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筆者隨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專題調研組赴江浙兩省調研時發現，兩地結合本地產業優勢，深度擁抱智能制造，逐步形成政策體系日益完善、融合環境不斷優化、產業生態縱深推進的良好局面。2018年江蘇省“兩化”融合發展水平達到57.7，連續四年居全國首位；浙江省重點制造行業典型企業裝備數控化率達到近60%，機聯網率40%左右，“云上浙江”平臺累計“上云”企業達29萬家。不過，我國尚處于智能制造起步階段，還面臨著一些問題。

一是制造企業基礎薄弱，有的還處于工業2.0和3.0補課階段，技術改造難度大。

二是融合解決方案匱乏。融合服務商多數為軟件或硬件服務商轉型而來，系統性解決問題的能力不足。

三是人才技術瓶頸突出。目前普遍缺乏掌握核心技術的高技能人才。智能裝備、自動控制、工業協議、高端工業軟件等融合技術的對外依存度高。

四是智能標準不統一。數據采集交換、工業微服務框架、平臺之間互聯互通等缺乏通用標準。

五是制度機制存在制約。部門多頭管理現象突出，政策碎片化傾向明顯，區域之間也缺乏統籌的協同機制。

發展智能制造，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相關企業，都需要有長期規劃和戰略眼光。在政策制定上要堅持“三個導向”，營造健全融合發展環境。

一是市場導向，充分發揮企業主體作用。目前重點工業互聯網平臺注冊數量超過50萬，平均工業設備連接數達59萬臺，工業APP1500多個。有的企業數字化后研發成本降低30%，生產效率提高10%，節能減排10%以上。智能平臺賦能制造企業的效果顯現，企業改造升級的積極性得以體現。建議采取分類指導，引導大企業建設平臺方案和推廣標準，小企業創造應用場景和融合生態，形成“大企業建平臺，小企業用平臺”的商業氛圍。同時，發揮我國龍頭企業、軍工企業和先進地區優勢，培育有國際競爭力的行業巨頭，積極參與智能制造標準建設，從行業標準出發，上升到國家標準，乃至國際標準，從而占據國際話語權。前不久國際5G標準的制定推廣就給我國政府和企業提供了很多經驗。以中小制造企業解決困難和問題入手，通過“企業數字化制造、行業平臺化服務”組合拳，幫助中小企業提質、降本、節能、增效?？梢越梃b面向中小企業智能制造服務的浙江“新昌模式”，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推進中小企業智能制造工作方法。

二是問題導向，集中力量攻克核心技術。以問題為紐帶，發揮我國制度優勢，系統梳理制約深度融合的痛點堵點難點，重點突破工業網絡、工業軟件、控制芯片和智能裝備等卡脖子技術。改變以往大學、研究所、企業各自為政和單兵作戰的辦法，可推廣浙江省政府、浙江大學、阿里巴巴公司共同打造的之江實驗室創新平臺，即政府、科研院所、企業、金融機構協同推進，以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推動和引導，構建以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體系，研發關鍵共性技術。同時，要分行業、分領域制定發展路線圖，按照需求牽引、系統推進、分業施策的原則，明確分行業深度融合路徑。建議以制造業企業需求為核心，推動成立工業互聯網平臺技術聯盟，營造開源技術體系和共享產業生態，為制造企業提供技術支撐。加強宣貫培訓，宣傳制造企業“上云上網”的技術改造前景。另外，針對人才培養難題，建議調整高等院校專業設置，建設智能制造技術學院，培育企業實訓實習基地，為高端技術人才的培養打下基礎。

三是應用導向，通過試點示范加速融合。通過重大專項和試點示范，特別在制造企業的具體場景和流程環節中，形成能夠快速推廣的成熟技術產品和優秀解決方案。如江蘇省建立的無人工廠，智能車間和柔性生產的示范點，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帶動作用。

在智能制造融合過程中，地方政府要打破地域封閉和利益格局，增強協同協作效應。一是在探索區域之間融合模式，搭建智能企業和制造企業的公共服務平臺方面先行先試，提高供需銜接成效和市場運行質量，使得“智能+”和制造業之間能夠自主聯系、信息通暢，讓需求端和供給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實現比翼雙飛、雙向發力。二是政府要建立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容錯糾錯機制，創造支持新業態的營商環境。通過投資、貼息、獎補等方式支持企業改造，對于企業開展智能化技術改造的項目投資列入研發加計扣除，建立留抵退稅制度等一系列具體實在的政策。

(作者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辦公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