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美的圖卷不僅反映出不同歷史時期的藝術特色和時代特點，打開了我們了解中國古代女性生活狀態與內心情感世界的大門，通過圖像的變遷，還折射出各個時期的歷史、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的特點及其演變軌跡。

浙江博物館副館長蔡琴十多年來專注女性題材繪畫的研究，她基于最直接的藏品從觀看的視角出發，將一幅幅作品與古代女性的生活進行勾連，還原原貌，做了大量的資料收集和詮釋工作，并于近日，完成了“艷絕世界里的東方美學——中國古代女性生活圖卷”巡回講座。她將古代女性生活狀態詳實地呈現出來，最終的落腳點是對女性生活方式價值的探究。

三月是女人的季節，從3月9日浙江美術館開始，每個周末一場講座，16日天津博物館、23日蘇州博物館、30日寧波博物館。美術報、上海日報的記者在浙美講座以后，就要采訪我，我說等到巡講結束以后吧。現在，巡講結束了，她們的采訪，其實正是我需要在講座以外想說的幾個問題。

為什么會選擇這個話題

作為一個博物館的工作者，比一般觀眾容易看到更多的書畫展覽和藏品，很早我就被有關的女性圖像所吸引，大致2000年，在上海博物館國寶大展中看到《簪花仕女圖》后，就寫了一篇文章《美女史》，發表在當時我在一家報紙開設的散文專欄上。雖然文章從現在的眼光看來，比較淺顯，只是關注美女胖瘦之類的表象，但是，這是質的變化：從觀看到寫作！之后，更多留意這類展覽和藏品，更多從單純的女性形象關注到整個圖像。2016年，青島博物館和常州博物館分別舉辦了女性文物展覽和女性書畫展覽，我當時還沒有回到浙江省博物館，應隋永琦館長和林健館長邀請在青島館和常州館分別舉辦了兩場講座。之后，浙博宣教部陳平主任請我在孤山館區報告廳講了一次。這次講座的前后，我回到了浙博。這也是個節點，從《美女史》的寫作，向專業研究邁進，10多年的積累，得以梳理和認知。之后，關注到中國美術學院圖書館全方位開放的高居翰的研究資料，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古代女性圖像就是學界研究的熱門話題。所以，兩條線路的并軌。和一般的學者不同，我的視角是從觀看出發的，和觀眾比較有共鳴，同時，也是基于最直接的藏品，不顯得學究。我希望這次巡講的框架、資源是開放的，可以不斷完善和深入。

“艷絕”和“東方美學”是褒義詞嗎

“艷絕”和“東方美學”從字面上看，是褒義詞。在我的講座中，應該不是那么簡單。中國古代女性是有“人設”的：一是身體不能超越家居范圍，二是行為不能超越家務范疇，三是意識不能超越家庭范式。這些圖卷所描繪的貴族女性的生活，“場景”不超過閨閣和后花園，“內容”不外乎家務，諸如教子、紡織、刺繡等，更大量的是消閑，如理妝、彈琴、下棋、看書、畫畫、寫詩、烹茶、飲酒、游戲，甚至就是憑欄閑坐發呆。雖然被封閉在“后花園”，但她們并不是“后花園”的主人。古代的私家花園，本是男人為自己營造的心靈休憩的場所，作為他們附屬的女人，不過和那些花草石山一樣，是花園中不可或缺的高級審美元素。“艷絕”為悅己者容，“東方美學”是男人的看法。長久以往，女性也給自己“人設”了，不能什么、應該什么，都是社會的要求，男性的要求，而不是“大膽地做自己”。

當然，歷史的發展并不是一根直線到底的。在《詩經》、《禮記》和《春秋》的各種注疏中所揭示的上古知書識禮的女子在公眾領域的活躍及其社會地位的尊崇，對當時的士人學子關于女性規范的約定俗成的認知所形成的沖擊。譬如，關于女子是否應該受教育的問題，即“才”與“德”的問題。鑒于“古之賢女，貴有才也”，女子亦當重才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了，于是進一步的問題就出來了：應該重怎樣的“才”？這就引出了關于兩種才女傳統或才女形象的梳理和論爭。

雖然古代社會對兩性的基本規范是“男主外女主內”，女性的“正位于內”，而這個“內”有幾層意思和具體規范：社會階層之間的分界其實更為本質，士大夫階層的女性在很多方面是利益和特權的共享者。因此，相較于階層之間的“墻”，同一階層的女性的空間的界分，既不是“墻”的意象，也不是“屏”的意象，而是“簾”意象：它表明了界限，也暗示了連通；它并非不可穿越，但又確然存在。“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就是這個“簾”。

女性在家庭之中通過“母教”而間接呈現的力量那樣強大而持久，更容易成為章學誠所說“公器”。在這點上，章的論敵袁枚似乎也無異議：“從古文人得功于母教者多，歐、蘇其尤著者也。次山題錢修亭《夜紡授經圖》曰：‘辛勤篝火夜燈明，繞膝書聲和紡聲。手執女工聽句讀，須知慈母是先生。’”在講座里，我重點講到了《袁枚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在一七九二年，袁枚寓居杭州，一時女弟子紛紛前來請益受業，為紀一時之盛，由寫真畫家尤詔為袁枚及諸弟子寫照、汪恭補景，成《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據蔣敦復《隨園軼事》記載，該圖曾有兩卷，“一為米脂高篙漁觀察長紳所得，一為安徽中丞吳竹莊先生坤修購于亂后，皆價費千金也”，可惜兩卷今僅存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