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瞰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蔣洋波攝/光明圖片

卞家山墓地出土漆器 國家文物局提供

反山墓地考古發掘現場 國家文物局提供

良渚遺址出土的各種陶器 國家文物局提供

文家山墓地出土的玉璧等玉器 國家文物局提供

反山12號墓出土的三叉形玉器 國家文物局提供

反山20號墓出土的玉琮 國家文物局提供

反山墓地出土的嵌玉漆杯（復原）國家文物局提供

【守望家園】

太湖是中國第三大淡水湖，碧波三萬六千頃，連綿七十二峰，風景異常秀美。

富饒的環太湖地區，北至長江、南抵錢塘，東面是一望無際的大海，西部有茅山、天目山脈為天然屏障，地理環境優越，自古便是魚米之鄉、絲綢之府，獨享“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美譽。

西施浣紗的凄美、勾踐臥薪的膽色、干將莫邪的壯烈，吳越故地曾為后人留下了無數傳奇。然于春秋之前，這里卻予人一種“若明若昧”的感覺，似是一片“化外之地”……

直至20世紀，當考古學家將一個美麗的名字納入了歷史的視野，我們才得以為這亙古的輝煌心生感嘆。

這就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實證——良渚。

秦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導、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咨詢專家。本刊特邀她為您講述5000年前這里曾經發生的傳奇故事。

1、 于亂世中重見天日的良渚

對中國考古學來說，20世紀30年代還只是它的童年。

1936年冬季，在西湖博物館任職的施昕更發現并一個人主持發掘了“良渚”遺址。隔年春天，他又請來發掘過殷墟的董作賓、發掘過城子崖遺址的梁思永等當時中央研究院的大專家，參觀遺址指導工作。良渚遺址的發掘得到剛剛萌芽的中國考古學界的肯定。

1938年，施昕更一邊在浙南山區參加抗戰游擊，一邊克服困難繼續考古整理工作，使得五萬余字、百余張圖片的《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得以在戰火紛亂的上海正式出版。可惜不久，年僅28歲的施昕更就不幸病逝，剛剛起步的良渚研究就這樣中斷了。但是這本正式發掘報告，以其嚴謹科學的態度確認發現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時代的遺物，令“良渚”這個美麗的名字早早地進入了中國學術界的視野，為后人研究留下了珍貴的線索。

解放后不久，夏鼐先生在對“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的闡述中，正式提出和肯定了“良渚文化”，當時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譜系還沒完全建立起來，大部分地區還停留在只知道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階段，廣泛分布在長江下游地區這類文化被稱為“黑陶文化”，因而夏鼐先生為“良渚文化”命名意義重大。

對良渚文化認識的轉折點出現在1973年。通過蘇州草鞋山墓葬的發掘，考古學家們驚訝地發現，良渚文化不光有黑陶，原來過去清宮舊藏、被乾隆皇帝當成漢代寶貝的那些玉器，居然都是新石器時代的，屬于良渚文化！緊接著，20世紀七八十年代常州寺墩墓地、蘇州張陵山墓地、上海福泉山墓地一個個被發現和發掘，每個地點的大墓中都出土了豐富精美的玉器——從此，玉器成為良渚文化的名片。

歷史往往有巧合，1986年，也就是良渚發現五十周年的時候，浙江省的考古學家終于在施昕更發現并命名“良渚”的遺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的顯貴大墓。不管是古人還是今人，都注定是要由良渚人來為這個值得紀念的50年獻上一份厚禮。反山和瑤山墓地的相繼發現和發掘，讓學界再一次為良渚玉器所能達到的藝術和技術成就而驚嘆，出土“琮王”的反山墓地第12號墓葬，也無疑成為目前所知良渚文化中最高等級的“王墓”。

考古學家研究的不僅是精美的文物本身，而且要通過各種高新科技手段的運用，來理解物質文化產生的背景，了解古代社會的方方面面。在良渚遺址內，發現高等級大墓的同時，莫角山土臺作為遺址中心的宮殿區被發現；2007年，發現了圍繞著中心土臺和反山王墓的大型城墻；2015年，遺址群周圍大型水壩等水利系統通過多年調查試掘得以確認。與此同時，周邊地區也發現了良渚文化時期的遺址、墓地。比如：江蘇的常州高城墩、無錫邱城墩等高級墓地，上海在福泉山墓地旁邊新發現的吳家場墓地，都為了解整個良渚社會的分層分化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此外，跨過長江出現在蘇北地區的蔣莊墓地、浙南山區的遂昌好川墓地——這些走出長江三角洲地帶的良渚文化因素，也讓研究者開始重新審視良渚文化的輻射范圍和影響力。

