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士團：中共黨員，1963年畢業于北京航空學院（即現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無線電遙測專業，后留校任教。1980-1982年赴英國做訪問學者，回國后長期從事無線電遙測專業的教學科研工作；歷任系主任、副校長，1988年-2002年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校長；九屆、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俄羅斯宇航科學院外籍院士。

談到4%這個話題，我要先談談我自己的經歷。

我于1940年出生在浙江省紹興市嵊州甘霖鎮一個貧農家庭。我家在1949年解放前無田無地，是屬于赤貧家庭，父母帶著我們兄弟姐妹一家7口人，住在連廚房都沒有的一間小房子里，有時連飯都吃不飽。即便是那樣的環境，當地的求學風氣卻很濃，無論多窮，大人都讓孩子讀書，我父母受這種思想的影響，送我到甘霖鎮小學讀書。我在那里度過了快樂的小學時光。

由于家里貧窮，我小學畢業后輟學在家。兩個月后，抵不住讀書的誘惑，父母把我送到離家十多里外的一所初級中學繼續就讀。因交不起住校學習的住宿費，我和另外兩個小同學租了一間農民的小房，每周星期日從家里和學校之間往返二十多里，肩挑油鹽柴米到農民小屋，自己做飯，同窗共宿，完成初中學業。

為了補貼家用，也為了供我繼續讀書，母親到浙江紹興一中一位老師家中當保姆。同年，我考入了浙江紹興一中讀書。浙江紹興一中的第一任校長是蔡元培先生，教導主任是魯迅生先，是當時浙江省五所重點中學之一。我在紹興一中純正的學風中度過了高中，期間由于家境貧寒，學給了我甲等助學金，經濟上保證我高中畢業。

1952年，國家組建了很多新的大學，當時北京學院路的八大學院：地質學院、礦業學院、石油學院、鋼鐵學院、農機學院、北京醫學院、北京郵電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就是為國家國民經濟發展培養專門人才而設立的。

1958年，我參加了高考，為了方便照顧家里和弟弟妹妹，報考了離家較近的3所大學。可是，等我收到千里之外的“北京航空學院錄取通知書”時，傻了眼，太遠了！路費怎么辦？但又很興奮，北京是首都，中國的心臟，能到北京讀書多幸運呀！

等我籌足路費趕到北航報到時，開學日期已過了一個星期。那一屆，很多像我這樣的窮苦子弟被招入北航讀書。學校根據家庭貧困情況，制定相應等級助學金，幫助學生完成學業，我還是享受甲等助學金。

從中學到大學，一直都是國家在供我讀書。

1978年，伴隨著改革開放，中國教育也對外拉開了序幕。

那時，我已經由一個“吃不飽飯的娃”成長為一名既搞管理又搞教學的雙肩挑干部。1980年，經過從嚴從優選擇，我又有幸成為改革開放早期由國家送出國的留學生中的一員，前往英國克蘭菲爾德理工學院做訪問學者。那時由于國家貧窮，外國人看不起我們，學校認為我們什么都不懂。但是，半年后，由于我們的出色表現，不僅被免除了學費，而且在實驗室給我們每人配置辦公桌，獲得了學校教師的部分待遇。

說到這里，我要回頭說一說那個4%了。

其實，4%不是我最早提的。我履職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從八屆全國政協開始，原北京工業大學校長王滸委員就一直在說這個4%，后來大家拜托我繼續關注。我第一次參加全國政協大會，就當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的面說：“政府說話不算數。4%這個目標還沒達到，是誰的責任？”李嵐清當場表示：這個問題要解決。

2001年兩會期間，江澤民總書記到醫衛、教育聯組會上聽討論。輪到我發言時，我再提4%，同時又加了一個新話題“高校擴招后教學質量下降”，記得江澤民總書記和我對話了20多分鐘，這個內容媒體后來都有報道。

2006年，我在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發言的主題還是4%。在大會發言中我通過詳實的統計數字說明政府對教育投入沒有達到GDP的4%的現狀和原因，并向政府呼吁和建議盡快實現4%。有人笑著說，“今年還是4%呀。”當了10年政協委員，我每年的提案和發言都與這個4%有關。（本報記者郝雪采訪整理）

采訪手記：2012年，4%終于落實了。從1993年國家提出規劃，4%走了整整20年。有人問沈士團有什么感想，他說，實現了4%也不能掉以輕心，教育投入不能只靠這工程那工程，要有制度和法律保障。行走在北航的林蔭大道，還有幾個月就要進入80歲的沈士團目光溫馨而又嚴肅，他說，4%的目標是實現了，但貴在堅持，教育是需要持續關注的。

歲歲春光，又逢春光。在舉國歡慶新中國成立70周年、全國政協成立70周年之際，沈士團告訴記者,他最想說的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我的今天，我是新中國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全國政協給了我建言資政的平臺，使我有幸參政議政，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這也充分說明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