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我們采訪了這場大規模扶貧事業親歷者———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扶貧辦原主任范小建，與我們一起回顧這段過往。

割舍不斷的西藏情緣

記者：在您的履歷里可以看到，您有兩次進藏、兩次內調的工作經歷，您當時為什么會選擇進藏，有著怎樣的背景？

范小建：我有兩次進藏工作的經歷，大體是這樣：第一次是在1976年9月至1979年5月，第二次是在1984年5月到1987年4月，兩次合計將近6年時間。兩次進藏，背景完全不同。第一次是在“文革”后期，三年的大學生活即將結束，畢業之際，作為新黨員，響應國家的號召，自己主動報名，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要消滅“三大差別”，當時的提法是“長期建藏、邊疆為家”；第二次是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在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之后，要落實會議確定的援藏任務，促進西藏的改革開放。第二次進藏又分前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受組織委派，在國務院西藏經濟工作咨詢組駐藏組，第二階段是駐藏組撤銷之后，組織希望我們有人留下來，我就留下來了。

記者：1978年的西藏與當時的內地有著怎樣的差距？

范小建：我是吉林大學經濟系計劃經濟專業畢業的，所以第一次進藏之后，就被安排在昌都地區計劃委員會工作。當時，“四人幫”已被打倒，但“文革”還沒有結束。1978年，我主動報名，參加了自治區統一組織的、在西藏農牧區開展的“基本路線教育運動”，具體任務就是辦人民公社，那時候全國只有西藏還沒有完全實現人民公社化，比全國實現人民公社化晚20年時間。我下鄉駐村的地點是昌都地區洛隆縣新榮區白托鄉，現在叫新榮鄉白托村，在怒江上游的大山深處，經濟社會發展非常落后。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是封建農奴制，平息叛亂之后才實行民主改革。到1978年，只有20年時間。我到白托鄉工作的時候，當地老百姓使用的農具非常原始。耕地是“二頭抬杠”的辦法，用一個木棒把兩個牛的腦袋綁在一起，后面拉著一付犁，犁杖沒有鐵的犁頭，是木頭的；趕牛沒有鞭子，就用繩子或皮條子。這種情況在內地，只有在歷史博物館才看得到。當地沒有鐵匠，沒有木匠，農民家里沒有鋤頭，只有幾把鐮刀，幾乎沒有什么像樣的生產工具。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艱苦，白天穿什么，晚上就蓋什么，沒有床，基本都睡在地上，絕大多數老百姓的家里沒有被褥。糧食也不夠吃，主要靠國家的返銷糧維持。

記者：第二次進藏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范小建：前面說了，第二次進藏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國務院西藏經濟工作咨詢組駐藏組，主要任務是配合自治區人民政府，落實當時中央為籌備自治區成立20周年大慶而確定的43項工程項目，同時開展調查研究。第二個階段是正式調入西藏。我開始是被安排在西藏自治區黨委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后來又兼任自治區人民政府經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負責推進西藏經濟體制改革相關方面的工作。因為工作的需要，第二次進藏期間，我在西藏跑了大約三分之二的縣，在農牧區開展了大量調研。

記者：兩次進藏的經歷，對于您從事扶貧的工作產生哪些影響？

范小建：兩次進藏不但使我對西藏的區情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加上我在內蒙古哲里木盟下鄉插隊的5年經歷，也使我對我國的“三農”工作情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不客氣地說，在我這個年齡，做過人民公社社員，還親身參加過辦人民公社的人，不是很多。從扶貧的角度來講，這些經歷首先是使我對貧困地區的實際情況有了刻骨銘心的感受，體會到那種巨大的差距以及這差距背后深刻的歷史原因，再就是懂得了解決這些問題既要有緊迫感，更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中國的情況千差萬別，每到一地，一定要注重調查研究，把情況搞清楚。因為同樣是貧困，致貧的原因是不一樣的。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分類指導。

“摸著石頭過河”的扶貧政策

記者：我國從1986年開始開展了一系列大規模、有計劃的農村扶貧實踐。您是如何看待這一時期的區域開發式扶貧戰略？

范小建：嚴格地說，改革開放之后，首先是體制改革推動減貧。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農村處在普遍貧困的狀態。按照20世紀80年代的國家貧困標準，我國農村的貧困人口大約有2.5億人，貧困發生率是30%。鄧小平同志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但是，要消除貧困，談何容易。這么大個國家，從那兒入手？

