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年前就有了排水管道

先秦時期，人們就已經認識到居住環境的重要性，主張要保持良好的居住環境。《禮記》中有“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的記載——每天早上聽到雞鳴就起床洗漱，穿衣服，收拾被褥，打掃房間和庭院，然后再開始一天的工作。打掃出來的垃圾是不能隨意丟棄的，《韓非子》中記載：“殷之法，刑棄灰于街者”“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商代對于在路邊隨意丟棄垃圾者，竟然要采取砍斷手的嚴厲處罰。到了秦代商鞅變法時，依然保留有“刑棄灰于道”（《鹽鐵論》）的規定，只是處罰變成了黥面（古代刑罰，在面部刻字）。雖然這樣做的實際目的是為了避免由于亂扔垃圾產生糾紛，但也足見古人對于環境的重視。

據《周禮》記載，周代還設有專門的環境衛生管理機構，包括“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鄭玄的注釋認為“條”通“滌”，是“清掃”的意思，“狼”則是道路狼藉。因此，條狼氏的職責就是專門負責清掃道路上的垃圾。《周禮》中還記載，“宮人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井匽”一說是路廁，一說為排除污水穢物的設施，說明那時不僅有公共環境管理人員，還有公共衛生設施。

先秦時期已經有了簡易的廁所，至少貴族士大夫是要到廁所里面去方便的。據《左傳》記載，春秋時期的晉景公由于身體不適，“如廁，陷而卒。”竟不幸失足摔到廁所里淹死了。《戰國策》也記載著名的刺客豫讓曾躲在廁所里，想要趁趙襄子如廁的時候刺殺他。至于積在廁所中的糞便，當時的古人已經認識到其有肥沃土地、提高農作物產量的作用。農書《氾勝之書》中記載：“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為美，非必良田也。”以糞便漚田的方法雖然不一定是伊尹發明的，但也說明人們很早就掌握了這項技術。

從考古發掘的實際情況來看，早在距今4000年前的河南睢陽平糧臺龍山文化時代城址中，就發現了埋于地下的陶質排水管道。此后，中國古代城市建設一直重視排水排污系統的設置。先秦時期的考古遺址中，還多有專門堆積垃圾廢物的“灰坑”，或可直接稱之為垃圾坑。這些垃圾坑有的利用天然的坑穴，有的則系人工挖掘而成，里面堆積著大量的廢棄物或焚燒后的灰燼。這說明古人多以填埋、焚燒或集中堆積的方式處理垃圾，使其盡量遠離人們的居住環境，不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

變廢為寶的“生態廁所”

至少在漢代，糞便這種特殊的垃圾又有了新的應用方式——養豬，一種既能解決人們的方便問題，又能養豬的特殊廁所也被發明出來，稱為“圂”(hùn)。《說文解字》中稱“圂，廁也，從囗，象豕在囗中也。”這個圂上面是廁所，下面是一個豬圈，人們在上面方便后，排泄物落到下面的豬圈中供豬食用。《漢書》中有“廁中群豕出，壞大宮灶”的記載，顏師古的注釋說：“廁，養豕圂也。”那時的廁所中已經養著大群的豬了，做到了垃圾的循環再利用。

現代考古發現，漢代的長安城在宮殿、官署等重要的建筑物附近，都建有復雜的排水管道或排水溝，可將雨水或生活污水排走。但是對于固態的垃圾，大約還是以堆積或掩埋的處理方法為主。到了隋代，漢長安城已經“經今將八百歲，水皆咸鹵，不甚宜人。”（《隋書》）所以隋文帝楊堅放棄了漢長安城舊址，改在其東南方向另建大興城。

到了唐代，大興城改名長安城，人口規模達到百萬，成為當時的國際性大都市，每日產生的垃圾數量想來也必極為可觀。為了保護城市的環境，避免垃圾圍城的情況出現，唐代對于傾倒垃圾的管理非常嚴格，《唐律疏議》記載：“其穿垣出穢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論。主司不禁，與同罪。疏議曰：其有穿穴垣墻，以出穢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無罪。主司不禁，與同罪。”對于把垃圾扔到街上的，要打六十板子。有關管理人員不禁止的也要同樣受罰。

