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之行，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帶團視察了貴州大數據產業發展情況。期間，視察團成員們發現，無論是參加座談會還是走訪企業，林毅夫都會很專注地聽大家的觀點，也經常提問。而同樣帶著問題的本報記者，也在視察路上“見縫插針”，對林毅夫進行了采訪。

記者：結合您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貴州給您留下的最大感受是怎樣的？

林毅夫：我是第四次來到貴州。前三次來都是開會，開完會就匆匆忙忙走了。這次我們來貴州視察，給我們一個相對充裕的時間來了解貴州。通過4天的視察，我看到貴陽的人氣很旺，夜晚很多地方還是燈火通明，人來人往的，而且是一個十分年輕的城市，每年流入的外來人口多達25萬人，在西部省份中難能可貴。

作為研究經濟發展的經濟學家，我走訪過很多地區，貴州給我的印象是，即使身處崇山峻嶺，交通依然四通八達，沿途青山綠水令人向往。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貴州省人均GDP在全國排名靠后，但經濟發展的速度快，去年全國GDP增速為6.6%，貴州是8.4%，在全國所有省區市中是最高的。可以說，這里的綠水青山真的是金山銀山。

從我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看，貴州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經濟發展依靠的是產業結構不斷轉型升級，貴州原來的經濟相對落后，以農業為主，有一些礦產資源和經濟作物，但總體而言，層次并不高。我們現在尋求經濟高質量發展，在這一探索過程中，貴州立足于自身的稟賦條件，抓住了大數據產業發展的新機遇，又把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結合在一起。

貴州發展大數據有其先天優勢：大數據儲存需要良好的生態環境，同時需要較低的溫度，貴州海拔較高，全年氣候較低；大數據儲存非常耗電，貴州恰好有水力發電，電的價格較低。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看，這些都是貴州發展大數據產業的潛在比較優勢，而要把潛在比較優勢變成真正的市場競爭優勢，既需要有效市場，也離不開有為政府。

貴州省政府充分認識到大數據產業是一個新興產業，看到了自身具備大數據儲存的有利條件，因此，把大數據產業作為支柱產業。

但是，僅有決心是不夠的，發展模式十分關鍵，一路走來，我們看到，貴州省委省政府對產業的定位是清晰的，因勢利導，積極招商引資，把視野投向國際，將一些需要大數據儲存的、在國際上具有影響的公司，比如阿里、騰訊、華為、蘋果，亞馬遜等世界500強企業吸引到貴州。

除了發揮潛在比較優勢，貴州省還積極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讓企業愿意來、留得下，并由此形成新的符合五大發展理念的產業集群。可以設想，如沒有政府的作用，貴州到現在可能還是“養在深閨人不知”。正是政府的積極有為，才帶來了產業的集聚效應。數據有了，人也來了，這個地區就可以繼續朝著產業價值鏈的更高方向延伸。視察中，我們看到，滿幫、易鯨捷、朗瑪等企業，就是大數據與其他產業融合發展創造出來的。

新結構經濟學主張，經濟發展需要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在貴州，我們看到了政府可以彌補市場的短板，也具備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

記者：再過幾天，中國經濟上半年成績單就要發榜，值此采訪機會，我們也很期待您能談談對當前中國經濟的看法。

林毅夫：中國經濟有下行的壓力，但我們要分析清楚，下行壓力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才能對癥下藥。

中國是轉型中的國家，必然有各種體制機制問題。同時，中國又是全球經濟中的一員，尤其我們現在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因此，會受全球經濟的影響。

其實，從今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兩次調低全球經濟發展速度可以看出，全球經濟都在放緩，包括美國目前也停止了加息的腳步，說明美國經濟也在放緩。自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出現下滑，也由此引發各界不少爭論。有人認為這種下行壓力緣于我國體制機制的問題，比如，儲蓄率太高、消費不足，國有企業比重較高，人口老齡化等。這些問題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我認為，不是主要問題。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其他金磚國家和土耳其等新興市場國家以及東亞的新加坡、韓國等高收入國家沒有我們的體制機制問題，但也在同一時期面臨同樣的經濟下行，而其下行的幅度都比我國還大，可見我國近年來的經濟下行固然有我們自己的問題，但更多的是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問題引起的。

總體而言，發達國家尚未真正從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中復蘇過來。發達國家長期以來的增長速度是3%~3.5%，復蘇最好的美國去年經濟增長2.9%，今年預計只有2.5%，歐洲國家這幾年經濟增長長期保持在2%左右，日本保持在1%左右，發達國家經濟總量占全球的一半，這些國家經濟增長慢，抑制了消費需求的增長，導致我國和其他國家出口增長下降。

同時，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后，每個國家都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支持投資，這些項目已經完成，但國際經濟未完全復蘇，影響了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出口和投資減少，經濟增速必然下滑，這是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和東亞的高收入經濟體在同一時期和我國有同樣經濟表現的主要原因。

由于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緣于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素，我們需要采取更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靈活，以此維持一定的增長率，這樣可以為深化結構性改革創造有利的環境。在“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前三項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今后兩年可以把重點放在降成本、補短板上，這樣既能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推動產業升級，也有利于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下行中保持穩定的中高速增長。

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國金融業在風險防控方面遇到的問題？

林毅夫：銀行的風險主要來自不良貸款，而不良貸款主要是企業貸款，此類風險與經濟發展狀況有關，在經濟發展好的狀況下，企業效益好，資金鏈順暢，償付能力強，金融風險就低。總體而言，我國金融風險是可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