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運河》（局部） 梁震龍

編者按

千年運河源遠流長，運河文脈積淀深厚。本版刊發的兩篇作品，皆從運河文脈傳承著眼，一南一北，為如何讓古老的運河文化走進人們的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激活傳統與現實的聯系，豐富和拓展人們的精神境界，提供了文學樣本的參照。

作為京杭大運河起點的北京運河文化帶，源遠流長，積淀深厚，在增強文化自信、傳承千年文脈的格局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如何講好北京運河文化帶文脈傳承的故事，激活傳統與現實的聯系，讓它走進人們的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豐富和拓展人們的精神境界，需要我們用心思考，有效傳揚。

運河煙柳

生態意識是近年來的熱詞。在這一點上，大運河良好的生態建設，給我們以有益的啟迪。運河兩岸綠柳成蔭，綿延生長，在通州諸景中就有“柳蔭龍舟”“高臺叢樹”“平林煙樹”等著名景觀。在古今文人的筆下，運河煙柳是重要的表現對象。明代重臣徐階詩云，“頗憶三江遠，乘流意若何？水深秋氣入，竹密雨聲多。熟果當尊落，驚禽拂棹過。柳蔭催系纜，欹枕聽漁歌。”（《夏日吳侍御邀游通惠河》）水流深深，竹林密密，秋雨瀟瀟，秋意闌珊，柳蔭系纜，漁歌入夢，有江南之意蘊。清人曹雪芹的好友愛新覺羅·敦敏詩云：“潞河曲港通漁溪，溪邊釣艇春煙迷。曉來拂柳行兩岸，綠蔭深處鶯聲啼。得魚不須上城市，沽酒且向蓬窗里。一聲欸乃下滄浪，月上疏林回船尾。”（《春憶雜詩》）綠柳濃蔭，拂柳而行，河溪幽曲，釣艇春煙，這也是北國江南之春日景象。當代運河文學的創始人劉紹棠筆下的運河風光“無柳不成書”，如《瓜棚柳巷》，開篇就是濃得化不開的綠柳風光：“十八里運河灘，像一張碧水荷葉；荷葉上閃爍一顆晶瑩的露珠，那便是名叫柳巷的小小村落。村外，河邊，一片瓜園。這片瓜園東西八篙寬，南北十篙長；柴門半掩，水柳籬墻。籬墻外，又沿著河邊的一溜老龍腰河柳，打起一道半人高的小堤。棵棵河柳綠藤纏腰，扯著朵朵野花上樹；枝枝椏椏，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鳥窩倒掛金鐘。小堤下，水漲船高，葉葉扁舟，從柳蔭下過來過去。”水柳籬墻，老龍腰河柳，綠藤纏柳，野花上樹，扁舟柳蔭，句句不離柳樹，不愧是以柳為名的柳巷村。

在諸多樹木中，柳樹易于成活、生長快捷而遍植于大江南北，在文人騷客的筆下，傷春悲秋，贈往留別，柳樹是其吟詠的集中意象。運河兩岸廣植楊柳，成為通例。而在通惠河，卻還有別一種意蘊。徐階詩題《夏日吳侍御邀游通惠河》提到的吳侍御吳仲，正德丁丑進士。元代大科學家、水利建設專家郭守敬所開通州運河，明初湮廢，糧皆由陸以運，費重民勞。吳仲以御史巡按直隸，疏請重浚通惠河。數月后完工，當年就運糧兩百萬石，興利除弊，效益明顯，不但皇家褒獎他，通州民眾也非常敬仰他，在通州給他建了生祠，感激之情化作香火繚繞。吳仲外調處州離開通州時，特撰《通惠河志》，“恐久而其法浸弛，故於舟中撰此書奏進，得旨刊行。上卷載閘壩建置開浚事宜，而冠以源委圖說”。《通惠河志》中記載說，在碼頭附近要多栽種麻和柳樹。麻可以制繩，在漕船上很多地方都能用得上，比如纖繩。柳條可以編織成籮筐，在治理河道過程中供挑夫挑泥沙、挑石頭用。如果遇到潰堤、潰壩，水流沖擊力兇猛，泥沙、石塊很容易被沖走。柳條就用來編成大筐，里面填塞石塊，大量拋下便于固定，在治理決口等情況下很見成效。至今，通州民間都有“吳仲建閘遇魯班”的傳說，魯班急難救場的故事屢見不鮮，而把吳仲編進民間故事，是給他立生祠之外另一種流芳后世的民間方式。由此，自然生態與人文景觀，天下通例與個人修為，融合為京東運河的氤氳景象，也對當下的生態文明建設，產生積極的啟示。

