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時任歙縣水電局局長的姚正源在整修老家深渡鎮(zhèn)佛坑村老屋時，于廚房屋梁之上發(fā)現(xiàn)一小布包，內(nèi)中疊有2件太平天國時期珍貴文物，分別是“辛酉十一年請?zhí)旄ｎC發(fā)路憑”（以下簡稱“路憑”）和“佛山謄錄實貼”（以下簡稱“實貼”）。同年他將文物捐獻給歙縣博物館收藏。1998年，國家文物局近現(xiàn)代一級文物確認專家組確認路憑和實貼為國家一級文物。

（一）路憑（圖1）

路憑為連史紙質(zhì)，尺寸30×34.5厘米。版周以粗細雙線為邊框，上部橫書“路憑”二字，下部豎版墨印，預留空處有墨書填寫和朱筆圈勾。左側日期上鈐21.5×11厘米的長方朱文官印，印文為“太平天國天朝九門御林開朝勛臣請?zhí)旄ＴS根遠”扁宋體，四周飾以雙龍戲珠和海水江牙紋。路憑文字內(nèi)容如下：

路　憑

天朝開朝勛臣請?zhí)旄＜嫱踝谔眯l(wèi)軍主將文經(jīng)政司協(xié)理徽郡民務許為給發(fā)路憑以便稽查事緣。本爵恭奉王宗堂衛(wèi)軍主將洪大人鈞命偕同堂衛(wèi)軍正總提懔天義謝大人提理徽郡民務。茲有徽郡南鄉(xiāng)鄉(xiāng)民姚社有壹名，帶夫壹名，馬　匹、船　條前赴街口一帶買貨貿(mào)易，限　日繳銷。為此特給路憑，仰沿途守城、守卡官員兄弟驗明放行，準其往返，切勿阻滯。而該民亦不執(zhí)憑滋擾、夾帶禁物、混雜奸細。致干查究，切切須至路憑者。

太平天國辛酉拾壹年貳月拾壹日給

自深渡鎮(zhèn)發(fā)天字第四〇貳號

（二）實貼（圖2）

實貼為黃色棉皮紙質(zhì)，尺寸22×31.5厘米。根據(jù)內(nèi)容，可以判斷這是姚社有在佛山抄錄請?zhí)旄Ｕ嗆娂o布告的抄件。實貼文字內(nèi)容如下：

請?zhí)旄４笕擞辛睿嚎兿俦R聽。本爵恭奉王次兄金諭，駐扎深渡安民。設關征收課稅，以便商賈通行。該處自爾等正月搬糧過起已有一月有零。又兼大隊過境，目下民不聊生；子民百般寒苦，至今何日安寧？所有績溪兄弟，明早即行歸城。倘再任意駐扎，查出軍令施行。如其辦公至此，須呈路票為憑。急宜凜之、慎之，勿怪本爵無情。

太平天國辛酉拾壹年月日

佛山謄錄實貼

文物中包含一些太平天國政權特有詞匯，下文將引據(jù)加以釋讀。

太平軍從1852年開始，在所占領管轄的地方開始推行使用國號加干支紀年模式的天歷。這是與清政權所使用的夏歷不同的歷法，是對清朝正朔的公然否定。太平天歷不置閏月，不計朔望，采用節(jié)氣作為制歷的基本法則，因此日序與夏歷有所區(qū)別。路憑的“太平天國辛酉拾壹年貳月拾壹日”對應夏歷清咸豐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即公元1861年3月22日。

從兩份文物提到的勛位、官職字面看來，顯得非常顯赫和權重，可是所載人物并不顯著，無法在其他史料中找到事跡。天京事變之后，太平天國官制發(fā)生了激劇變化，到了1859年之后，濫封官爵現(xiàn)象尤為嚴重。出現(xiàn)了官員職守未變、而官階大大提高，以致前期官階較高的官爵實際地位大幅度下降，淪為卑官卑爵的普遍現(xiàn)象。于是作為中低級軍官的洪主將、謝總提和許根遠名不見經(jīng)傳就顯得自然而然。

“開朝勛臣”和“天朝九門御林”，兩者都是太平天國后期授予官員的虛銜。前者一說是1853年以前參加太平軍者授開朝王宗，1860年以前參加者則授開朝勛臣；一說是按清朝省分區(qū)劃稱參加太平軍的廣西籍貫為開朝王宗，兩湖者（湖南、湖北）為開朝元勛，三江者[江西、江南（上江安徽、下江江蘇）]為開朝勛臣。總之是按照參加太平軍的時間先后或者參加地域來授予該銜。后者意指被視為守衛(wèi)天京的禁衛(wèi)軍地位。

“王次兄”和“懔天義”“請?zhí)旄！苯詾榫裘Ｍ醮涡旨刺焱鹾樾闳涡趾槿蔬_，屬特爵諸王。天京事變后，天王在侯爵之上，增設義、安、福、燕、豫五爵，共成六等之封，爵位前皆加“天”字，第一字為封號。“燕”“豫”分別來自被除去王號的燕王、豫王所改頂天燕、護天豫。“安”“福”來自王長、次兄被除去的安、福王號，而石達開不接受的“義王”王號轉化為“天義”，從而完成了六爵設置。此后愈封愈多，幾乎到了舉朝外皆義皆安的地步，當時所封六等爵的眾多可以想見。

