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往往能在電視、掛歷、海報、剪紙等處看到胖娃娃的形象，他們喜慶熱鬧，惹人喜愛。而作為一種民俗畫的題材，描繪娃娃游戲的嬰戲圖由來已久，并在畫作和家居用品上經久不衰。 =========

看到掛歷上色彩明亮的胖娃娃，我們很容易聯想到楊柳青等木板年畫里“連年有余”“連生貴子”等娃娃形象。甚至可以說，雖然印刷媒介改變了，但是基本的民俗藝術樣式卻相當完整地保留了下來。

楊柳青年畫《連生貴子》（左）；楊柳青古版年畫《連生貴子》，30.5×50cm，清代，中國美術館藏（右）

“恭喜發財”掛歷（左）；《雙童圖》（局部），唐代，1972年出土于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右）

而相對于在明朝末期才在民間蓬勃發展的木板年畫，在唐代初期或中期的壁畫里，人們就可以看到比較豐滿的“胖娃娃”形象了。那么“娃娃”走到今天，中間經歷了哪些過程呢？

玩耍的兒童

最開始在漢代時，各種故事的畫像石上就有小孩子的形象，其中包括廣為流傳的“二十四孝”故事，但兒童只是作為故事里的角色存在，并不是主要刻畫的對象。而且這些畫上的小孩兒往往看起來不像是“娃娃”，而是直接縮小的“成人”。這直到唐代才有所轉變，并且畫出了孩子的活潑天性。

趙佶摹張萱《搗練圖》，絹本設色，37×145.3cm，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趙佶摹張萱《搗練圖》（局部），絹本設色，37×145.3cm，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比如在唐代著名畫家張萱的《搗練圖》中，就在“熨練”部分以彎腰仰望的動作展現了孩子好奇、活潑的特點，圓圓的臉蛋稚嫩可愛，為畫面增添了趣味性。

娃娃們真正成為作品的主角則是在宋代。這個時期的社會延續了唐代對兒童群體的重視；同時由于經濟貿易的發展，文藝作品也不僅是上層社會的專屬享受，大眾市民也能夠消費。

蘇焯《端陽戲嬰》，88.9×51.3cm，宋代，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在此背景下，有數量眾多的描繪兒童的繪畫作品誕生，它們往往關注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兒童畫也作為人物畫之風俗畫的一種，廣受宋人歡迎，繁榮發展下甚至有專畫嬰戲題材的畫家。

蘇漢臣《灌佛戲嬰圖》，159.8×70.6cm，宋代，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蘇漢臣《長春百子圖》（局部），30.6×521.9cm，宋代，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在描繪兒童生活的眾多宋代藝術家中，蘇漢臣當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畫家之一。他繼承了張萱等人的風格，精于人物畫，尤其對嬰孩兒童和釋道人物十分擅長。他在兒童題材上至少繪有70多幅作品，其中流傳至今的也比較多，其中便包括著名的四時嬰戲圖之《秋庭嬰戲圖》與《冬日嬰戲圖》。

蘇漢臣《秋庭嬰戲圖》，197.5×108.7cm，宋代，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蘇漢臣《秋庭嬰戲圖》（局部），197.5×108.7cm，宋代，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兩小兒正聚精會神地玩兒著以棗子和牙簽組合的平衡游戲“推棗磨”。

蘇漢臣《秋庭嬰戲圖》（局部），197.5×108.7cm，宋代，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畫面右下圓凳上有孩子的轉盤、八寶棋、圍棋、小陀螺等玩具。

蘇漢臣（傳）《冬日嬰戲圖》，196.2×107.1cm，宋代，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觀者從庭院場景、家具服飾等處可以看出，蘇漢臣主要描繪的是富裕人家的娃娃，他們的童稚天真并未被貴氣拘束；而對于宋代同樣擅長表現活潑兒童的著名畫家李嵩而言，他筆下則主要是鄉村生活場景中的兒童。

