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禎希

影視劇中的“新國風”是一整套視聽體系，包括建筑、服飾、器物，以及禮儀、辭賦、規制等。細節和氣質中濃郁的傳統審美，是“新國風”帶給觀眾的最大感受。

古裝劇《鶴唳華亭》一上線就收獲不少關注。這部“服飾藝術從北宋，典章制度從明代”的架空劇，其建筑、服飾、器物的華美，以及禮儀、辭賦、規制的嚴謹，成為許多觀眾議論的話題。

既有人文內涵又兼具時尚飄逸，新式古裝作品近年已形成一股類型：《繡春刀》《瑯琊榜》《軍師聯盟》《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長安十二時辰》都是其中典型。有學者將其定義為“新國風”——用基于當下日常和流行文化的目光去審視、重構源自中華傳統的文化元素，在這些影視作品的傳播過程中，則體現出年輕一代用古今對話的姿態傳播歷史文化的新趨勢。

這種用當代視角打撈進而傳承歷史文化的作品，將傳統文化推至時尚前沿地帶，是激發青年一代親近傳統的有益嘗試；同時，如何掌握尺度、如何尊重傳統，讓審美體驗對話嚴肅歷史而非取而代之，這對創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走紅，切準年輕人的觀劇習慣更呼應了情感需求

同時兼具當下青年文化、網絡文化以及時尚流行文化的特點，是“新國風”作品最大的創新點，而中國青年一代文化自覺的崛起是其主要推動力。

“當下青年一代具有更強的文化自信與民族文化認同，他們不再把傳統文化視作純粹的審美客體，或遙遠的文化想象符號。”在中國傳媒大學學者王茵看來，傳統文化正在成為許多年輕人生活中息息相關的“活”的事物，這種充滿主動性的審美文化心態，也在塑形影視作品的審美傾向。

通過熒屏故事，找到傳統文化與當下生活的“共情”，是許多新國風影視劇成功的關鍵。復旦大學學者龔金平將年輕人對這類作品的話題探索，解讀為“歷史題材影視劇如何引起當代觀眾的共鳴與熟悉感”。他以今年的“爆款”《長安十二時辰》為例，這部“長安反恐故事”無論在細節鋪陳還是人物心理拿捏上，都在向青年審美、流行文化靠攏：比如，劇中各大望樓之間組成的龐大信息網絡，很容易讓觀眾聯想到GPS定位系統，而被用于推理及人才選拔的大案牘術，簡直就是古代版大數據。除了這些“硬件”的推演類比，與年輕人心態的契合則更為重要，劇中主人公步履蹣跚，卻抱定決心不滅赤誠，堅持內心的抉擇，這樣的“燃系敘事”，很容易讓年輕人找到情感和價值觀的共鳴。

“新國風”的走紅，也與當代年輕觀眾“玩在其中”的欣賞習慣有關。青年觀眾善于使用網絡工具，熱衷文本解構再造，追求同好呼應，這讓“新國風”作品擁有了更為強大的話題延伸度與傳播力度。《瑯琊榜》中的黃金對稱三分構圖；《繡春刀》里的明朝“公務員”薪資探討；《軍師聯盟》中司馬懿的“妻管嚴”家庭模式；《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中的女性婚戀觀比對……創新的美學風格、具有現實意義的話題，都成為“新國風”作品的天然磁力，撬動觀眾的審美認同，也成為他們進行二次延伸創作的天然素材庫。

挑戰，審美體驗與歷史知識之間應采用什么姿態對話

“新國風”盤活了歷史文化資源，讓傳統文化元素在當下日常生活圖景中空前活躍起來，卻也面臨著感性審美體驗與嚴謹歷史表達之間的“糾結”。

一些符合當代審美的創新表達，驚艷與爭議并存。《繡春刀2》上映時，片中對崇禎皇帝顛覆式的塑造就曾引起一些明史愛好者的不滿。電影中的崇禎被塑造成一個陰郁狠毒、兩面三刀的角色，這種“白切黑”式的人物塑造十分新穎，亦造就了極強的劇情反轉效果，對喜愛動漫式人物塑造的青年一代來說，無疑是“帶感”的，但與人們傳統認知中的勤勉帝王形象相去甚遠。今年大熱的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同樣面臨這一問題。電影中，哪吒被設定為缺愛的“熊孩子”，在搗亂與破壞中尋求存在感。改邪歸正后拯救世界的故事構架，固然可看性十足，卻也顛覆了人們長久以來對這位傳說小英雄的認知。

在王茵看來，“新國風”要健康發展，最重要的是保持一個相對開放、包容的態度，并能構成一個創作者與觀眾、審美與歷史平等對話的平臺。“影視作品并不能替代嚴謹的文化歷史資料，其更大的功能是激發觀眾對歷史民俗的研究興趣，自發地從史料中進一步研究學習。”在她看來，一些“新國風”作品引發熱烈討論，聲音有贊有彈，這種來自觀眾的討論與挑刺，不啻為文化傳播的良性互動。“創作與觀眾也不能畫地為牢，滑向以審美體驗代替真實歷史的極端，要有基本的歷史唯物主義態度，及嚴肅的觀史立場，不能扭曲抹黑基本的民族記憶。”

有學者認為，“新國風”的興起傳遞出青年一代擁抱傳統文化的積極信號。如何讓深刻的傳統文化知識登上這一流行文化趨勢的有力跳板，提高全民歷史素養，是對當下文化傳播提出的新命題。（張禎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