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也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指導原則。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當代中國重要的基本政治制度,由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共同創造,是在以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建立和發展的。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寫的《共產黨宣言》,給世界各國無產階級政黨提供了指導思想和建黨原則。在馬克思主義影響下,在世界范圍內馬克思主義政黨如雨后春筍般建立和發展起來,在這個歷史大潮中,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勇擔民族復興歷史大任、帶領中國人民創造人間奇跡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

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進程中建立了最廣泛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隨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成形。這一新型的政黨制度,是近代以來中國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在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中逐漸形成并確定下來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政治智慧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大創造。馬克思主義政黨思想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之間的內在邏輯在于,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也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指導原則。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源自于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理論和實踐。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性是政黨的本質特征,判斷一個政黨的性質,首先要辨別其階級屬性。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是特定歷史階段的政治現象,是階級斗爭的產物。建設一個強大的政黨,選擇和發展適合國情的政黨制度,必須準確正確分析“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和“社會結構”,分析那一時代的經濟生產方式和社會構成方式,提出那一時代的任務和命題。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中,按照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去分析政黨屬性和政黨關系,深入分析在不同歷史階段各黨派所代表的階級、階層的經濟地位、政治態度、歷史特點,以及這些階級、階層之間的相互關系,團結大多數,制定和實行對各黨派的統一戰線的政策主張。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都面臨著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在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大目標下共同奮斗,先后建起合作關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通過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形成和發展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改革開放時期和新時代,分析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結構變化,在統一戰線工作大局中,重視新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呈現新的氣象。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革命和建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馬克思主義認為,“《共產黨宣言》所闡述的一般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中國共產黨把這一馬克思主義理論精髓,運用到領導中國民主革命的具體實際。抗戰后期和抗戰勝利后的“重慶談判”與舊政治協商會議其時,中國共產黨把與民主黨派合作、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看作是一個“歷史法則”。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并由其一黨包辦召開“國民大會”,為中共和民盟等黨派堅決反對。中共中央主動抓住歷史契機,在1948年發布“五一口號”,得到各民主黨派的熱烈響應,由此拉開了籌備建立新中國的歷史帷幕,開始了多黨合作、協商建國的進程。同時歷史發展邏輯使“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作為多黨合作的機構和載體,它在更深層次體現了道義得失和人心向背。中國共產黨對于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它不僅符合當代中國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

人民政協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機構,把黨的領導和多黨派合作有機地結合起來。馬克思主義認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但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也代表運動的未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形成和演進的。中國共產黨不僅是執政黨,還是對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實行領導的政黨。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各政黨的地位只有執政和參政的區別,而沒有在野黨的存在。執政黨作為國家和社會的核心力量,擔負國家、民族發展的重任,施政既能著眼于當前,也能制定實施長期的戰略規劃;既能保障執政黨和政府實現集中統一領導,又能使民主黨派在公共權力的運行、對執政黨和政府的有效監督以及現代化建設中一展宏圖。各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積極參政議政,促進中國共產黨更科學、更有效地執掌好國家政權。執政黨與參政黨以合作、非競爭、互利共贏、穩定發展為基本價值取向,政黨之間是一種合作、共存、共贏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執政與參政的關系。即使是八個民主黨派,它們在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所聯系所代表的社會群體和界別也各不相同。承認差異,正視差別,用合作與協商方式去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實現團結和民主是人民政協的主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有利于堅持全國人民根本利益與各階層人民具體利益的統一;有利于凝聚社會力量,共同促進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新型政黨制度在國家權力運行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石。從這個意義上,才能真正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和共產黨人“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也代表運動的未來”的理論原則。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原則指導下、在世界民主政治、政黨政治發展的大潮中產生和成長。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這一新型政黨制度的發展,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更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面對世界政黨制度的歷史變遷與演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為人類政治制度的族群提供了一種新的范式。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教授,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政黨理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兼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