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主席強調指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同我們黨的性質宗旨和優良作風格格不入,是我們黨的大敵、人民的大敵。貫徹落實習主席重要指示,就必須堅決消滅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按照“一分部署、九分落實”的要求真抓實干、干出成效。

一

1944年5月,《解放日報》連續8天連載了蘇聯劇作家考涅楚克的話劇劇本《前線》。隨后,又發表了毛澤東同志親自修改的社論《我們從考涅楚克的〈前線〉里可以學到些什么》。這個話劇之所以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是因為劇中有兩個很典型的人物:一個是前線總指揮戈爾洛夫將軍,他有忠心、有勇敢、有功勞,但愛擺老資格、不學習,是官僚主義的代表;一個是靠捕風捉影、捏造事實來寫文章的新聞記者客里空,是一個說空話、說假話、做表面文章的形式主義代表人物。一個劇本,一篇社論,生動形象地教育了全黨全軍,鞏固了延安整風成果。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既是新問題又是老問題,我黨我軍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斗爭貫穿于整個黨史軍史。黨的六大就提出,蘇維埃政權從其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應反對官僚主義、辦事遲鈍和濫權等各種流弊。古田會議召開前夕,紅四軍圍繞如何建軍、如何實施黨對軍隊的領導進行的爭論中,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概括了爭論的14個問題,其中就有反對形式主義的內容。1930年,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里指出:“為什么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這種形式主義在那里作怪。”1933年,他又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的報告中說:“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里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

新中國成立后,1954年1月,蕭華同志代表總政治部向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所作的副報告中,具體概括了領導上存在著頭多、指示多、文件多、報告表冊多、會議多等“五多”現象,提倡深入實際、面向連隊,“反對那種僅僅滿足于坐在機關里寫決議,發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層去了解情況和檢查工作的官僚主義作風”。

可見,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在我黨我軍由來已久,堪稱“頑瘴痼疾”,而我們與之進行的斗爭也始終不斷。

二

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是一對如影隨形的孿生兄弟。“戈爾洛夫”需要“客里空”吹喇叭抬轎子,“客里空”需要“戈爾洛夫”提供活動平臺和權力庇護。鄧小平曾深刻指出:“形式主義也是官僚主義。”兩者共同的指向就是:不落實。

它們有共同的特征:討巧唯上、圖名掛號,偷奸耍滑、弄虛作假,聲勢浩大、光鮮亮麗,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它們有共同的表現:經常交織在一起,成雙成對地同步登場、同時亮相、同臺表演,一種形式主義表現出來,就必然有一種官僚主義蘊含其中。當前有些部隊和人員身上存在的表演作秀、文牘主義、“重痕輕效”“販賣問題”等,既是形式主義,也是官僚主義的表現。

它們有共同的危害:侵蝕黨的領導根基,割斷黨中央、中央軍委和基層官兵的聯系,降低了黨的領導權威,導致部隊執行力下降、創造力弱化。一個突出的危害就是妨礙戰斗力的提升,妨礙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如期實現。流行著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軍隊,在未來戰場上只有一個結局,那就是吃敗仗!

它們有共同的社會歷史土壤:官本位的慣性,名利思想的主導,面子情結的作祟,當官老爺的虛榮心,擺架子的心理需求。

它們有共同的思想認識根源:個人主義的追逐、主觀主義的做派、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群眾觀念的弱化、擔當精神的缺失。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作風做派,在戰備、建設、教育、管理、保障等各個領域,在文件、會議、講話、檢查、評比、表彰等很多環節,都有一定表現。例如:有的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光唱高調,該說清的事遮遮掩掩,該自己領的賬“一推六二五”;有的對紀檢、巡視、審計移交的問題,對官兵反映的問題,只作高調門表態,就是不拿出切實的整改措施;有的嘴上說“創新”,紙上寫“創新”,可工作還是按老觀念、老辦法、老經驗來抓;有的對現代戰爭制勝機理若明若暗,研究不深不透,訓練只追求表面上的熱鬧,追求媒體露臉、上級掛號;有的抓基層停留在“搞活動”上,不能深入基層真抓實幫,把大抓基層變成了折騰基層;有的對待反腐正風消極應付,對上對下兩副面孔,甚至在反腐高壓態勢下依然頂風違紀,使從嚴治黨治軍在本部隊掛了空擋……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更大的問題在于,我們有些同志還在那里認認真真地用形式主義做派反對形式主義,致使歪風愈演愈烈、愈反愈烈。

