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33名冒充公檢法機關工作人員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的犯罪嫌疑人被從柬埔寨押解回國。至此，涉及20多個省區市的2000余起跨國電信網絡詐騙案告破。

近年來，網絡詐騙手段不斷翻新，公安機關打擊詐騙的手段也在升級，大數據、互聯網偵查已逐漸成為反詐騙的主流手段，在有的城市，民警從人工蹲守變運用大數據進行偵查，而且無需再跑到銀行調取資金流水，就能調取案件資金流等相關數據，進行數據研判分析，工作效率得到有效提升。正如浙江金華市公安局金東分局刑事偵查大隊副大隊長徐嶄所說，“幾年前辦個案子可能要53天，現在花5到15天就能破案。”

各省市相繼成立反詐中心，專門處理電信網絡詐騙案。截至目前，全國已建成32個省級、316個地市級反詐中心，技術手段今非昔比，互聯網通訊設備、大數據甚至成了很多反詐中心的標配。

浙江金華

回訪疑似受詐騙號碼阻止受害人資金被騙

“您好，我是金華市反電信詐騙中心的，昨天下午有個疑似網絡詐騙號碼打過您的手機，想問下有沒有泄露銀行卡信息或者在微信支付寶轉賬？”浙江金華，走進金華市反電信詐騙中心，大廳里不時傳來工作人員與受害人通話的聲音。

據了解，金華市反詐中心的工作人員針對大數據監測到的疑似受詐騙號碼逐一進行回訪，類似的勸阻電話，他們每天要打上百個。移動、聯通、電信三大運營商，以及建設銀行、中國銀行等5大銀行也派專員入駐了反詐中心。警方接到報案后，第一時間將涉案銀行賬戶、電話推送給相關銀行和運營商，對嫌疑人賬號進行凍結，阻止受害人損失資金。

金華市反詐中心負責人李權介紹，目前網絡詐騙占到整個通訊詐騙案件的七成。反詐中心利用大數據技術，根據眾多受害人的行為特征等數據建立模型，符合這一模型的人，反詐中心將進行預警，比如給對方發送預警信息，給疑似受害人撥打電話。對于極有可能被騙的，警方將進行面對面勸阻。“盡量在資金損失之前，阻止受害人被騙”。

【成績】 金華市反詐中心成立以來，累計研判線索5200余條，破獲百人以上規模案件8個，控制8個犯罪團伙嫌疑人共計1300多名。

廣東深圳

限制“高危”銀行卡功能整治倒賣銀行卡亂象

深圳反詐中心主任王征途介紹，很多詐騙分子選擇購買別人的銀行卡獲取轉賬和提現。因為本人開通自己的銀行卡并售賣的行為目前處于法律的真空地帶。在法律空白和高額利潤雙重因素驅使下，很多人出售自己的銀行卡，靠倒賣個人誠信牟利。

為了應對這一現象，深圳市反詐中心與深圳市銀監局等進行合作，運用大數據技術在深圳地區建立了“污水池”（全稱“涉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高危人員動態管控庫”），所有登記地址不準、手機號碼未實名的“高危”銀行卡，都會被納入“污水池”系統。深圳39家商業銀行和14家外資銀行將限制這些銀行卡的網銀、手機銀行、第三方支付和ATM自主服務功能，只保留其臨柜功能，即所有業務都需要到銀行柜臺面對面辦理。

深圳市的電話卡管理與銀行卡類似，如果有人出售的本人電話卡涉及兩宗以上案件，那么他在深圳只能開通限制在本地區使用的、只有語音通話功能的電話卡。

5年內，如果污水池中的人名下銀行卡和電話卡沒有涉案行為，就可以從污水池“脫身”。“被列入污水池的銀行卡和電話卡賣不出去，就沒法用于電信網絡詐騙”，王征途說。

【成績】 目前，列入深圳“污水池”控制的銀行賬戶共1535個，涉及嫌疑人數百名。“污水池”系統建立以來，在深圳開出的銀行卡，涉及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的比例已經下降了80%，當地開出的電話卡涉案率也下降了40%。

浙江義烏

外賣贈送礦泉水瓶身貼反詐騙廣告

浙江義烏在反電信網絡詐騙宣傳方式上下足功課，作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義烏在反詐騙宣傳上也頗有“電商”風格。

義烏電商從業者眾多，據義烏公安統計，當地超過70%的通訊網絡詐騙案發生在18至30歲的青年群體，其中超過55%的受害者有經常訂外賣的習慣。

針對這一現象，義烏公安在10月下旬推出“反詐公益水”，聯合美團、餓了么等外賣平臺向本地訂餐者免費發放。“公益水”的瓶身上，印有關于網購、網貸、刷單等11類反詐騙知識，包括“不隨意點擊他人發來的鏈接；不掃描來路不明的二維碼；發現被騙后第一時間報警”等。

美團外賣清溪站站長查朝陽專門給站內騎手們定了一個特殊的送餐要求。每位騎手將訂餐和公益水送到顧客手中時，要向對方簡要介紹“反詐公益水”的來由和瓶身上的反詐知識。“這種送餐方式意義很大，表示我們不僅是送餐者，還是反詐騙的宣傳者，一分鐘的解說，可能就防止了一個人被騙。”查朝陽說。

【成績】 從11月6日起，先期投入的400箱“反詐公益水”在5天時間內已經全部發放到消費者手中。

■ 焦點

第三方支付成反詐騙追查難點

“現在的詐騙分子在作案過程中，幾乎100%會用到微信、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平臺”，寧波市公安局北侖分局刑偵民警焦程對第三方支付帶來的追查難題深有體會。

焦程介紹，如今大部分詐騙案都超出了單一的銀行卡對卡轉賬的形式，大部分嫌疑人都會采用微信、支付寶等各種第三方支付平臺進行資金轉移。通過微信和支付寶等第三方平臺轉賬形成的不是銀行卡到卡的記錄，而是一個騰訊或阿里等企業的訂單編號，警方要通過該訂單編號再去查詢相關的銀行卡，進而聯系銀行凍結賬號。

問題在于，這類數據涉及公民個人隱私，要讓企業提供相關數據，警方需要辦理復雜的手續，無法第一時間凍結相關銀行卡阻止損失。

“而緊急止付的黃金時間一般在半個小時，等跑完一圈辦好手續，再向企業拿到數據，可能都過了半個月，受害人的錢早就被詐騙分子轉移很多次了。”

焦程希望，未來能將第三方支付平臺的涉案數據納入到反詐中心，以便公安機關第一時間聯系銀行凍結涉案賬戶，阻止詐騙分子轉移資金。

王征途的想法與焦程不謀而合，他建議第三方支付平臺將數據適當向公安機關進行“開源”，比如采用企業派代表入駐公安機關的方式，通過警企合作，將雙方的資源在反詐中心這個平臺上進行交互，實現一定程度的數據共享，合作防范和打擊電信網絡詐騙。

在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的同時，王征途認為，還要著重治理交易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這些泄露的公民信息是電信網絡詐騙生存的土壤”。深圳警方曾在一個撥打騷擾電話的窩點發現海量公民個人信息，“泄露的信息量不是以G為單位，而是以T（1024G）、以P（1024T）為單位”。

王征途說，這背后反映出互聯網監管還不完善，“網絡不是法外之地，線下要承擔的義務，在線上一樣要承擔”。（記者 黃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