最終，2018年，經過反復論證和準備，“良渚古城遺址”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遞交了正式的提名申請，成為中國第一個申遺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歷時80多年，不見于歷史文獻記載的“良渚文化”，終于在幾代中國考古學家的努力下，重見天日，正式走上世界人類文明史的舞臺。

2、 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的圣地

良渚古城遺址，屬于今天的杭州市余杭區，東北距太湖60余公里，處于一個大約1000平方公里的C形盆地中，三面環山，往東面向富庶的杭嘉湖地區。作為整個良渚文化的權力和信仰中心，它并沒有占有通常所說的“地利”，而是偏居整個王國的西南一隅。

良渚古城遺址，保護區的范圍大概是14余平方公里，根據遺跡功能和類型，大概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城址”，包括中心的宮殿區、內城、外城和古水系；第二類是“外圍水利系統”，包括谷口高壩、平原低壩和山前長堤；第三類是分等級墓地，包括最高等級“反山”“瑤山”兩處墓地、代表第二等級的“姜家山”墓地、代表第三等級的“文家山”墓地和位于外郭代表最低等級的“卞家山”墓地。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良渚古城也不是。大約距今5300年前后，掌握識玉、用玉技術的古代先民開始大量遷徙到良渚，隨著對玉料資源的控制和制玉技術的提高，最早出現了“瑤山”墓地這樣的最高等級的祭壇墓地。這個相對獨立、人工營造的臺地，不僅是良渚人進行特殊儀式活動的祭壇，而且作為最高等級人群的墓地使用。在祭壇上一共發現了12座大型墓葬，分成兩排，男女分列。墓葬中陪葬的玉器顯示出復雜又嚴格的用玉制度，成為社會分層的物化表現。

大約距今5000年前后，中心的宮殿區和外圍水利系統就差不多同時建造起來了。宮殿區主要包括莫角山土臺及其南側的池中寺、皇墳山臺地。

莫角山土臺是目前發現的中國最早的宮城，也是史前時期規模最大的人工土臺。莫角山土臺堆筑時，利用西邊一部分自然高地，先用取自濕地沼澤的青色淤泥填高洼地、修整臺型，然后再統一堆筑黃土，形成東西長約630米、南北寬約450米、總面積將近30萬平方米的長方形規整臺地，相當于40個國際標準足球場的面積。西邊自然地勢略高的部分，人工堆筑淤泥黃土的厚度大概是2～6米，東部低洼的地方，人工填高堆筑的厚度超過10米。經過測算，整個莫角山土臺的工程量達到200多萬個土方量，可以說是目前所知全球同時期規模最大的人類土木工程。

在這個龐大的人工土臺上，規則排列著三個長方形的宮殿臺基，今天的名字是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烏龜山。幾個臺基之間有沙土混合分層夯筑的廣場和其他房址。另外，由于在莫角山東坡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大量炭化稻米，因此這里應該建有糧倉。

大莫角山是三座宮殿臺基中面積最大的一個，長175米、寬88米，面積1.5萬平方米，是6.3個故宮太和殿面積之和；而且，它的相對高度達6米，海拔高度18米，是整個良渚古城遺址中的制高點。在這里，考古發現了南北兩排共7座房址，并且整個臺基周圍有一圈圍溝，彰顯著這個臺基在整個宮殿區中至高無上的地位。考古學家推測，這就是王的居所。

幸運的是，早在1986年，當地考古學家已經發掘了與之相對應的同時期的王的墓地，這就是“反山”。反山墓地緊鄰莫角山宮殿區的西北角，共清理出屬于良渚文化早中期、與莫角山同時期的王墓9座。最重要的無疑是出土了“琮王”和“鉞王”的第12號墓。這個王墓一共出土了600多件（組）隨葬品，除了幾件陶器和幾件殘損的漆器，剩下的全是玉器。其他這一等級的墓葬也是如此。顯然，精美的玉器是當時權力的象征，也是王墓中幾乎唯一的隨葬品。

跟反山墓地、莫角山宮殿區差不多同時，良渚遺址西北部的大型水利系統就開始營建了。這個已經有5000年歷史的治水體系非常龐大，并且很多部分今天仍然屹立于山谷之間，唯有到過現場才能體會這一工程的偉大和人類的渺小。

