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父親真是個好老頭兒

汪 朗 1951年出生，汪曾祺長子，散文作家、美食家。1982年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后進入《經濟日報》工作，曾任經濟日報社國際部主任。著有《刁嘴》《衣食大義》《食之白話》，與兩個妹妹合著《老頭兒汪曾祺：我們眼中的父親》等。

汪 朝 1954年出生，汪曾祺之女，新華社中國圖片社編輯，已退休。曾選編《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草木春秋》(作家出版社)、《汪曾祺書畫集》，參與寫作《老頭兒汪曾祺》等。

汪曾祺，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這是外界給予汪曾祺中國文學史上的定位和評價，可是在兒子汪朗和女兒汪朝心目中，他們的父親就是一位對孩子寵溺得沒有原則的普通父親，以至于他家“沒大沒小”，就連孫女也可以喊汪曾祺“老頭兒”。

3月11日，汪朗和汪朝做客“青睞”講座，述憶父親汪曾祺。兩人提前半小時就來到北京青年報社，兩位隨和的老人毫無架子，充滿朝氣，汪朗更是經常邊說邊笑，朗朗開懷的樣子極具感染力。

面對讀者，兩位老師就像是跟親朋好友聊天，對父親沒有拔高沒有隱瞞，那份坦誠讓人感動，而活靈活現的描述更是“復活”了歷史場景，極具畫面感。人們像是看電影一樣了解到汪曾祺一家人的生活，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羨慕這家人的平和隨意。

近百位讀者聽得津津有味，不時會爆發出笑聲，待兩個小時的活動結束后，汪朗在給“青睞”的留言簿上打趣寫道：“瞎白話一場，希望讀者還能忍受。”而在沒聽夠的讀者看來，這種帶有人文情懷的講座太稀有了，尤其是這種情意盈盈的知識分子家庭的故事，既有雅趣，又堪回味，如同是汪曾祺筆下的那些菜肴，彌漫著生活的香氣。

為人平和 對孩子更是寵得沒有原則

雖然作為一代大師，汪曾祺有文學家、美食家、畫家等等一大串“高帽子”，但是在孩子眼中，他就是個普通父親，汪朗笑說：“在我家什么也不是。”汪朗說父親十分平和，尤其是晚年之后，經歷的事情多了，一切都看得開看得淡，所以，基本上沒有大喜大悲和感情外露的時候。

因為父親很少發脾氣，所以在家就“受欺負”，汪朗笑說全家人都叫他“老頭兒”：“開始是我媽這么喊他，后來我們也沒大沒小，跟著我媽這么叫，到了我們的下一代也這么叫，他聽了都樂呵呵的，在我家是‘母道尊嚴’，沒有‘父道尊嚴’和‘爺道尊嚴’。”

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鄉時，汪朗剛上小學一年級，拼音字母還沒學完整，待學會后用拼音給父親寫了一封信。汪曾祺沒學過拼音，但是為了給孩子回信，自己現學了拼音，對孩子充滿了愛護之情。

汪朝是家中最小的女兒，汪曾祺去勞改時，她才3歲，等回來時已經六七歲了，汪朝說：“他對我們有虧欠之意，可是哥哥姐姐大了，就算被他寵著也不一定領情，所以他就把對三個孩子的虧欠都彌補在我身上，對我很寵，我都六七歲了，還愛背著我，他有點兒駝背，就那樣還背著我走在大馬路上。”

汪朝說自己小時候出去玩，有時上同學家很晚才回來，那時也沒有電話、手機，“他在家里等著著急，可是我回來后，他一句重話也沒有，問我怎么這么晚回來，我說去同學家了，他就不吭聲了。我跟孫女說：‘我的爸爸沒有給我看過一次臉色。’孫女聽后傻了，然后她說：‘我也想要這樣一個爸爸。’因為她的爸爸媽媽脾氣不好。”

父親汪曾祺對孩子的好，汪朗和汪朝異口同聲地說簡直是到了“沒有原則”的程度。在工廠上班時，汪朝曾經上三班倒，下了夜班睡不著覺，脾氣很暴躁，“我爸想來我屋寫東西，我就跟他發脾氣說影響我睡覺，我下中班回家很晚，他都已經躺下了，還會起來給我做夜宵，然后再回去睡。我有時候上中班不想起床，他就說：‘要不我給你端床上吃？’我媽一聽就火了：‘在床上吃，像什么樣子！’我爸嚇得不敢說話了。”

