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長期以來建立了非常緊密的經貿關系。我們之所以反擊，是以戰止戰，是為了維持這樣一種關系。”圍繞這一話題，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CF40學術顧問余永定這樣說。但他同時強調，有些東西，中國是不能讓步的，比如我們未來的發展機會：如果在這些方面做了讓步，那么以后就沒有發展的可能了，我們就絕對不能讓步。再比如主權問題，在最基本、最核心的主權問題上我們是不能讓步的。尊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不顧尊嚴的國家在世界上是得不到尊重的。

余永定對本報記者強調，中國是自衛反擊而不是主動出擊。當前中國應避免主動把貿易戰引向其他領域，特別是金融領域。“對于人民幣匯率，我們應遵守不通過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的承諾。但是我們也沒有必要死守某個特定的點位。事實上，央行沒有也不應該承諾人民幣兌美元應該保持在哪個特定的點位上。如果由于國際收支惡化人民幣出現貶值壓力，我們也不應逆市場而動，為打擊空頭而消耗外匯儲備。有人說，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旦破7就會一瀉千里。對此我并不贊同。”余永定這樣說。

此前，在CF40和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會議上，余永定在對CF40課題組發布的研究報告做點評時，介紹了課題組提出的“制度性摩擦”和如何建立中美貿易沖突管控機制的觀點。“當年在美國和日本的貿易摩擦中，一些學者提出了‘制度性摩擦’的觀念。日本的公司治理結構是以‘系列會社和主銀行制度’為特征的。這種制度同美國公司治理結構差異巨大，從而造成所謂‘制度性摩擦’。同樣是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公眾已經意識到日本公司治理結構需要改革，但是由于制度慣性，日本公司治理結構改革進展緩慢。美國同日本的‘制度性摩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日本的公司治理結構改革。課題組認為，中國可以從美日處理‘制度性摩擦’的歷史經驗中得到一些啟示。”他對課題組提出的中國通過參加日本等十一國在智利圣地亞哥簽署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全面進步協定》（CPTTP）以解決中美“制度性摩擦”的看法表示了贊同。

最近，美國政府宣布了對華為的制裁。對此，余永定表示，美國政府的決定是蓄謀已久的。這一決定暴露了美國打擊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的企圖。顯然，中美貿易戰的實質不是貿易不平衡、不是中國是否遵守了WTO承諾，而是中國是否有權利發展高科技產業。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沒有妥協的余地。面對險惡的形勢，我們必須一方面繼續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保衛中國的高技術產業。只有這樣，中國人才能實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百年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