三

把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連根拔起,必須弄清“根”在哪里。

習主席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形式主義實質是主觀主義、功利主義,根源是政績觀錯位、責任心缺失,用轟轟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實實的落實,用光鮮亮麗的外表掩蓋了矛盾和問題。官僚主義實質是封建殘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嚴重、權力觀扭曲,做官當老爺,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脫離實際。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根在惰性。在現實生活中,惰性主要表現為庸碌懶散、思維封閉、求知欲衰竭、進取心不足等。面對新時代部隊建設需要解決的一個個問題,有惰性的人,要么當鴕鳥,把頭埋進沙里假裝看不見,等著別人去解決;要么不深入調查研究,不立足本領域、本單位實際大膽探索,只唯書唯上唯經驗照抄照搬;要么沒有真本事,不懂不會還不學,不敢較真碰硬。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根在私心。功利主義的私心是滋生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溫床。考慮問題過多地從私利出發而不是從部隊建設大局出發,抓工作不是為了事業發展而僅僅是為了個人前途。整天掰著指頭計算自己的任職和升遷,把邀功請賞放在第一位;只追求現在得利,缺少“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責任擔當,不愿做打基礎、利長遠、見效慢的長線工作;遇到問題繞著走,有了責任交給上級、推給同級、卸給下級。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根在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形式主義把形式夸大到不恰當的地步,導致形式與內容脫節、形式決定內容、形式阻礙了實際工作的開展,這是形而上學,也是唯心主義的表現。官僚主義片面夸大個人的主觀能動性而無視客觀規律的必然性,突出個人的好惡而無視群眾的意見和利益訴求,把領導與群眾、上級與下級割裂開來,這是唯心主義,也是形而上學的表現。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與前述的惰性和私心關系密切,因而也就特別易于被人們所接受,這也是它們“聞起來臭、吃起來香”,人人厭惡卻又樂此不疲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

1941年11月,在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毛澤東反復看了李鼎銘先生提出的“精兵簡政”提案,并附批語: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進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癥藥。

1950年上半年,西南軍政委員會黨組召開全體會議,第一書記鄧小平只講了9分鐘便宣布散會。原中組部部長陳野蘋回憶說:“這是我一生中經歷過的最短的一次重要會議,恐怕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

老一輩革命家為我們做出了榜樣,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雖屬頑癥,也并非不治之癥。

最關鍵的是政績評價。在戰斗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準之下,按照聚焦能打仗、打勝仗的要求,制定科學的考核標準,實施科學的政績評價,一切靠戰斗力提升說話。要形成引導激勵廣大官兵真抓實干求實效的鮮明用人導向,不能讓熱衷于做表面文章的“形式家”們得利,不能讓擅長自我設計的“小人”得勢,不能讓高高在上、目中無人、作風霸道、迷戀特權的“官僚”們有市場。

最重要的是以上率下。領導機關工作指導不科學、政策制度導向引領不得力,有時會逼得下級不得不搞形式主義。上級的官僚主義助長和擴大了下級的形式主義,下級的形式主義迎合和成全了上級的官僚主義。因此,領導和上級不僅要身體力行、以上率下,當好求真務實的表率,還要敢于較真碰硬,對下級的形式主義及時亮紅燈、踩剎車,以對黨和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態度,拉下臉來批評、狠下心來查處。

最迫切的是把改革落實到位。改革不僅僅是編制體制的調整,還應包括思想觀念的更新、運行機制的創新、工作作風的改進。精兵,同時還應簡政。機關編制人數減少了,但老“五多”沒去,新“五多”又來。必須以高度的使命感、責任感結合本單位實際把改革舉措落實好。如果還是按照舊思維、老辦法推進工作,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就很難根除。

最可靠的是依法治軍。增強軍事法規制度執行力,推動治軍方式努力實現“三個根本性轉變”,特別是要盡快從突擊式、運動式抓工作的方式轉變到按條令條例辦事上來,拆掉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施展拳腳的平臺。搞活動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推動工作,也可能打亂正規秩序,帶來負面影響,決不能把“大活動”搞成部隊建設的“主業”。尤其對那些只求轟動效應、名利效應,違背戰斗力生成規律、透支戰斗力建設資源的,必須堅決杜絕。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