慷慨之氣

大運河的文脈，還表現在它對于北京作為帝國文化中心形成中的促進作用。金元以降，運河北延，不但促進了漕糧運輸和物流暢達，也將唐宋以來作為邊城的北京變成政治和文化中心。曹雪芹的祖父曾經做過江寧織造，接待過乾隆下江南，“花的銀子跟淌水似的”，林黛玉從揚州進京，也是乘船沿運河而行。來自歐洲的馬可·波羅和鄂多利克、魯布魯克等都是沿運河而行南北，寫出他們的中國游記，寫出他們眼中壯麗的北京城，也寫出夢幻般的繁華都市揚州和杭州。而元大都對他們敞開胸懷的接納和任用，則是跨歐亞大帝國的博大胸襟。

明代大學者李贄亦曾客居通州而有詩云：“只在此通州，此地足勝游。清津迷釣叟，曲水系荷舟。面細非燕麥，茶香是虎丘。今宵有風雨，我意欲淹留。”李贄晚年在湖北麻城被視作異端邪說驅逐出境居屋被毀，是通州士人馬經綸親往湖北將他接到通州，得以安身，“今宵有風雨，我意欲淹留”，此之謂也。馬經綸進士出身，曾任監察御史，因評議朝政見罪，削職為民，他欣賞富有叛逆精神的李贄，惺惺相惜。孰料李贄再遭厄運，被萬歷皇帝欽命治罪。馬經綸冒著巨大風險陪同李贄入朝，又在李贄自殺身亡后收其尸入葬于通州。明人劉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李卓吾墓”云：“卓吾生平求友，晚始得通州馬侍御經綸也。其葬通州。卓吾老，馬迎之，生與俱也，死于馬乎殯。”湯顯祖聞訊寫下悼亡詩《嘆卓老》，“自是精靈愛出家，缽頭何必向京華。知教笑舞臨刀杖，爛醉諸天雨雜花。”以此彰顯文人風骨，為華夏文化保留逆權勢抗流俗之一脈。通州民間故事中關于李贄和馬經綸的生死友情及葬禮故事，則從民眾輿論的角度回應了英魂義膽的壯舉。這也是大運河文脈的慷慨之氣。

治國情懷

大運河集納文人生氣，也擴散中央政權治國理政的綱紀與情懷。從園林景物的營造，到康乾二帝的南巡，都見其良苦用心。

乾隆詩曰：“面水背山地，明湖仿浙西；琳瑯三竺宇，花柳六橋堤。”詩中所描繪的是頤和園中西堤的景色。滿清八旗，發祥于草原騎射，底定中原之后，在承德和北京的皇家園林建設中，紛紛摹仿傳統的江南園林景觀，真心艷羨，或許有之，文化統合，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孔孟之道為形而上之精神，園林美景，則乃具象之證見。頤和園昆明湖是在郭守敬設計通惠河時修建的，是通惠河最重要的水利工程，與紫竹院、積水潭（包括今什剎海等）等形成通惠河的蓄水行水調節水柜。北京的水景，圍繞運河建設而形成。乾隆十四年大規模擴展昆明湖，主要目的是增加通惠河水源、加強水源調節能力，西堤仿浙西杭州景色，卻也不無仿照杭州西堤的水利功能之用意。蘇軾和白居易在西湖筑蘇堤白堤，初衷都是為了防汛抗澇。頤和園的西堤，分割昆明湖與團城湖、豐產湖，據水利專家介紹，也是為了形成階梯蓄水，實現水利樞紐工程。