李嵩《貨郎圖》，25.5×70.4cm，宋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李嵩《貨郎圖》（局部），25.5×70.4cm，宋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孩子迫不及待地拉著母親向貨郎處去，大一點的孩子在拿撥浪鼓逗小孩子。

無論生活在富貴人家還是普通鄉村，孩子們的活潑是相似的，肉嘟嘟的臉上滿是孩童的天真和好奇，玩具就能為他們帶來最簡單、最純真的快樂。而這些娃娃被大畫家如此精妙地描繪下來，又經過千百年被珍藏至今，也反映了大人們對娃娃們快樂嬉戲的喜愛。

仇英《臨宋人畫冊》之《村童鬧學圖》，明代，上海博物館藏

除了在家，學堂也是孩子們重要的活動場所，在宋代推崇文教的背景下，繪畫也承擔了宣揚倡導孩子上學的作用。但在“鬧學圖”中，畫家卻一反勸學的嚴肅，描繪了孩子們手舞足蹈、戲弄老師、腳蹬板凳的熱鬧圖景，孩子們活潑愛玩的天性被表現得淋漓盡致。

仇英《臨宋人畫冊》，明代，上海博物館藏

到了元代，文人畫取代宮廷畫成為畫壇的主導力量，多畫山水而少畫人物，描繪兒童的畫也大大減少。在存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穿著民族服裝的可愛孩子，在繪畫風格上則延續了宋代。

《同胞一氣圖》，158.9×103.3cm，元代，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到了明清時期，以兒童為主角的畫類又再次繁榮，從宮廷到民間廣受歡迎。天真活潑的兒童、多子多福的祈愿，吸引著人們擁有“娃娃畫”。而版畫技術的發展也讓它在民間的傳播更為便捷，走入了千家萬戶。

《嬰戲圖》冊之《斗草圖》，絹本設色，11×21cm，清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焦秉貞《百子團圓圖》，冊頁、絹本設色，27.5×20cm，國家圖書館藏

娃娃不只在畫里

如此受歡迎的娃娃當然不僅在紙面上出現，他們還出現在古人生活用度的方方面面。“嬰戲”在中國人自古喜愛的瓷器上，就是一個經久不衰的題材。

磁州窯白地黑花嬰戲紋枕，10.4×29.9×22.5cm，宋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耀州窯青釉刻花嬰戲紋碗，8.5×20.8×20.8cm，宋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像立柜這樣的大件家具則為藝術家、巧匠們提供了比碗、盤、硯、枕等日用品更為廣闊的發揮空間，利于經典題材“百子圖”的呈現。螺鈿片也能更好地表現兒童細膩的皮膚，可愛人物借由皮膚和衣服的明亮色彩，突顯在背景之中。

黑漆百寶嵌嬰戲圖立柜，186×126×61cm，明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黑漆嵌螺鈿加金片嬰戲圖箱，27.5×27.5×28.4cm，清初，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青花嬰戲圖圓盒，11.3×20.8×20.8cm，明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同時，隨著技術和審美的發展，在瓷器上除了以單色表現的兒童，還出現了更為絢麗多樣的色彩，明亮的兒童服裝襯托得孩子更為活潑可愛。

粉彩嬰戲圖壯罐，14.9×5.8×5.8cm，清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琺瑯彩嬰戲紋雙連瓶（局部），21.4×10×6cm，清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中描繪了“福在眼前”。

似乎不滿足于平面的描繪，一些胖娃娃還從瓶面“走”了出來，到了瓶身上嬉笑玩鬧，以堆塑的形式出現在人們面前，真真成了“觸手可及”的可愛娃娃！

粉彩花卉凸三嬰戲瓶，21×7.6×7.6cm，清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當然，“胖娃娃”在中國美術史上的痕跡絕不止于此。兒童題材一直廣受歡迎、經久不衰，除了傳遞基因的喜悅、多子多福與宣傳教化的實用意義，他們舉手投足的活潑、與生俱來的好奇、獨一無二的純真童趣，也正是人類至今所珍視的寶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