母親生病后，“管家”一職就交給了汪朝，一次要給姑姑匯錢，她跟父親說“寄1000吧”，汪朝說：“那時是1996年，我覺得1000不少了，他聽了也不吭聲，后來悄悄跟我姐說他想寄3000。那些錢都是他自己的錢，而且離他去世只有一年，大家都尊稱他為汪老，出去前呼后擁的，可是他在家還這樣，都不好意思跟我當面說想寄3000。”

汪曾祺的這份平和，不只是對幾個子女，汪朝說他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孩子、保姆，還是別的什么人，他都沒有高低貴賤一視同仁，所以汪朗汪朝的朋友、同學們都喜歡去他家玩，說到這里，汪朝嘆了口氣：“他真是個好老頭兒。”

孫女外孫女“嫌棄”爺爺寫文章沒詞

父親汪曾祺在外面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可是汪朗笑說，在家里家人總是“打擊”他，就連孫女都這樣。

汪曾祺喜歡畫畫，有時候自己也挺得意，可是有一次，尚年幼的孫女和外孫女批評他，“畫的什么呀，荷花下面沒水，旁邊還空一大塊地方。”兩個孩子商量給他補一補，于是開始胡亂抹，又是添荷花又是添水，汪朗笑說：“老頭兒一點也不生氣，這幅祖孫合作的畫現在還在 。”

汪朗說女兒上小學四五年級時，批評爺爺寫的東西一點也不好，因為“沒詞”，那時候的小學作文都要寫些華麗辭藻，老師會在這些詞上畫圈圈以表揚，“我女兒聽說爺爺是大作家，就去翻，結果翻來翻去沒找到一個好詞，都是大白話。她表妹聽了在旁邊拖著長腔幫腔，‘就是，而且前面說了這個事，后面就不知道撤哪去了，中心思想一點也不突出，在老師那最多算二類文。’老頭兒聽了高興，說：‘說得好，就是沒詞。’他樂顛顛走了，覺得這是他特點，孩子看出來了，挺高興。”

不過，平和的汪曾祺也是有脾氣的人，汪朗講述說老頭兒年輕時也很狂。在昆明上大學時，一次在飯館吃飯，他覺得旁邊一個陌生人庸俗不順眼，就始終翻白眼盯著人家，“人家受不了，你這么看我干嗎？有本事出去一對一！后來出去沒有，老頭兒沒說。”

汪朗和汪朝笑說，老頭兒晚年后對什么事都不生氣，但唯有一件事，一定會讓他生氣，就是他們的媽媽吃飯時不著急上桌。

汪曾祺負責的“家務”就是做飯，他從買菜就開始操持，每頓飯葷素搭配，很是上心，“我媽雖然有幾道拿手菜，但是基本沒做過飯，不做飯就不知道做飯人的辛苦，而且中餐需要溫度，我媽吃飯時其實也沒事干，但是她總是躺在床上看報紙，腳還翹得高高的，老頭兒喊一次兩次吃飯了，還不上桌，第三次就火了。我媽還愛說些閑話，比如說：‘這些食材都哪來的呀？’老頭兒就說：‘垃圾箱里撿的，地溝里掏的，愛吃不吃！’看老頭兒不高興，我媽就咯咯樂。”說到這里，汪朗笑說那時還覺得爸媽有趣跟著笑，沒想到現在“歷史重演”，在家中他負責做飯，夫人也是一到吃飯總有事，不是這抹抹就是那擦擦，不按時上桌，“有時氣得我想把盤子卒瓦了，轉念一想我家老頭兒都按捺那么多年了。”說到這里，汪朗向讀者開玩笑說：“所以啊，在家不做飯的那位注意了，一定要按時上桌，這是維護家庭和睦的一個重要環節。”

不高興漢堡被改成面包

新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有400萬字，三分之二多是汪曾祺60歲以后寫的，老人77歲離世，中間還有幾年身體不太好，愛畫畫的他還留下了好幾百張畫，送出去的又不知道多少張，所以，這樣一筆賬算下來，汪朗和汪朝都驚嘆于父親是怎么做到這么高效率的：“沒覺得他那么勤奮啊。”汪朗說每天看老頭兒也沒干什么，吃完早飯發會兒呆，寫倆小時，就接著做中午飯，然后睡午覺，起來畫畫 ，“看他挺舒服清閑的，偶爾還去參加個活動，趕個飯局，不知道他怎么寫了這么多。”

究其原因，汪朗覺得可能是父親的作品沒有廢品，而且通常不用改。但是這不意味著汪曾祺的文學創作標準不嚴格，相反，在這方面，老頭兒表現得有些固執，好就是好，不好不能說好，汪朗說：“就像他說有的人‘不是嗑這棵樹的蟲’，我們幾個孩子也都有自知之明，沒有搞文學創作的，不敢碰。”

