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當前經濟工作，怎么看、怎么辦？一方面外部環境趨緊，另一方面穩中有變、變中有機。

為了促使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穩就業、穩外貿、穩投資、穩金融、穩外資、穩預期”的工作方向，并且明確提出“研究推進大規模減稅降費”，以穩定市場預期與市場信心。2018年，全年減稅降費規模超過1.3萬億元，2019年要完成近2萬億元的減稅降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減稅降費政策措施要落地生根，讓企業輕裝上陣。釋放減稅降費紅利，將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減稅降費的根本目標是賦能中國經濟增長，通過逆周期調節，確保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不滑出合理區間，此外還要賦予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功能，確保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一、 “穩”的基礎更鞏固，“進”的勢頭更強勁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做好新形勢下經濟工作，必須從長期大勢認識當前形勢，認清我國長期向好發展前景。

從一窮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對外開放，從產業結構單一到百業興旺……回望70年，我們是見證者，更是參與者。

2018年，我國原煤產量為36.8億噸，比1949年增長114倍；鋼材產量11.1億噸，增長8503倍；水泥產量22.1億噸，增長3344倍。移動通信手持機和微型計算機設備產量分別達到18.0億臺和3.1億臺。

今年，在國內外經濟形勢復雜嚴峻的大環境下，主要指標仍保持在合理區間并好于預期。

“察勢者智，順勢者贏”。察“形”辨“勢”，不難感受到中國經濟有穩的基礎、更有進的態勢，長期向好的大勢不會發生改變。

（一）穩中求進，“穩”字當頭，關乎大局

2019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450933億元，同比增長6.3%，延續了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發展態勢。

從轉型進程看，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穩步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邁進，經濟發展質量在持續改善，2015年以來GDP增速連續16個季度穩定在6.5%~7%之間，全要素生產率持續回升，經濟轉型的進程穩步推進。

從結構調整看，近幾年，針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中央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三大攻堅戰，在去產能、去杠桿、控債務、控地產、強環保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雖然短期產生了一定陣痛和緊縮效應，但經濟仍然實現了平穩增長，并為高質量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穩，不是原地踏步，更不是簡單重復過去的老路。既要保持經濟社會大局穩定，也要繼續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堅戰”，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不斷激發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

（二）穩中有變，“變”是關鍵，深刻理解內涵

通過加快結構調整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中國經濟正呈現持續優化、加快優化的態勢，朝著高質量發展的目標邁進。

———從產業結構看，創新驅動在加強。上半年，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10.4%，增速比全部投資快4.6%個百分點；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增長13.5%，增速比全部投資快7.7%個百分點。像新能源汽車、太陽能電池這樣一些新產品的增長保持在兩位數的水平。

———從需求結構看，需求持續擴大。外需市場多元化格局加快形成，內需代替外需成為經濟增長的“壓艙石”，投資保持穩定，消費成長為“頂梁柱”。

“變”主要體現在中美經貿爭端長期化、復雜化。當前我們遇到的中美經貿摩擦，可以看作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淬火”。與其說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不如說堡壘最容易因外部壓力而增強。“吹滅別人的燈，會燒到自己的胡子”。一個綿延五千年文明大國有著愈挫愈奮的韌性，“掰一掰腕子”之后，才能贏得大國尊嚴。

（三）變中有憂，“憂”是關口，抓住機遇

從國際看，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發展呈現各種矛盾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復雜特征。一方面，世界多極化加速推進，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蕩，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深刻演變，大國關系面臨深入調整；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大勢不可逆轉，各種文明交流互鑒。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機遇，就蘊含在危和機同生并存的變局之中。

從國內看，經濟運行變中有憂，主要是供給側結構性矛盾仍然是制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障礙。外部環境變化與內部結構性矛盾交織，短期因素與長期因素相互作用，導致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是我們通往現代化進程中必然遇到的阻力和無可回避的挑戰。說到底，就是我國經濟增速換擋、結構調整陣痛的影響依然存在，化解多年來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任務還十分艱巨。這些“憂”是我國邁向高質量發展必須解決的問題和必須闖過的關口。