實際上，國家是從1983年開始，在“三西地區”率先開始了區域性扶貧的試點，當時叫“三西地區農業建設”。“三西地區”是指甘肅定西地區、寧夏固原地區和甘肅的河西走廊地區。定西和固原是歷史上出了名的苦地方，左宗棠說，是“苦甲天下”的地方,就是最苦最苦的地方。而河西走廊是甘肅的好地方，當時的想法，是“興河西之力，濟定西之貧”。為此，國家每年對“三西地區”安排2億元作為專項扶貧資金。最早的扶貧移民搬遷工作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的。國務院三西地區農業建設領導小組的組長是原農業部部長林乎加同志。經過3年努力，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國務院就決定在1986年正式成立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設立了辦公室，開始了有計劃、大規模的扶貧實踐。當時，這個領導小組的組長是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同志。這個領導小組實際上是后來扶貧領導小組的前身。因為貧困的面積太大，貧困的區域分布不均又是我國的一個突出特點，因此最初是劃定了十八個貧困片區，后來根據工作的需要又聚焦到縣，按照一般縣農民年人均純收入150元，少數民族自治縣農民年人均收入200元，老區縣農民年人均純收入300元的標準，陸續劃定了330多個國家級貧困縣。雖然貧困人口的分布是就全國而言，而這些縣，貧困人口相對集中，就成為當時國家扶貧工作的主戰場。這一時期的扶貧工作，從歷史意義上講，首先是把扶貧提到了重要日程。改革開放以后，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而區域之間的差異也越來越大、越來越突出。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及時發現并提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認識解決這個問題的迫切性和長期性，意義重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國務院成立了專門的領導機構，設立了辦公室，增加了專項經費，制定了貧困標準，通過劃定貧困縣的辦法進行貧困瞄準，確定了扶貧工作的主戰場，確立了開發式扶貧的方針，這些做法都為后來的扶貧工作奠定了基礎。當然，那個時候國家的財力非常有限，1985年開始，國家財政專項安排以工代賑資金9個億，1986年開始增加扶貧貸款每年10個億，已經是非常不容易了。那個時期，雖然也有扶貧到戶到人的要求，但貧困人口的減少主要是靠農業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帶動，國家當時還沒有能力開展像今天這樣的精準扶貧。

記者：從1994年到2000年《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實施帶來了哪些改變？

范小建：1994年年初，國務院發布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計劃提出，力爭在20世紀最后7年內基本解決全國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明確目標、明確對象、明確措施和明確期限的扶貧開發行動綱領。《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實施，極大地推動了扶貧開發進程，使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的數量迅速減少，從1993年的7500萬減少到2000年的3209萬，貧困發生率下降到3.5%，貧困地區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從648元增長到1337元，年均增長12.8%，比全國平均增長速度快了2個百分點。同時，貧困地區的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變，修建了6000多萬畝的基本農田，大體上相當于1個貧困人口接近1畝；解決了5300多萬人和4800多萬頭大牲畜的飲水問題，貧困地區通電、通路、通郵、通電話的行政村分別達到95%、89%、69%、67%，其中部分指標接近或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實現了攻堅目標。因此，國家宣布，到2000年全國實現總體小康。

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記者：據了解，進入新世紀之后，國家開始探索在農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當時有些同志對此有不同看法。其中，扶貧系統的不同意見還比較集中。您了解的情況是怎樣的？

范小建：《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結束時，按當時的貧困標準，貧困人口還有3200多萬。對于剩余的這部分貧困人口怎么看怎么辦，是必須回答的問題。當時有一種看法是，剩余的這部分貧困人口，是所謂扶貧開發的“死庫容”，主要是沒有勞動能力和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口。解決問題的辦法，主要是通過加強農村社會保障措施來兜底，用開發式的辦法很難奏效。因此，要積極探索實施農村低保，增加社會保障方面的投入，原來意義上的扶貧投入可以不增或少增。而扶貧部門的同志則大多認為，必須堅持開發式扶貧的方針，繼續加大扶貧開發力度，增加扶貧開發投入。當時扶貧部門的意見比較強烈。經過多年試點，國家決定從2007年開始在全國農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低保工作由民政部門承擔。而扶貧部門則繼續按原有的工作思路，“政策不變、力度不減”，努力做好工作。所以到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就提出了要實現“農村低保制度和扶貧政策兩項制度有效銜接”的要求。

