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共和國的同齡人，曾一直要求入黨，組織上考慮讓我留在黨外，成為了無黨派人士。究竟如何做一個無黨派人士，我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有了一點膚淺的認識。

唐人韓愈在《論今年權停舉選狀》中言：“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我以為“憂國如家”就是中國最優秀知識分子的鮮明標志。我的祖父庚子年間在北京匯文大學堂讀書，他目睹了列強在北京的種種暴行。祖父收藏了一張當時八國聯軍的布告，這張保存下來的八國聯軍罪證，我已經捐獻給首都圖書館作為館藏了。伯父說：“你爺爺留下的這張布告就是美國人的人權記錄。”抗戰時伯父和父親懷著學習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的心志，離開日據的北京，到昆明工作，直到抗戰勝利后才回來。我的父輩經歷了中國從戰亂到和平的歷史，他們常說：“‘士為知己者死’。誰真心愛這個國家，誰就是我們的知己。我們雖然不是黨員，可我們是共產黨的八千子弟兵。”我和共和國一起成長，個人的榮辱成就和喜怒哀樂始終伴隨著共和國的發展，已經與黨和國家融為一體。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談：“古今成大事業者必經三種之境界”，這三種境界之于無黨派人士同樣是適用的。我體會，無黨派人士這五個字中“士”是核心。順著“士”的線索，就可找準中國知識分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家國情志；就會有“獨上高樓”的氣魄和卓識，就會有“衣帶漸寬終不悔”的宏毅與堅韌，就能靜心于“燈火闌珊處”無我的清高和孤獨的樂趣。

我的老師翁偶虹先生在教授我編劇技巧時多次說過，“只做成功者謀，莫做成功者望。只有做到‘無我’的努力，才能寫出好作品”。記得在組織派我去戲校任副校長，也是我第一次要去做“官”的時候，母親對我說：“要記住‘公門里面好修行’。”母親和翁先生的話我終生牢記。那不僅僅是教導我寫戲的訣竅，而且是教我做人、做“官”、做事的準則。作為“士”的知識分子，“任事”是社會給了你一個平臺，讓你去顯身手，讓你能活得更有價值。其實“任事”的結果既與你有關系，又與你沒什么關系。因為個人只是“任事”過程中一個過客。如果在做事之初，先考慮我的功利、得失，就很容易違背規律，步入岐途。我相信只要老老實實循著規律去努力地做，就會有結果。

回望來路，北京戲校副校長的平臺讓我獲桃李滿目之喜，文化局副局長的平臺使我結交了多種藝術的精英，在德、法、澳、韓、日、埃及、希臘等國的講臺上我傳播了中華戲曲，特別是十幾次赴寶島臺灣講學、演出，更讓我感到文化是凝聚兩岸民心的紐帶。2001年我們將革命現代戲《紅燈記》帶到臺北演出了四場，近萬名觀眾滿懷熱情地觀看。演出結束后，觀眾涌向舞臺熱烈鼓掌，要求演員再加獻唱段，還有觀眾含著淚水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演出前，有記者問“臺灣怎么會允許你們在臺上唱‘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人民鬧革命’，怎么會允許在臺上奏響國際歌？”我以無黨派人士的身份回答：“《紅燈記》與《四郎探母》《楊門女將》一樣是京劇的經典劇目，皮黃是兩岸共同的鄉音。雖然兩岸政治觀念不同，文化認同卻是我們相互溝通和理解的基礎。”

我是從事中國戲曲專業的知識分子，對于學識和能力我一向不很自信，可是我對優秀的傳統文化和戲曲文化卻十分自信。唱念做打演的是忠孝仁義，生旦凈丑扮的是善惡忠奸。中國戲曲美學提倡“有無相生”的哲學，這使我悟出無黨派人士的“無”字蘊含了極其深邃的哲理。在人生的戲臺上無論扮演什么角色最終都要卸妝下臺的，只有不忘初心，不失本色才活得輕松、活得理直氣壯。戲曲舞臺上的一桌二椅可以衍生出大千世界萬千物象。“士”無功名利祿之貪，便可生“憂國忘家”之志；“士”無聲色犬馬之欲，就能入弘毅睿智之門；“士”無結黨營私之行，即可贏志同道和之眾；“士”無阿諛逢迎之心，才會存清高骨鯁之勇。說到底，作為知識分子的“士”要有登高遠視的心胸，“以自昭明德”才可能“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近視者急功快利，就算得意于一時，終難免風吹即朽，成漁樵茶余飯后的笑談。

作為一個專業型的無黨派干部，我從實職管理崗位上退下來快十年了。平安養老，十分愜意。回首修行數十年之往事，雖無自豪之功可以夸耀，亦無愧對后人之歉疚；風燭殘年體雖不健，夜半酣睡，卻不憂心紀檢敲門。我想，無黨派的“士”應該有不流于“俗”的清高和心胸，才能保持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

（作者系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家京劇院原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