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外部環境復雜嚴峻，經濟面臨下行壓力。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著眼于長期大勢，科學分析當前形勢，抽絲剝繭抓住主要矛盾，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但這些變化不足以改變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大勢，也阻擋不了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步伐。

二、 以更大規模減稅降費，穩預期增信心

2019年上半年財政收入同比增長3.4%，減稅降費效果持續加大。從主要收入項目情況來看，今年上半年國內增值稅累計35570億元，同比增長5.9%，比去年同期16.6%的增幅回落了10.7個百分點。去年5月以來，增值稅進行了兩輪深化改革，受降低增值稅稅率政策翹尾和今年增值稅新增減稅影響，減稅效果進一步放大。

去年10月1日先行實施的提高個稅“起征點”，以及今年1月1日，新修改的個人所得稅法實施，今年上半年，個人所得稅累計5639億元，同比下降30.6%。

減稅“大餐”中，深化增值稅改革是“主菜”。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持續實施減稅降費政策，著力用政府收入的“減法”來換取企業效益的“加法”和市場活力的“乘法”。去年，全年減負約1.3萬億元，這對于降低企業負擔、激發微觀主體活力、促進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與過去幾年相比，2019年大減稅有以下幾個顯著特點。

1. 方式上從結構性減稅轉向普惠式減稅

減稅降費是近年來經濟工作的主題詞。過去幾年，圍繞減稅降費，國家出臺了很多政策，這些政策往往是在不同時期針對不同的具體情況而制定的，選擇性比較強。比如，擴大研發費用的加計扣除比例、針對小微企業的增值稅和所得稅減免等，都有具體適用的行業與企業類別。相比之下，2019年的減稅是普惠的，只要符合小微企業的五條標準、只要交增值稅或社保費，不分行業、不分所有制、不分大小，就能從中受益。這就大大地擴展了減稅降費政策的受益面。這就使得2019年的減稅降費政策成為一個全面的、綜合性很強的宏觀政策，對所有大大小小的企業都將產生影響。

2. 力度上從“擠牙膏”轉向“一步到位”

2019年增值稅下降3個百分點，遠超社會預期。社保方面，雖然有廣東、浙江等省的養老保險費率已經執行了較低標準，但全國大部分省區的養老保險費率多為19%，現在“各省可以將養老保險費率下調到16%”，也相當于下調了3個百分點，力度同樣超預期。由于增值稅、社保費是當下企業稅費負擔的主要方面，因此這一針對主要負擔所進行的大幅度調整，政策的精準度極高、瞄準性極強，可以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2019年的減稅政策是個“一攬子”政策，不僅涉及企業，也包括個人與家庭；不僅包括增值稅、社保費，也包括公路通行費、電價、融資成本等企業負擔下調，是一個全方位的減稅降費政策大禮包。

3. 從“單騎深入”到“集團軍作戰”

2019年，中央政府籌劃此輪大減稅時，就同步形成應對財政減收的綜合性方案。

將赤字率從2018年的2.6%提高到2.8%，絕對數值為2.76萬億元，較去年增加3800億元。將地方專項債券擴大到2.15萬億元，較去年的1.35萬億元凈增加8000億元。同時，提高特定中央企業特別是金融企業的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比例，盤活長期沉淀資金。

可以看出，與前幾年減稅降費的“單騎深入”相比，2019年圍繞著“大減稅”已形成一個“集團軍作戰”的格局，在減稅減收的同時，增發債務、壓縮支出也分別從旁策應，同時還積極調動和盤活財政存量資源。2019年圍繞著中央地方財政體制改革還有大動作，如要基本劃清各個領域事權的支出責任范圍、穩步推進房地產稅等。理論與實踐表明，這兩者是明確地方收支范圍、穩定減稅效果的根本之策。因此綜合而言，2019年的大減稅與此前有很大的不同，決策層已有平衡“財政不可能三角”的系統考慮，正是從這一點上講，2019年減稅效果有制度層面的相關保障，減稅效果可以預期。