經過調查試掘，目前可以確認的有11條堤壩遺址：修筑于北部谷口位置的6條組成高壩，南邊地勢略低處的5條組成低壩。根據谷口寬窄，這些水壩長35～360米不等，壩體寬約100米，堆筑高約10～15米。高低兩組堤壩形成一個前后兩層的防護體系。另外還有一條獨特的山前長堤，位于遺址中心區以北大遮山山腳前100～200米，總體呈曲尺形，中段還是雙層壩體結構，全長達5公里，現存有3～7米高，20～50米寬，總土方量約198萬立方米，是整個水利工程中最大規模的單體工程。而整個水壩系統人工堆筑土方量高達288萬立方米，是同時期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為什么在5000年前，良渚先民要集合那么多的社會力量來建造這樣規模巨大的水壩呢？根據古環境、遺址布局及后代水利系統的經驗，考古學家和水利專家推測，當時的水壩兼具了防洪蓄水、灌溉、運輸及調節水系等功能，是名副其實的綜合水利系統。天目山充沛的雨水在夏季非常容易形成山洪，這對良渚古城構成嚴重的威脅。根據測算，現在的高地壩系統可以形成總面積13平方公里多、總庫容達4500多萬立方米的庫區。這樣，雨季來臨時可以解除洪水威脅；旱季則可以補充水量，滿足這個大型城市人口的用水及城內外水道交通的流暢。

良渚社會在5000年前后已經達到了它的高峰期：營建了規模宏大的宮殿區，為王族建造了多處高等級墓地，有專門生產大量高級玉器的手工業，以及集合大量人力物力修建的復雜又龐大的水利系統。然而這還遠遠不是良渚古城遺址的全部。大約在宮殿區初見兩百多年后，圍繞著中心莫角山土臺和反山、姜家山等不同等級墓地，一個更大規模的城池被規劃建造出來。

整個良渚古城呈圓角長方形，南北長1910米、東西寬1770米，總面積近300萬平方米，比4個故宮面積之和還要大一些，是同時期中國規模最大的古城。這個城的規劃巧妙利用了西南角和東北角的鳳山、雉山兩個自然山體，城墻總長約6公里，除南城外無城河外，其他三面均是內外有河，形成夾河筑城的形式。目前一共發現了8處水門，四邊各有兩處，另外在南城墻中部還設計了一座由三個夯土臺基構成的陸城門。

良渚城墻的營建方式非常特殊，這是根據本地區海拔低、基底大多為濕地沼澤堆積的特點而專門設計的。一般底部先鋪墊一層厚約20～40厘米的石塊作為墻基，起到加固作用，然后再用取自山上的黃土夯筑。最近的發掘中，發現墻體使用了草裹泥的方式，這跟最早的水壩和莫角山宮殿區的營建技術有一脈相承之處。

作為中國史前最早的超大型城址之一，良渚古城遺址的出現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并不是孤例。差不多同時或略晚，在長江中游、黃河流域中下游及陜北河套地區，都出現了類似作為區域中心的超大型城址或城址群。不過，良渚古城遺址可以說是目前考古工作最全面、各類研究最充分的一處。整個遺址的發展變化進程、古城內外布局結構，以及居址、墓葬、手工業作坊等不同功能區的發現與研究，都積累了大量材料和認識；而水利系統更是獨一無二的高超成就。因此，“中華文明五千年的實證”，良渚古城遺址堪當此任。

3、 五千年前經濟發達的國家

著名考古學家、劍橋大學的倫福儒教授，近些年成了良渚文化的推廣大使。他不光在各類演講中頻繁舉例，最近更是在國際知名的考古學類期刊《古物》上，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斌共同署名發表文章，專門介紹良渚這個復雜社會，他稱其為“早期國家社會”。

其實早在世界注意到良渚之前，國內學術界對良渚的考古成果和學術意義已經有了廣泛認可。中國考古學區系類型學說的奠基人蘇秉琦先生，早年在莫角山上就曾說過，這里就是“古杭州”；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已故的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認為良渚是神權和軍權并重的國家形態；而北京大學教授、著名的新石器考古專家嚴文明先生更在2016年良渚文化發現八十周年的紀念會上講道：“假若良渚是一個國都的話，那些（指福泉山、寺墩等）就是各個州郡所在地，這就是一個很像樣的廣域王權國家了。”

正如嚴先生所說，良渚作為一個國家，只討論和研究良渚古城遺址是不夠的。其實整個江浙滬地區的考古學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都在良渚文化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據不完全統計，在良渚文化分布的核心區即環太湖地區，目前已經發現了多達600余處良渚文化遺址，為我們比較研究良渚社會的整體結構和區域布局提供了豐富的考古資料。