汪曾祺寫過篇短小說《陳小手》，講述一個婦科男大夫水平特高，接生婆解決不了的他都能解決，文中寫道再復雜的問題，憑借他的手，都能怎樣怎樣。老頭兒寫完后給家里人看，結果被提了意見，汪朗回憶說：“我媽在新華社做醫學報道，看了就說：‘你這寫的不科學，沒聽說光靠手不借助儀器就行的。’老頭兒沒辦法在文章中加了一句‘他當然也要借助于藥物和器械’，加進了括弧里，現在這句話也有。”

汪朗說，老頭兒大多時候是固執的，能夠接受意見修改的時候并不多。作家林斤瀾就笑說汪曾祺給他提的修改建議，他都聽了，可是反過來，他提的意見，汪曾祺一次也沒聽過。

一度反右題材很多，很多作品寫得特別慘，汪曾祺寫了一篇《寂寞與溫暖》，寫一個技術員當了右派，處處得到別人的關心體貼愛護，感覺比過去日子還好。“家里人一看不行啊，這個調兒不一樣，別人都死去活來，你還溫暖，結果老頭兒改了六遍，還是那調兒，其他作品他一遍就成，這篇是六稿，但是和第一稿差不多，因為他不愿意改，他是有意美化生活，鼓勵你繼續生活下去，而不是凄慘的一面，這是他基本的創作原則 。”

汪曾祺1982年寫了篇《說短》，里面提到了漢堡包，可是1982年北京還沒有麥當勞肯德基，編輯就改成了面包，汪朗說：“老頭兒這通叨叨，因為漢堡包和面包完全不一樣，漢堡包有肉多好吃，面包吃著多干啊，而且他就是要用當時少見的漢堡包帶出那種時尚感，后來出集子，他又改回來了。這次出《汪曾祺全集》，都是以初刊本做依據，所以又改成了面包，我一看不行，里面有這么段故事，就又改回了漢堡包。”

《黃油烙餅》里，有人建議他把吃飯改成會餐，老頭兒也不同意，因為他認為這篇文章是以七八歲孩子的視角寫的，那時的孩子心里沒有“會餐”這詞，就是吃飯。所以，在汪朗看來，雖然汪曾祺的文章表面看來“沒詞”，但實際上每個遣詞造句，他都自有用意，不會隨意。

愛看雜書 不愛輔導孩子寫作

雖然總是被家里人“打擊”，而且為人低調謙和，但是汪朗說汪曾祺內心還是自視甚高的，“一次我們又跟他開玩笑‘擠對’他，他說：‘你們對我要好一點，我將來可是要進文學史的人。’汪朗說父親覺得自己成不了大家，但大概能當個名家。所謂大家就是東西寫得有氣勢、憂國憂民那種，而名家就是寫點小品，特別是晚明那些小品文作家。”

上世紀70年代汪朗回家探親，和父親閑聊時，汪曾祺對當時一些樣板戲的概念化、主題先行有些不滿，不過他說有幾個未來是可以流傳下去的，像《紅燈記》《智取威虎山》，他說因為這些有生活，“我問他寫的《沙家浜》怎樣呢？他說那當然要傳下去，非常自信，停了一下，又說起碼《智斗》能夠傳下去。”

汪朗和汪朝驚嘆于父親的知識積累，沒看他認真看過什么大部頭，也沒看他看什么理論書，可是一肚子雜七雜八的學問 ，汪朗說父親愛看雜書從上大學時期就開始：“他的作息時間極不規律，經常晚上去系里圖書室翻雜書，他那時住上下鋪，上下鋪的兩個人基本沒見過面。后來在劇團資料室，也把那兒的書都看遍了，我們家里有很多小冊子，都和文學關系不大，什么景德鎮陶瓷、漆器、驗尸的，雜七雜八。他寫的稀奇古怪的人和事也多，很多細節描寫一個是觀察，一個是通過書里了解到的。他曾經看過一本元代御醫寫的《飲饌正要》 ，講到了驢皮湯的做法，他會琢磨能好喝嗎，對這些感興趣。”

別看汪曾祺是一代文學名家，可是他不培養孩子，汪朗說他們幾個孩子都是被放養長大的，老頭兒從不對他們望子成龍或望女成鳳。

他笑說正是父親對他的幫助少，所以幾次他都還記得。一次是小學畢業，那年是分畢業和升學兩次考試，汪朗說自己小時候最愁寫作文，不知道寫什么，小學畢業作文是《我的家庭》，“考完后我媽說讓我爸給我看看作文，應該怎么改，老頭兒說我寫得太簡單概括，需要展開，例如你寫了媽媽是干什么的，就要展開寫她怎么工作辛苦，顧不上家，寫出東西后又很高興，我們為她自豪等等。”汪朗得意地說結果那年升學考試是同一個作文題目，他按照父親教的，順利地考上了北師大附中。