除了官府的政令，經濟杠桿也發揮了作用，唐代出現了專門以回收垃圾、拾糞為生的人。如《太平廣記》記載河東人裴明禮，“善于理生，收人間所棄物，積而鬻之，以此家產巨萬。”同書還提到“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自業，里中謂之雞肆，言若歸之積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這些人竟然靠收廢舊物品和拾糞而積累了萬貫家財，成為了富翁。

在宋代，已經出現“垃圾”一詞。據《夢粱錄》記載，杭州街邊的店鋪“有每日掃街盤垃圾者，每支錢犒之。”店家要自己雇傭保潔人員，而街道上面的垃圾，則由官府出面定期雇人清理。“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顧淘渠人沿門通渠；道路污泥，差顧船只，搬載鄉落空閑處。人家甘泔漿，自有日掠者來討去。”杭州的河道上還有“載垃圾糞土之船，成群搬運而去。”可見當時垃圾清運的量非常大。

《夢粱錄》還記載：“街巷小民之家，多無坑廁，只用馬桶，每日自有出糞人去，謂之‘傾腳頭’，各有主顧，不敢侵奪，或有侵奪，糞主必與之爭，甚者經府大訟，勝而后已。”專門挨家挨戶收馬桶的人叫“傾腳頭”，這些人為了爭奪寶貴的肥料資源，竟然要鬧到官府去訴訟。

垃圾堆積竟使街道比房屋還高

中國人自古就有珍惜物力，勤儉節約的傳統，對于廢舊物品，也盡量想方設法再次回收利用，發揮出新的價值。明清時期，廢舊物品回收在中國已經形成了產業。清代康熙時期曾作為沙俄使節來華的尼·斯·米列斯庫在他的《中國漫記》一書中這樣描述他所見到的中國人：“任何不屑一顧的廢物，他們都不忍遺棄，一小塊皮革、各種骨頭、羽毛、畜毛，他們都著意收藏，畜糞也要收集起來，然后巧妙加工，制成有用物品。”

對于城市環境的保持，明代南方地區的城市要好于北方地區，《萬歷野獲編》記載：“街道惟金陵最寬潔，其最穢者無如汴梁。雨后則中皆糞壤，泥濺腰腹，久晴則風起塵揚，顛面不識。若京師雖大不如南京，比之開封似稍勝之。”除了氣候原因，這可能與明清時期南方農家更積極地收糞積肥有關。明代的袁黃在《全農書》中提到：“南方農家凡養牛、羊、豖屬，每日出灰于欄中，使之踐踏，有爛草、腐柴，皆拾而投之足下……北方豬、羊皆散放，棄糞不收，殊為可惜。”北方“惟不收糞，故街道不凈，地氣多穢，井水多鹽。”糞便這種垃圾回收的不好，自然會大大的影響到居住環境

明清時期，為了保持北京城的環境整潔，一直有禁止亂丟垃圾的法令。《大明律》規定：“其穿墻而出穢污之物于街巷者，笞四十，出水者勿論。”《大清會典》中也有類似的規定：“如有穿墻出穢物于道旁及堆積作踐者，立即懲治。”但是實際上，人們還是習慣于將垃圾廢物等直接傾倒于街面上。這些垃圾日積月累，甚至會導致街面整體上升。《燕京雜記》記載，“人家掃除之物，悉傾于門外，灶燼爐灰，瓷碎瓦屑，堆積如山，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人們則循級而下，如落坑谷。”這種情況造成路面高地不平，無論坐車還是騎馬都很不安全，以至于清初的嚴我斯在《墜馬行》詩中用“長安之險，險于蜀道難”來形容京師的道路。這種狀況的產生，證明如果垃圾處理問題解決不好，城市環境就難以維持在良好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