乾隆、劉墉、和珅的故事經過長篇電視連續劇的傳播，流布甚廣，通州民間故事中亦有乾隆與二大臣游通州的故事，關于“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的巧妙對聯，關于孰為皇家真正“聚寶盆”的辨析，非常富有地方色彩。

康熙親政之初，就把平三藩、河務和漕運列為三件大事“書而懸之宮中柱上”（《清史稿·靳輔傳》）。江南是富庶的糧食、絲綢和茶葉產地，漕運和商運，是關系京都命脈所在。如果說當年的絲綢之路使中國的農業產品向世界各地流通，大運河就是給帝國心臟供血的工程。運河沿岸的城市，通州、天津、濟寧、常州、揚州、鎮江、杭州等，都是最為繁華的都市和經濟命脈所在，而江南也曾經是反清復明斗爭最為激烈和持久的地域，文人文化最為發達，文人群體的反清意識也最為頑強。康熙是清朝歷史上第一位巡行大運河的皇帝，足跡遍布運河兩岸的北京、河北、天津、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等地。康熙和乾隆各有六次沿運河下江南，督查運河河務，考察官員政績，了解兩岸民情，朝泰山，祭孔子，都是為了表現對中原漢族文化的認同，為了政權的穩定和繁榮。

康乾盛世，其來有自。康熙《潞河詩》云：“東風吹雨曉來晴，春水高低五閘聲，蘭漿乍移明鏡里，綠楊深處座聞鶯。”春天的景色，夜雨新晴，東風拂煦，春水如明鏡而蘭舟乍移，綠楊掩映中而鶯聲處處，確實迷人。“春水高低五閘聲”又明確指稱通州勝景之“閘泄濤聲”，通惠河用多道水閘調節河水流量，便利行船，水閘形成的水面落差，使原本靜謐的河水跌宕有致，濤聲也格外動人。

乾隆寫通州運河的詩作就更多。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親赴通州考察潞河泛濫造成的災情，感慨人民生活與勞動的艱辛，進而聯想到名為永定河卻經常為患人間的荒野狂瀾如何能夠制服：“潞河潦雖退，平川水猶漲。以此例永定，狂瀾詎能障？潞河潦雖退，平川水猶漲。以此例永定，狂瀾詎能障。黍莖帶沙痕，結穗欠豐壯。景異向所觀，憑輿增悒怏。頗有為解者，云此河灘上。本為水由處，人不與相讓。于茲得免潦，高田恐無當。我聞吁益顰，何莫非吾民。使人有余地，孰與水爭利？高下皆獲收，吾愿其少酬。”順乎自然，興利除弊，水暢其流，人豐其食，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的《過通州詩》，則講到通州城郭的修葺：“樹梢看塔影，煙外過通州。沙嶺延東亙，潞河自北流。浮橋連巨鷁，野岸起閑鷗。發帑完城郭，無非保障謀。”綠樹如煙，古塔聳立，沙嶺山光，潞河水影，船頭繪有鷁鳥的大船搭起浮橋，白鷗在河岸上飛翔，動靜之間使得這幅山水畫卷更為生動。結句說到完工不久的新建通州城墻，動用國庫重金，正是為了通州和漕運的安全保障。

以此看來，大運河的流動是雙向的，從江南和山東等地流向北京的是源源的物產，從北京向南流經諸多省市的，是皇家的意志和帝王的精神，其中不乏勵精圖治、居安思危、關心民生民情等可資今天借鑒的理念價值。

（作者：張志忠，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