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11月25日電 題：從“三廢”治理走向生態文明建設——全國政協常委潘碧靈講述環境保護的故事

口述：潘碧靈 整理：本報記者 王慧峰

委員簡介：

潘碧靈，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常委，民進湖南省委會主委，湖南省生態環境廳副廳長。

就像展覽展示的那樣，70年來，隨著環境保護理念的深化，國家不斷加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力度，開展水土流失綜合治理，加大荒漠化治理力度，擴大森林、湖泊、濕地面積，加強自然保護區保護，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生態保護和建設不斷取得新成效，生態狀況不斷得到改善。

1981年我考入北大，那時候北京一到春天就是漫天黃沙，女同志外出肯定都是要戴紗巾的。我清楚地記得，當時到北大要坐從動物園開往頤和園的332路公交車，沿路兩邊的鉆天楊底下都是裸露的沙土。現在再看，北京到處都是郁郁蔥蔥，很少有大面積裸露的土地，從春到秋，與江南已無差異。

上大學時老師在課堂上經常給我們講，我國生態方面的形勢十分嚴峻，最突出的是西北地區的“沙進人退”和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通過幾十年的努力，“沙進人退”的現象不僅得到了遏制，很多地方還出現了“人進沙退”，黃土高原的生態環境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早年間我去陜北出差，從西安到延安的公路兩邊基本上是光禿禿的，但現在再去，兩邊的山都已經綠化得大變樣了，可見生態建設的成就是巨大的。

從無到有，由弱到強，從局部到整體，從過去單純的“三廢”治理走向生態文明建設，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環保事業逐步融入了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主戰場、大舞臺，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這張照片是1972年，我國派出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后的首個政府代表團參加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在這之前，盡管我國不少地方已經出現了環境污染，但在當時極左思潮的影響下，不少人認為“環境污染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污染”，最后還是周總理決策派團參會。可以說，正是參加了這次會議以后，環境保護在我國才提上議事日程。

1973年8月，國務院召開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將環境保護工作正式納入各級政府的職能范圍，至此，我國環境保護事業開始正式起步。  

1974年10月，國務院成立了環境保護領導小組，下設了辦公室，這可以說是今天生態環境部的前身。

1982年，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成立，部內設環境保護局；1984年，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環境保護局改為國家環境保護局，但仍是部屬局。1985年我從北大畢業，分配到湖南省建委工作，當時的省環保局就是建委下面的一個二級機構。1988年，環保工作從城鄉建設部分離出來，成立國務院直屬的副部級國家環境保護局；1998年，國家環境保護局升格為正部級的國家環境保護總局；2008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升格為環境保護部，并成為國務院組成部門。30多年間，環保部門的地位越來越高。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環保工作越來越重視，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了“五位一體”的戰略高度，2018年3月，根據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批準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設立生態環境部，之后又整合強化了職能，實現了對所有污染物的統一監管。

與此同時，我國環境保護的法治建設也在不斷推進。

1978年3月5日，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修訂的《憲法》第11條第3款規定：“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這是環境保護首次寫入《憲法》，為日后的環境保護立法確立了憲法依據。

1979年，《環境保護法（試行）》的制定，首開我國生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的先河。隨即，環境保護相關專項立法開始起步，1982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海洋環境保護法》，之后又接連通過了《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規。

但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的環保法偏軟，操作性也不是很強。2009年我曾碰到過一個案子，洞庭湖邊一家造紙企業排放不達標，偷排現象也比較嚴重，為了加強對這家企業的監管，我們安裝了在線監控設備，但在一次執法檢查時，我們發現該企業嚴重造假，把在線監控設備的取水管偷偷地放在一桶自來水中取樣。按當時環保法頂格處罰額度只有20萬，我們給予5倍懲罰處罰，開出了湖南環保史上最大的一筆罰單，也只100萬，對一個企業來講，100萬有一定的震懾效果，但對于如此嚴重的違法行為，力度還是不夠。

2014年，《環境保護法》重新修訂，引入了按日連續計罰、查封扣押、限產停產等措施，意味著環境違法行為如不停止，是可以上不封頂處罰的，這就倒逼違法企業迅速糾正污染行為。從近幾年的工作實踐看，新環保法出臺后，環境違法處罰的總額明顯上升，說明我們的執法力度在加大，但全國每個環保案件平均處罰金額仍只有5萬元左右，企業的環境違法成本還是較低。因此，我建議下一步要加快推進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交出了一份靚麗的答卷，但現在到了攻堅克難的關鍵期，人民群眾對優質生態產品的需求也越來越迫切，這就需要我們保持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進一步完善和提升生態文明建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把生態文明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

根據國際經驗，一個國家和地區要有效扼制生態環境質量惡化，當年生態環保投入要占到GDP的1.5%以上；要使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當年生態環保的投入要占到GDP的3%以上。目前，我國雖已建立起多元化的生態環保投入機制，但仍然不全面、不充分、不到位。事實上，污染防治攻堅戰比脫貧攻堅戰涉及的人口和地域要寬得多，工作任務也要艱巨得多。我建議，對污染防治攻堅戰每年財政的投入總量至少不能低于脫貧攻堅戰，增幅不能低于財政收入增長幅度。

我堅信，只要我們真正把握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深刻內涵，牢固樹立和積極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美麗中國的目標就一定能夠早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