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檢察機關刀刃向內做好內功

◆　深化職能職責當好法治參謀 　　　　　　　　　 

◆　適應時代需要補齊工作短板

◆　發揮外腦作用提升監督水平　　　　　　　　   

◆　自家人涉黑惡一律嚴查嚴懲

□　本報記者 　董凡超 　徐鵬

2019年全國檢察長會議1月17日在北京落下帷幕，一張嶄新的檢察工作“施工圖”鋪就眼前。

在這次會議上，《法制日報》記者聽到最多、感受最深的一個詞，莫過于“做好內功”。用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負責人的話說，將“做好內功”細化為一系列思路舉措，要從深化職能職責調整和補齊業務建設短板上雙向發力，勇于“刀刃向內”，堅持更高標準更嚴要求，抓緊抓實檢察機關自身建設。

深化職能職責調整

當好黨委政府法治參謀

2017年11月，在山東省濟南市天橋區人民檢察院受理的一起故意傷害案中，王某與趙某因瑣事引發打斗，致趙某輕傷一級，王某輕微傷。檢察機關經審查認為，王某對其犯罪事實供認不諱，且賠償損失得到受害人諒解，符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條件。鑒于王某犯罪情節輕微，檢察機關決定對其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同時邀請公安機關參加不起訴公開宣告。此案從受理到結案只用4天時間。

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辦案，起源于全國人大常委會2016年決定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濟南、青島等18個城市開展為期兩年的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其間，濟南、青島兩地各試點檢察院堅持實體從寬、程序從簡的思路，共適用認罪認罰辦理刑事案件12597件，案件審查起訴周期由過去的平均45天縮減至21天。

2018年10月，新修訂刑事訴訟法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出系統規定，標志著這一制度將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開來。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處于承前啟后的地位，擔負著審查起訴認罪認罰案件并提出量刑建議的重要職能。

在最高檢有關負責人看來，如何讓量刑建議更加精準、符合案件實際和法律規定，對于檢察機關是個考驗。在接下來的工作中，檢察人員要對以往類案進行分析，從中掌握量刑規律。在初期個案辦理中，主動與法院溝通，促進法律規定有效落實。

公共利益“代言人”，是新時代賦予檢察機關的新角色。剛剛過去的2018年是公益訴訟檢察制度確立后的開局之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公益訴訟案件11.3萬余件。其中訴前程序案件10萬多件，提起公益訴訟3000多件，分別是兩年試點期間的13倍、2.8倍。截至2018年11月，全國檢察機關公益訴訟立案空白、訴前程序空白均已消滅。

“未來三五年是公益訴訟類案件的多發、穩升階段，之后將穩平、穩降。最高檢和各省級檢察院要認真總結，發現規律和問題，與法院和有關行政執法部門進一步加強銜接，完善頂層設計。”最高檢有關負責人說。

2019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危”與“機”同生并存。作為全面依法治國重要職能部門和法治產品、檢察產品的供給側，檢察機關將積極深化職能職責調整，立足司法辦案參與社會治理，當好黨委政府的“法治參謀”。

“檢察機關不僅要依法辦案，還要做到標本兼治。主動充分地履行監督職能，必須源于個案又脫離具體案件，強化社會面治理。”最高檢有關負責人說，具體而言，就是對案件反映的傾向性、趨勢性問題以及案發地區、部門、單位管理上的漏洞等，敏銳地抓住、深入地分析，實事求是提出建議，努力“辦理一案、治理一片”。

實際上，這一指導思想已從高位推動，做出典范。

2018年10月，最高檢向教育部發出歷史上第一份檢察建議。在這份檢察建議的制發過程中，最高檢認真分析近些年辦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情況，圍繞校園安全管理規定執行不嚴格、教職員工隊伍管理不到位等問題，提出針對性建議。同時，請各省級檢察院結合本地實際，給省級政府主管領導送上檢察建議，一并轉交最高檢的檢察建議，從而增強檢察建議的剛性。

收到檢察建議后，教育部專門部署進一步加強中小學(幼兒園)預防性侵害學生工作。前不久，教育部正式回函最高檢稱，擬會同檢察機關和有關部門共同做好頂層設計，健全完善工作體系，包括研究制定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健全法治副校長制度、建立教師資格申請人違法犯罪信息前置查詢制度等。

補齊業務建設短板

監督者自我提出更高要求

2017年，全國法院審結的行政案件是2013年的兩倍，同期檢察機關受理的行政申請監督案件上升86.9%。來自最高檢的這組數據可見，隨著全面依法治國深入推進，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需求在行政案件中得到越來越多的體現。

然而，行政檢察工作無論是理念還是實踐，包括重視程度、投入程度，相比其他檢察業務都存在明顯差距。用最高檢有關負責人的話說，行政檢察是“弱項中的弱項”“短板中的短板”，其他檢察監督工作已經到“好不好”的階段，而行政檢察總體仍處于“有沒有”的階段。