除了良渚古城遺址，在浙北地區、上海青浦地區、江蘇的蘇州地區和常州地區，都有相對獨立的良渚文化區域中心。這些區域中心大多體現為高等級的墓地，每個墓地規模都不大，也跟良渚的反山瑤山一樣，隨葬大量高等級的良渚玉器，不過也有不同于良渚的、本地區的特色。比如上海福泉山墓地，除了玉器外，還隨葬大量精美的黑陶器，并且不像良渚古城內的王墓，玉器數量質量都高度統一，福泉山的玉石器則來源多樣，這跟上海周圍沒有山，無法獲得玉料有關。福泉山甚至有來自于山東大汶口文化的一些裝飾品和陶器，表現出這個區域中心貴族獲取不同渠道資源的社會權力。又比如常州的寺墩遺址，最新的考古調查發掘顯示，在寺墩周圍還有很多墩體，組成一個較為龐大的土臺遺址群。這里面年代略早的高城墩遺址，出土了跟良渚遺址瑤山墓地完全一致的玉器，應該是從良渚古城直接獲得的高等級成品；而到了年代略晚的寺墩遺址，則大量隨葬本地區批量生產制作的高節玉琮和大型玉璧，玉料也同良渚遺址的不大一樣，顯示出這個區域中心有自己的手工業生產體系，能夠制作自己需要的高等級手工制品。

同時，在普通村落遺址中，也能發現不完全統一于高等級信仰體系的一些社會活動。有的墓地中看到用大量同類陶器來表現地方性的地位和權力，比如海寧的龍潭港就喜歡用大量陶鼎，而松江的亭林就喜歡用大量的雙鼻壺；還有的墓地中則看到用玉料制作農具，以此隨葬來體現農業村落中的社會分層，可見稀缺的玉料資源和高級的制玉技術并非完全被最高階層所控制。

能夠支撐這樣一個富庶的社會，支撐密集分布的聚落中龐大的人口，足見良渚時期的農業經濟是相當發達的。舉一個水田遺址即可說明。位于余杭臨平的茅山遺址，只是一個普通村落，但經發掘的稻田面積竟達5600平方米，合83畝；這些田塊由五條南北向的紅燒土田埂和南北兩條東西向的河溝分隔，每個田塊寬20～30米，長近80米，面積1000～2000平方米，這樣的水田規模完全可以媲美甚至超過歷史時期的傳統農業。并且良渚文化有伴隨水田發展形成的中國新石器時代最為完整的農業工具組合，包括掐穗的、割桿的不同收割工具，還有用于耕地的石犁、破土器等。

正是將良渚古城遺址放在整個“良渚古國”當中，它的中心性才能得到充分體現：

首先，同其他良渚文化重要遺址相比，良渚古城規模宏大，功能復雜，遺跡種類最為豐富多樣；

其次，在與其他良渚文化高等級墓地遺址的對比中可以發現，良渚古城與這些次中心的關系是單方向、往外輻射的。在這些次級中心可以看到從良渚古城直接獲得的高等級玉器等身份標志物，但是在古城中卻鮮見來自其他良渚遺址的物質文化影響。這種單中心的政治格局，使良渚古城成為良渚文化唯一、也是最高等級的社會政治中心；

同時，良渚古城也是整個良渚文化的宗教中心。目前良渚文化分布區所見的各類遺物，特別是玉器、刻紋陶器、漆器等，其紋飾、母題、風格都與良渚古城保持高度一致，并且表現于玉器上的神人獸面以良渚古城遺址所見最為繁復多樣，可見這一物化形式背后所承載的早期宗教、思想內容是由良渚古城遺址的使用者來創造、解釋并傳播的；

最后，良渚古城也應當是良渚文化相當范圍內的經濟中心。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是目前良渚文化中唯一所見利用自然地貌對水資源進行大規模管理的實例；水壩、莫角山人工土臺、古城城墻等大量公共性建筑和設施的營建需要大量的勞力支出和人員管理；莫角山東坡、池中寺臺地發現的大面積炭化稻米堆積亦說明古城內具有相當規模的糧食儲存能力。古城內外目前沒有發現明確的水田，古城發掘中也鮮見良渚典型的農業工具；反而同玉器手工業相關的作坊遺址在古城內多有發現，由此可見，城鄉差別早在良渚古國時就已經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