記者：在您擔任國務院扶貧辦主任期間，中央發布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并且大幅度提高了扶貧標準。大幅度調整貧困線的原因是什么？對扶貧工作帶來哪些新的挑戰？

范小建：《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當時的扶貧標準的確比較低，根據2007年的測算，用購買力平價方法，大約相當于0.73個美元。就算是《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剩余的3200萬貧困人口的問題全部解決了，也還是沒有達到國際上所謂“每人每天消費1美元”的最低貧困標準。為此，多年來，扶貧系統一直呼吁要提高扶貧標準。2007年以后，我們呼吁提高扶貧標準的力度進一步加大，到2009年兩會期間，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宣布扶貧標準提高到1196元，貧困人口的規模為4007萬。實際上，1196元這個標準，是從2001年以后國家統計局使用的低收入標準轉化而來的。應該說，這個標準大體相當于國際上每人每天消費1美元的水平，已經是個很大的進步。但是，我們很快又發現，這個標準還是不行。按照這個標準，2009年比2008年減少了500萬人，2010年比2009年又減少了900萬人，按這個減貧速度，這個標準用不了幾年時間。剛好，當時在編制2011至2020年的扶貧開發綱要，所以我們就再次提出要提高扶貧標準。經過幾輪深入討論，做工作，中央最終確定，根據到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適應扶貧開發轉入新階段的形勢，新的扶貧標準提高到2010年不變價2300元，這個標準比原來的標準提高了92%。這個標準提出以后，扶貧工作確實面臨著新的巨大挑戰。新標準提出后，2011年年底貧困人口總量是12238萬，如果到2020年全部解決，平均每年要減少貧困人口1000萬以上，而按照此前的標準，除了體制改革推動扶貧時期，每年減少1700多萬，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年均減貧只有520萬，《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期間也只有610多萬。更何況，一般來講，新的標準提出之后，在標準不變、政策力度不變的情況下，會出現減貧人口和減貧幅度的逐年下降，這個挑戰就更加嚴峻。所以，我們當時利用一切場合呼吁加大扶貧工作力度，增加扶貧開發投入。

讓世界驚嘆的扶貧成績！

記者：站在改革開放40周年這個節點回望，您如何看待扶貧事業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范小建：改革開放40年，我國各項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為世人所驚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深刻變化，有幸作為這一偉大歷史進程的參與者和見證人，感到很自豪、很幸運。在這40年的偉大進程中，扶貧開發是其中濃墨重彩的一筆。40年來，我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減貧道路，使7億多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占全球減貧人口的70%以上，即將整體告別長期以來困擾中國人民的絕對貧困，譜寫了人類反貧困歷史的輝煌篇章，為全球減貧事業貢獻了中國經驗。成就來之不易，舉世公認。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扶貧開發擺到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習近平總書記立足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把實現脫貧目標作為實現全面小康的底線目標和標志性指標，對扶貧開發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作出一系列新的決策和部署，并親自掛帥出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脫貧攻堅工作，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根本指引、核心要求和基本方略。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戰取得了決定性進展和歷史性成就，創造了我國減貧史上的最好成績，譜寫了人類反貧困歷史的新篇章。這也從另一個層面說明，改革開放以后，我們所選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完全正確的，也是符合我國國情和發展實際的。

記者：在您看來，中國在2020年實現全面脫貧的底氣和信心從哪來？

范小建：對于到2020年實現脫貧目標，我是充滿信心的。首先是因為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有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第二是有消滅絕對貧困等明確的脫貧目標和精準扶貧方略等一系列清晰的工作思路。第三是有非常強而有力的扶貧投入，再加上貧困地區廣大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我們應該對脫貧目標的實現充滿信心。

記者：中國扶貧開發取得了巨大成就，對全球減貧事業有哪些促進作用？

范小建：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減貧成績舉世矚目。按世界銀行去年9月份公布的數據，按照每人每天消費1.9個美元的國際扶貧標準，從1981年到2015年，中國的貧困人口從8.78億減少到997.96萬人，累計減少8.68億，超過全球減貧人口的70%。這是我國對全球減貧事業的最大貢獻。同時，我們還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減貧道路，為全球減貧提供了中國經驗。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17年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致辭時指出，精準減貧方略是幫助最貧困人口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宏偉目標的唯一途徑。中國已實現數億人脫貧，中國的經驗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