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場展覽與一部專著

祭侄文稿 唐 顏真卿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今年年初，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辦了“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的特別展覽，展出了包括《祭侄文稿》在內的177件作品。《祭侄文稿》號稱“天下第二行書”，同時也是顏真卿傳世的唯一一件可靠的墨跡，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更耐人尋味的是，展覽期間，一本研究顏真卿的英文書，成為“配套”，帶本書去看展覽一時風行。

這是怎樣一本書呢？它是去年出版，由楊簡茹譯、祝帥校譯的美國漢學家倪雅梅的《中正之筆：顏真卿書法與宋代文人政治》。《中正之筆》（簡寫，下同）是英語世界圍繞顏真卿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學術研究專著，英文版于1998年出版，20余年之后才進入中文世界。該書雖因成書年代較早難免有材料與文獻上的疏漏，但卻憑借鮮明的問題意識和觀照視角，脫穎于我們習以為常的書法史研究。“之所以要引進翻譯這本書，不是因為這本書的論述多么全面，而是作為一種啟發式的文本，可以給我們很多新思考。”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祝帥說。

在國內顏真卿被熱議之際，閱讀專著《中正之筆》可謂恰逢其時。日前，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的“汲古論壇——‘中’與‘忠’：作為文化典范的顏真卿及其書法”便圍繞《中正之筆》一書展開了討論，以“一場展覽”與“一部專著”的相遇為契機，談到顏真卿和“顏體”相關的背后的藝術實踐與文化典范。

顏真卿能成為典范

不是偶然現象

眾所周知，顏真卿書法被歷代書家所推崇，很多書法初學者都是從練習“顏體”開始的。公元780年初秋，顏真卿撰文并書丹了《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并序》。盡管這塊碑文是為他去世已久的父親顏惟貞所寫，但其高貴的謚號卻是因其“神通廣大”的子孫所得，代表來自王權的至高榮譽。因此，碑文代表的是整個顏氏一族的成就和家譜，并以《顏家廟碑》的名稱而為世人所熟知。

從書法技術發展的層面來說，顏真卿是如何形成這種書寫方式的？為什么他的楷書被推崇為“顏體”？

“我們討論顏真卿，離不開唐代書法史的構建。唐代書法實際上還是一種類似于不傳之密的記憶，而能夠讓一個書法家養成的，可能就是他的家族影響。”中國藝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谷卿發現，唐代不少書法家都是親戚，他們在龐大的家族網絡中，開展藝術的研究、鑒藏、創作和交流。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史睿也認為，顏真卿書法之所以有如此形態，與整個家族的城市流動史和大族姻親關系密不可分。他認為：“顏家的傳承體系其實是有斷層的，由于顏家中間傳人早亡，包括顏真卿的祖父，他們幼年時代沒有接受到父輩的教育，而是由舅舅完成。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姻親關系在書法傳承上的意義和作用。”

“宋代，儒家的家國思想在文人士大夫中發展到極致。對于宋代人來說，除了韓愈、杜甫等，唐代似乎很難找到如顏真卿一樣符合宋代審美理想的人物，他的被發現也不是偶然現象，故而能得到韓愈、歐陽修身體力行的推崇。”《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副編審管琴認為，顏真卿大氣磅礴的書法美學，和其性格中的“中正”一致，與儒家的家國觀念吻合。

中與忠 新與古

倪雅梅研究顏真卿書法，參照的即是“性格學”。性格學在今天往往被視為一種古老的“偽科學”，然而，將藝術風格與人格關聯起來的做法在中國傳統中是一種慣例，從筆跡中辨析道德和政治意義被歷代品評家所采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川認為，倪雅梅在書中呈現出了文化和政治之間的張力，但卻是以一種建立在西方世界觀基礎上的學科概念來進入中國傳統的書法史領域，多少存在隔閡。“首先，顏真卿的成就由宋人建構，這一說法在論證上存疑；其次他過于強調顏真卿和王羲之的風格對立，其實二者的互補性遠超其對立性。這表明，以西方的藝術概念介入，可能會忽略漢字本身厚重的文化傳統。”李川說。

“顏真卿和王羲之的二元對立可能是書法史上存在的事實。”祝帥作為《中正之筆》的校譯者回應，王羲之和顏真卿代表了兩個源頭，自顏真卿開始，楷書筆法形態由內擫轉向外拓，由王羲之建立的書法或者說美學傳統自此產生了變化。亦如谷卿所言：“顏真卿是書法史上‘極其變態’的人，這并非我們今天所理解的‘變態’，而是‘變’的狀態達到了極致，一如詞之于南宋，變得更深。”

“唐代將王羲之作為典范，更重要的是體現在藝術氣息上。唐玄宗以后，中國書法的風格，明顯偏向于個人情緒的‘中正’。”中國藝術研究院書法院副院長楊濤認為，從倫理道德角度看，整個唐代，從虞世南到歐陽詢等都屬于“中正”范疇。至宋代，書法意識中才開始縈繞一個——“忠”字，正與顏真卿符合。“顏真卿最偉大的地方，是在王羲之基礎上，把古今結合得更加完美。如果說王羲之的作用是集大成的新體，那么顏真卿是把新和古結合在一起，而且做到了非常‘接地氣’，從而讓楷書更有法度，從長、寬、大、小等方面將其數據化，讓人觸手可及。其他書家雖然也很‘正’，但達不到能夠在民間廣泛推廣的效用。”楊濤說。

從顏真卿現象進入顏真卿文化

那么，面對當下的書法史研究，對顏真卿的討論意義何在？

“從更寬廣的視野來看，我們可以將顏真卿放到中國文化的歷史長河中來討論。”李川說，“顏真卿之前書法亦有中正風格，而顏真卿之所以被立為書法典范和道德楷模，是一個實踐之物、被指定之物，而不應該僅僅被視為科學分析的產物。某種意義上講，這恰恰也是華夏文化實踐之于宇宙觀、世界觀的自然投射，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現象。”

“書法的這種自覺是怎么產生的？作為一種文化表達形式，它的地位是怎樣的？與我們今天將書法視作一種純粹的藝術審美不同，在古代，無論是書札還是著作，首要考量的并非藝術美觀與否，而是如何遵循和代表一個貴族階層的文化修養。”史睿認為，從這一角度來理解書法，方可看到更為全面的書法場景和線索，才能理解古人是在怎樣的社會功能和場合中使用書法，以及書法表達了怎樣的社會功能。

以往的書法史研究往往比較重視最偉大的書家及其作品，盡管這樣的書法史研究是非常基礎和有必要，但對于這些書家是在怎樣的環境中產生的、彼此之間有怎樣的可能性等問題，卻很少涉及。史睿坦言：“海外中國藝術史研究，比如歐美、日本等都比較重視場景和線索，倘若進一步學習其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并融匯到我們對于作品、文獻、歷史等方面的研究優勢上，興許會帶來新方法和新范式，以處理中國書法史的不同側面。”（記者 梁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