從上半年的實際運行情況看，減稅降費的政策效果十分明顯。更重要的是，值此我國經濟運行的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之際，減稅降費有效、有力地改善了社會預期，增強了生產者和消費者雙方的樂觀情緒。

三、 中美經貿摩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淬火”

（一）中國會痛，但絕不會輸

2019年FOMC票委、美國波士頓聯儲主席羅森格倫（EricRosengren）在5月21日周二參加紐約經濟俱樂部的午餐演講時指出，貿易摩擦是目前“突出的下行風險”。

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研究顯示，中美互加關稅后，洗衣機的平均價格上升12%,烘干機等相關產品的價格也隨之上升。美國服裝和鞋業協會估計，如果貿易沖突進一步升級，一個四口之家每年的衣服、鞋子等花費可能會增加500美元；美國貿易顧問公司估計，中美貿易摩擦令美國家庭每年平均開支增加2300美元。換句話說，美國消費者面臨失去購買質優價廉商品的機會。

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也面臨多年少見之考驗。近期有關中國企業特別是制造業外遷的報道及“唱衰”中國制造業的論調甚囂。

關于制造業外遷問題，我做過專項調研。隨著產業分工和產業布局的深度調整，有的制造業企業考慮要素價格變化情況，向勞動力以及環保等成本比較低的地方去轉移。有的企業基于自身發展戰略的需要，主動積極開拓國際市場，也有少數的企業是為了規避中美經貿摩擦，“洗產地”去越南等地，但通常是中低端，而且數量不大，對就業、產業鏈等方面的影響總體可控。

企業外遷不是說搬就搬，要考慮運營成本、產業工人、供應鏈配套以及交通運輸等因素的影響。可以說，受綜合成本制約而外遷的，比如到越南北部制鞋、服裝等，原材料、半成品等產業鏈還在中國。相信隨著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地見效，絕大多數企業會繼續留在中國深耕發展，也會有更多企業來中國投資興業，謀求新的更大發展。

（二）減稅降費對于中美經貿摩擦的作用

1. 減稅能夠有效對沖美國加征關稅的負面影響。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征關稅，最直接的影響是中國商品在美國變貴了。對此，中國可以提出對相關企業相關商品進行同幅度的減稅，此舉將有效降低中國出口美國商品的價格，有效應對美國貿易戰。

2. 中國可以通過對美國的商品征稅以解決減稅的資金缺口問題。如果中國采取減稅措施應對美國的貿易戰，有人就會認為這種方式可能成為中國對美國的轉移支付，因為美國加征關稅直接帶來了美國財政收入的上升，而中國的補貼就構成了財政負擔。因而，為了對等，中國可以對美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加征總額稅，規模與對國內相關企業的減稅相一致，此舉就可以促使中美貿易戰中兩國財政的對等。

減稅是一箭多雕之舉。中國推行減稅政策，不僅可以有效應對當前的貿易沖突，而且能夠向社會釋放重要信號，即中國將更加重視通過減稅來應對宏觀經濟穩定問題。

上半年實現了6.3%的區間年度增長目標。當前要針對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投資、消費苗頭性問題，化解面臨的最大風險點，精準發力，定向施策。

建議：一是讓減稅降費落地生根等積極財政政策激發市場主體活力；二是堅持就業優先政策惠民生；三是妥善處理管控外部風險的負面影響；四是加快實施專項地方債支持的基建項目。

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要通過結構性改革進一步挖掘新動能，激發市場微觀主體的積極性；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我國逆周期政策仍應適當加強，積極財政政策要有預案，優化財政支出方向，結構上疏通向實體經濟傳導的機制，同時加大協調防范金融風險，宜疏不宜堵，堅持精準施策；鼓勵政府國企央企的創投基金投入創新創業的初期階段項目，發揮政府杠桿的撬動作用，吸引更多社會資本合規合法地投入相關國計民生產業；積極應對中美經貿摩擦，在國際競爭戰略中建立全球視野，進一步加強國際經貿規則的對接，擴大國際合作、構建雙贏機制。

（作者系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重大專項工作宣講團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