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乎人命的刑事判決，只能以事實為依據，不能把被害人家屬的情緒，不能把司法官員自身的利害得失，作為審判的考量，如果瞻前顧后，則法治公信就會受損。

張玉璽為找回自己的清白，等了二十多年。

1992年，河南夏邑縣農民張玉璽和堂兄弟張勝利、張葉卷入了一場鄰里斗毆糾紛，導致鄰居張超明死亡。因涉嫌“故意傷害(致死)罪”，張玉璽被羈押近10年。案發近9年后，法院認定了真兇，張玉璽也被取保候審，但自從1997年發回重審后，案件卻一直沒有開庭，直到今年1月29日上午，該案在發回重審22年后終于在河南省夏邑縣人民法院開庭。法院經過審理當庭宣判，張玉璽無罪！

這是一場馬拉松般的審判，從1997年發回重審到如今宣判，整整過去了22年。要知道當年二審法院發回重審，等于重新走了一審程序，而《刑事訴訟法》對于一審的審限是受理后“二個月以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三個月”，最長3個月的審限變成了漫長的22年，張玉璽就這樣作為“戴罪之身”活著，大半輩子都沒有抬起頭。

這種既不判決有罪，又不判無罪或者撤訴的情形，被稱為“疑罪從掛”，而張玉璽22年的疑罪從掛可能打破了紀錄。

1997年版的《刑事訴訟法》就已全面引進“無罪推定”原則：由司法機關舉證被告人有罪，若證據不足，或證據有疑點，則不能定罪，是謂“疑罪從無”。但是，之所以有“疑罪從掛”，是因為之前一些司法機關限于一定條件，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就將人抓捕、起訴，形成了騎虎難下的局面。于是，有的司法機關就不審、不判、掛起來。

這樣的處理，看似平衡各方的利益，其實也是法官不能堅守法定的“無罪推定”，因為“遲到的正義不是正義”，疑罪從掛是拖延了正義的實現。

其實，聯系當年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法治意識，也能理解當地司法官員的一些苦衷——兩個農村家族因瑣事發生毆斗，一方死了人，總希望有人償命，而當時混戰的情況比較含糊，司法機關較難取得過硬的有罪證據。所以，張玉璽的“疑罪從掛，一掛一生”，其中包含對被害人家屬息事寧人等考慮，這正是當年的局限性所在。

法律是法庭里的國王，關乎人命的刑事判決，只能以事實為依據，不能把被害人家屬的情緒，不能把司法官員自身的利害得失，作為審判的考量，如果瞻前顧后，則法治公信就會受損。

近年來，司法機關也認識到搞“疑罪從掛”、“疑罪從輕”的危害性。2013年，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對此有深刻反思：對指控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有罪，就應當依法宣告無罪，不能再搞“疑罪從輕”、“疑罪從掛”那一套。2015年，時任最高檢檢察長曹建明也明確表態：堅決摒棄疑罪從輕、疑罪從掛的錯誤觀念和做法。

嚴格按“疑罪從無”解決“存量問題”，依然需要司法機關拿出很大擔當和勇氣。當下轟轟烈烈的司法改革，正是為了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完善，讓法律成為法庭的國王，不要讓庭外的因素干擾司法判決。同時，民眾也要逐漸接受疑罪從無的刑事司法理念。

打破紀錄的22年疑罪從掛，是“遲到的正義”，但夏邑縣人民法院還是勇敢地邁出了這一步，這是中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下的必然。這個漫長的過程，也像一塊琥珀，詳細記載著中國法治的盈科而進。疑罪從掛，一掛一生，不能再發生。

□沈彬(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