汪朗上大學后，媽媽讓汪曾祺給兒子講寫作文，說好幾遍老頭兒都不理，脖子一梗，“我那時候誰教過我？”被逼無奈，拿了剛出的《古文觀止》，找了一篇《五柳先生傳》給汪朗講，結果教了半天就再也不教了。

汪朗的大學畢業論文寫元曲，他寫的是關漢卿的《救風塵》，因為知道父親了解這些，汪朗就找老頭兒要觀點去了。果然按照父親說的，他的論文順利通過，汪朗笑著說：“雖然教的次數不多 ，但都幫在了關鍵時刻，還是很有用。”

愛喝酒卻很少寫酒

雖然在文學上對孩子教誨不多，但汪朗說父親的待人接物卻都對孩子言傳身教，“老頭兒這一生就是八個字‘認真做事，平等待人’，我們基本上都學到了。”

此外，汪朗還像父親那樣熱愛美食，承包了家里做飯的重任，說起父親的拿手菜，汪朗和汪朝立刻滔滔不絕：“紅燒肘子、水煮牛肉、 涼拌腰片。就說涼拌腰片吧，要把水燒開后，腰片放進去，需要連做三鍋熱水，不能煮，就是把腰片放熱水里一焯，三次后再用涼水拔，然后加蒜醋姜，老頭兒做菜不嫌麻煩，樂在其中，他刀工特好，腰片切得特別薄，橫著片。”

汪朝笑說老頭兒從來不做特別普通的菜，“比如肉片炒柿子椒，不做，因為覺得平庸，像食堂大鍋菜，他不吃也不做。其實他吃得少，但是看大家愛吃就高興，他做菜必須色香味俱全，還要雅致，雖然并不用什么高級的原料。”

汪朗說父親還有一道經典菜就是改良版的大煮干絲，“這是淮揚菜，老頭兒因為在北京，就做出了自己的改良版，他用豆腐皮卷起來切，拿開水煮，再泡，湯比揚州的厚重，因為他用雞架子熬湯，放骨頭火腿干貝冬菇絲，厚重和鮮度都有了，每次做都被吃得一干二凈。父親的好友朱德熙，是個非常文雅矜持的人，可是在這道菜面前摟不住了，一次來我家吃，他問夫人：‘你不吃了吧？’然后就把那么大一碗都吃了，他沒說‘你還吃嗎’，而是說‘你不吃了吧’，我覺得特別好玩。”

汪曾祺寫了很多飲食文章，雖然汪迷們都知道他好酒，但是他幾乎沒有寫過關于酒的文章，涉及酒的內容都是在文章中犄角旮旯提到，汪朗認為老頭兒是有意回避，他也知道貪杯不好，“所以他寫菜寫茶寫煙，就是不怎么寫酒。他愛喝酒，不挑好壞，以高度為主，白酒為主，我媽管他，他就在廚房放一瓶，說炒菜用，實際上酒沒倒菜里，都倒他嘴里了，這是我家公開的秘密，只有我媽不知道。我們兩三歲時，他就把酒蘸在筷子上，放我們嘴里，我閨女時也是這樣，那時她話還說不清楚呢，不會說‘辣’，就說‘那那’。”

現場還有讀者好奇汪曾祺的普通話水平如何，是否會唱京劇，汪朗回答說，父親雖然是高郵人，但是普通話說得不錯，還會點兒北京土語，基本沒有口音，“比我媽說得好，我媽是福州人，很多字說不好，我爸讓我媽說‘四十四只死獅子’，我媽就說不出來。說起京劇，他說自己小時候學過 ，當然不是正經學，可能就是聽唱片什么的會唱兩出，后來大學時唱昆曲，到了劇團說不敢張嘴了，不過他說自己曾經咳嗽了一聲，旁邊的演員夸他嗓子好。”聽到這兒，讀者一片會心的大笑，這個老頭兒實在太有趣了。

距離汪曾祺逝世已經過了20年，汪迷卻是越來越多，人們喜愛這個以文字帶給大家美好的老頭兒。而在聽了兩位汪老師的講述后，對這個老頭兒更是備感親切，親切隨和的汪朗和汪朝老師，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向人們示范了知識分子的風骨。　攝影/陳鋼 陳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