近乎于荒漠，更有可能畫出又新又美的圖畫。

行政檢察工作被形容為“一手托兩家”，既維護司法公正，又監督和促進依法行政，肩負雙重責任。最高檢有關負責人說，接下來，行政檢察要圍繞行政訴訟監督展開，做到精準，抓好典型性、引領性案件的監督，做一件成一件、成一件影響一片。多與審判機關、行政機關溝通，爭取收到雙贏多贏共贏的效果。

補齊業務建設短板的動力，更多來自新時代、新使命帶來的壓力。

2018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民事訴訟和執行活動法律監督專項報告時，有出席人員指出：監督不是高人一等，但要技高一籌。

對此，最高檢有關負責人坦言：“我們離這個要求還有很大差距。監督者必須對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須努力做到政治上更敏銳、業務上更精通。”

今年4月，最高檢將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落實情況。最高檢有關負責人說，民事檢察業務要以貫徹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意見為契機，進一步拓寬思路、積極作為。各級檢察院都要用好“外腦”，充分發揮專家學者、律師、退休法官、有法律背景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的作用，借助他們的實踐經驗、專業知識、法律和政治智慧，促進提升檢察監督水平。市級以上檢察院原則上都可以組建起民事行政訴訟監督案件專家委員會。

根據中央印發的“三定”規定，最高檢內設機構改革已經落地。緊接著，就是要下大力氣把政治和業務培訓高質量高標準力推到位。

1月7日，《法治中國說·大檢察官說》在央視開播，在連續5集的節目中，最高檢副檢察長孫謙、童建明、張雪樵、陳國慶4位二級大檢察官走上講臺，分別對刑事法律監督、司法責任制改革、檢察公益訴訟、未成年人檢察4個公眾普遍關心的話題發表主題演說，與受邀專家、地方政府代表、媒體代表、一線辦案檢察官、案件當事人進行深度交流，從人民群眾實際需求出發，結合檢察機關的工作特質，給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

記者梳理發現，2018年以來，最高檢領導班子成員已有13人次走上講臺，講政治、講業務、講學習心得。作為推進檢察機關專業化建設的一項抓手，建立大檢察官上講臺制度，在全國檢察長會議上亦被多次提及。

最高檢有關負責人透露，在新的一年里，檢察長帶頭辦理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檢察長列席審判委員會會議制度、業務數據分析研判會商機制、檢察業務學習平臺“檢答網”等多項實際舉措將得到有力推進。

一個案例勝過一打文件。2018年，最高檢圍繞金融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犯罪、正當防衛、公益訴訟，共發布4批13個典型案件。這4批指導性案例的制發體例進行了改版，引發檢察學術界和實務界的積極反響。

2019年，最高檢將持續推進指導性案例制發體例的完善改進工作。

最高檢要求各級檢察機關結合辦案實際，定期梳理發布本地的典型案例。各級檢察院分管檢察長尤其要注意總結典型案件，無論是成功的還是負面的，只要有典型意義就要研究分析，總結經驗教訓。對各訴訟環節的不同認識，也要善于用案例說話。

掃黑除惡刀刃向內

“保護傘”應發現未發現失職

“要堅持刀刃向內，凡是反映檢察人員涉黑涉惡的，一律請派駐紀檢監察組嚴查，絕不姑息。”最高檢有關負責人透露，最高檢將匯總梳理一批檢察環節發現的“保護傘”線索，集中向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移送。

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是開啟決勝全面小康大門的關鍵之匙。2019年正是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進入承前啟后階段的關鍵之年。

辦案實踐表明，凡能夠長期猖獗作惡的黑惡勢力，背后無不有“保護傘”的存在，即便是一般的惡勢力，背后也有力量支持、縱容。而在專項斗爭開展過程中，部分地區仍存在“見黑不見傘”的情況，鏟除黑惡組織數量與打擊“保護傘”數量之間明顯不平衡。

最高檢有關負責人分析說，當前，大批涉黑惡案件進入起訴環節，檢察機關將進一步提高辦案效率，加快辦案進度。省級檢察院要及時調配工作力量，集中優勢兵力辦好大案要案，選調檢察官到案件較多的地方幫助工作。最高檢將抽調檢察業務專家，加強對重大案件的指導。

“在檢察辦案環節，凡有‘保護傘’線索應當發現沒有發現的就是失職；發現了不移送就是瀆職。各級檢察機關在審查批捕、審查起訴環節要主動深挖徹查，同時對近年已審結的案件要回頭看，發現有‘保護傘’嫌疑而未查處的，要加強自行補充偵查，屬于檢察機關管轄的，要及時立案偵查。檢察機關將加強與紀委監委、公安機關的協調聯動，完善線索核查、快速移送、雙向反饋等機制。”最高檢有關負責人進一步解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