培訓的赤腳醫生，所擁有的診療設備就是“老三件”（聽診器、血壓計、體溫計），甚至只是靠“一根針一把草”。

隨著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開，用于支撐農村醫療衛生網絡的體制機制逐步瓦解。比如，合作醫療體系原本依托人民公社，隨著人民公社成為歷史，農村合作醫療也隨之衰亡，赤腳醫生也不再獲得大隊的“高工分”，開始脫離原有工作崗位，尋求發家致富，流失現象逐漸產生。上世紀80年代末以后，鄉鎮衛生院大多由“條條管理”變為“塊塊管理”，將“人、財、物”權全部由縣下放到鄉鎮政府。而鄉鎮財政十分困難，有些地方連基本的人員經費都難以保證，事業發展費更是少之又少。再加上集體經濟的衰落，原本依靠集體經濟補助的部分也失去了來源。（下轉第2版）（上接第1版）

朱慶生說，因此，立足于1978年，農村醫療衛生改革勢必要提上日程，與時代相呼應，同國家的發展一起進步。

必須堅持在發展中推動和改進工作

1991年，國務院批轉衛生部等部門關于改革和加強農村醫療衛生工作請示的通知。這份通知提出，應把加強農村醫療衛生工作作為戰略重點，提到各級政府的議事日程上來。1996年12月9日，黨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這次會議要求，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衛生事業，著重抓好幾項工作，第一項就是重點加強農村衛生工作。隨后，199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明確了新時期的衛生工作方針：以農村為重點，預防為主，中西醫并重，依靠科技與教育，動員全社會參與，為人民健康服務，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在這一衛生工作方針的指引下，2002年，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這是進入新世紀后推進農村衛生工作的綱領性文件。首次明確提出從我國農村經濟社會實際出發，加大政府對農村衛生的投入力度，政府投入的增長幅度不低于同期財政經常性支出的增長幅度。同時，從2003年開始試點以政府籌資為主、農民自愿參加的新農合制度。

有了新農合的“滋補”，農村三級醫療衛生網絡開始復蘇，有關村醫、衛生院、縣級醫院的基層衛生綜合改革開始納入視野，并成為2009年醫改啟動之后的關鍵內容。“強基層、保基本、建機制”的醫改思路最終凝練成“以基層為重點”的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方針。醫改以來，在全國層面，從中央到地方，加大了對農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的建設投入。

盡管在歷史進程當中，一些體制機制的問題始終存在，比如村醫后備力量建設和養老退出機制尚不健全、基層人才隊伍建設仍是薄弱環節、基層防治結合的功能定位有待加強、城鄉發展不均衡等方面的問題仍非常突出，但總體而言，醫改給農村帶來了變化，給農民健康權益的維護帶來了實實在在的保障。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細化了目標任務，要求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推進健康鄉村建設、持續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對此，朱慶生表示，隨著農村居民健康需求的變化，農村衛生工作要逐步向“以健康為中心”轉變，全方位、全周期維護人民群眾健康，并成為鄉村振興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