王宗堂衛(wèi)軍“主將”“總提”和“文經(jīng)政司”俱是軍職。主將在初期官階甚高，太平天國前期設置五軍主將和四方主將，只低于王一級。此后主將漸多，地位便漸低落，有按地域命名的，有以兵種命名的，有另加特銜的，“堂衛(wèi)軍主將”為太平天國后期屬于特號主將中的一種。總提在1861年時是主將的高級部將，其位次當僅低于主將一級。文經(jīng)政司屬于中低級軍官，隸屬于朝將、主將與義爵，其副職為武經(jīng)政司。

明清時期，鄉(xiāng)人也有稱徽州府為徽郡的說法，但在這里，“徽郡”是太平天國省郡制的一個正式行政區(qū)劃。太平天國以“府”字專指王府，“府, 王府之稱，至地名皆以郡字代。”于是為避諱而改府級區(qū)劃為郡。

此外，還有佛山、深渡和街口。深渡是徽州水路重要的物資集散地，來自上游練江流域的績溪、歙縣和漸江流域的黟縣、祁門、婺源、休寧和來自下游浙江的物資均在此初步集散。佛山現(xiàn)名佛坑村，位于深渡北部2公里左右。街口在徽嚴二府之界，為新安江上溯的南大門，也是徽州通往浙江的水上咽喉，明清兩朝都在此處設置巡檢司，地理戰(zhàn)略地位自不必說。

自1854年，太平軍正式兵入徽州起，此后的十余年里，徽州一府六縣處于頻繁戰(zhàn)火之中。2件文物都發(fā)生在辛酉十一年，路憑署確切日期，即1861年3月22日，而實貼發(fā)生在正月之后一月左右，大致也是同一時期。這前后，太平天國正在進行第二次西征，李秀成、李世賢、楊輔清、劉官芳等部都出現(xiàn)在徽州左近，意圖由皖南借道江西進攻武漢。其中李世賢部由廣德經(jīng)寧國、績溪攻陷徽州。從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五日（1860年10月9日）“府縣兩城俱陷”到次年五月十三日（1861年6月20日）張運蘭“復府縣兩城”，太平軍占據(jù)徽州府城長達九個月以上，并與清軍在休寧、黟縣、婺源等地形成拉鋸戰(zhàn)態(tài)勢。

太平軍每攻占一地，都立即進行“殺妖”和“安民”工作，為建立穩(wěn)固的地方政權做好準備，這兩項工作完成以后，地方政權就隨即建立起來。這些郡縣守土官擁有軍政、財政、刑政、民政等各方面廣泛的職權，大多都是官階頗高的統(tǒng)軍將領兼理民政。因祁門、婺源、黟縣在此時間內(nèi)，還基本控制在清政府軍手中，由此推斷徽郡的實際控制范圍只有歙縣、績溪和休寧的大部。太平軍在稍離戰(zhàn)場的歙縣建立起臨時地方政權——總提謝某營理徽郡民政事物，文經(jīng)政司許根遠作為其副手協(xié)理民務并駐扎深渡設關課稅，根據(jù)太平天國的賦稅制度于其所轄征收銀米。他們都直接對主將洪某負責，同時又奉“王次兄”金諭。文物產(chǎn)生的同時，李世賢主力正在全力進攻浮梁，由此看來，留守徽州的這支王宗堂衛(wèi)軍，不屬于李世賢所部。

徽州糧食無法自給，承平歲月里“一日米船不至，民有饑色；三日不至，有餓殍；五日不至，有晝奪。”于是深渡至街口航道，作為糧食運輸?shù)纳€就尤為重要。在太平軍占領徽州府之前，這是祁門湘軍大營重要的補給線。李世賢部攻克徽州之后，迅速克嚴州、下臨安、克富陽、攻杭州，意圖將這條生命線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此時杭州未下，這條航道的補給能力還是大打折扣，軍需物資輸送能力都大不如前。從休寧縣溪口鎮(zhèn)金城村太平軍題壁詩提到“天國拾年十二初一日起直到拾壹年正月五日無柴無米”看來，太平軍糧食的匱乏可見一斑。太平軍守土官通過頒發(fā)路憑等系列政策鼓勵隱匿家中避禍的商人外出經(jīng)商，頒發(fā)的路憑除了通行證職能外還兼有流動營業(yè)許可證的功能。這些做法不但可以緩解糧食等因貿(mào)易中斷帶來的短缺，而且減小太平軍的運輸壓力，同時征收商業(yè)課稅，增加財政收入，對其政權大有裨益。

當時，在皖南多支太平軍互不統(tǒng)屬、各自穿插作戰(zhàn)，在戰(zhàn)區(qū)還有 “李秀成自蕪湖來援……所過焚掠益甚，凡進貢之村落亦不能免，而侍逆之黨散居鄉(xiāng)村者，亦并受其屠掠”等燒殺搶掠以及故傷友軍等戰(zhàn)爭暴行。但在政權相對穩(wěn)定的地方，太平軍還是大體做到了“告示安民”，整飭軍紀，穩(wěn)定地方的守土之責。許根遠對績溪過境搬糧的“兄弟”戀棧不去、滋擾地方的作為忍無可忍，以布告的形式要求他們盡快返回轄區(qū)。布告語言文白夾雜，通篇押韻，朗朗上口。這種文風除去天國內(nèi)部對公文語言的要求外，也與參加太平軍者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