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者說】

作者：鞏本棟（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

沈祖棻先生是現當代著名的女詞人、詩人和學者。她的詞，以深婉典麗之筆，書寫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的動蕩、災難和知識分子的顛沛流離、憂生憂世，“風格高華，聲韻沉咽，韋、馮遺響，如在人間”（沈祖棻［臨江仙］八首汪東評語），被比作現代的李清照。她的新詩，力圖“用情絲和思緒系上靈活的筆尖，去做燈光，照亮每個靈魂的暗隅”（沈祖棻《贈孝感》），如微波漣漪，動人心扉。她的古近體詩，則將平生行事，皆付之于吟詠，舊瓶新酒，“深衷淺語”（朱光潛題《涉江詩詞集》詩句），才情妍妙，文藻秀杰。

然而，作為學者的沈祖棻，雖曾為我們留下過深入淺出、曾引領一時風尚的《唐人七絕詩淺釋》和《宋詞賞析》等著作，但這畢竟都是講稿和授課筆記，且未能全部完成，在我們贊賞它的同時，終不免時興“千古文章未盡才”之嘆。

那么，除此之外，沈祖棻先生是否還有學術著作存世呢？回答是肯定的。近由郭時羽策劃、張春曉主編的《沈祖棻詩學詞學手稿二種》的出版（包括《七絕詩論》和《手鈔大鶴山人校本清真集》，中華書局，2019年，以下簡稱《手稿》），就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沈先生似乎缺少學術專著的遺憾。

知能并重的傳統

知能并重是中國古代學術的傳統，故研治詩學者多能詩，而能詩者亦往往于詩學多有會心。從研究的角度來說，創作實踐越豐富，越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理解他人的作品也就會越深刻。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聚集了一大批能詩擅文、學問淵博的教授，像王伯沆、汪東、吳梅、胡翔冬、汪辟疆、胡小石等先生，他們多出身于晚清民初的士大夫家庭，國學基礎既厚，舊體詩詞亦好，主張知能并重，課余組織詩社、詞社，每春和景明或秋高氣爽時節，常率弟子登豁蒙樓、游玄武湖、踏訪牛首等名勝古跡，飲酒賦詩。風流俊賞，一時傳為美談。

七絕詩的創作最見人才情。清王夫之說：“才與無才，情與無情，唯此體可以驗之。”（《姜齋詩話箋注》卷二）沈先生早年就讀中央大學，選修汪東先生的詞學課程時，便以一首習作《浣溪沙》稱名于詞壇。詞曰：“芳草年年記勝游，江山依舊豁吟眸，鼓鼙聲里思悠悠。三月鶯花誰作賦，一天風絮獨登樓，有斜陽處有春愁。”汪先生評道：“后半佳絕，遂近少游。”尤其末句“有斜陽處有春愁”，委婉深刻地反映了“九一八事變”后的民族危機，識者激賞，至有“沈斜陽”之稱。此后沈先生更專力于詞的創作，取得了杰出的成就。1949年后，她又轉而傾力于古典詩歌的創作。我們曾對現存四百多首沈先生的古近體詩歌做過統計，驚訝地發現，其中七絕詩的數量竟占了近三分之二，充分顯示出其創作的才華。

1934年春，胡小石先生為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班開設“唐人七絕詩論”課程，講授的重點就是從作法入手，對唐人七絕詩抒發今昔之感的多種類型，進行歸納分析，所論甚精。老輩學者的風范也影響了他們的學生。胡先生在課堂上的精彩講授，在沈先生的腦海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沈先生對七絕詩創作情有獨鐘，并撰為《七絕詩論》，若就其學術淵源來看，無疑出于胡小石先生。

作為詩人而兼學者的沈先生，與胡先生一樣，也對七絕詩的作法特別重視。《手稿》中設有《格律》《制作》兩章，即詳述七絕之作法，示初學者以軌則。尤其是《制作》一章，在全書中所占篇帙最大，歸納七絕勾勒之法24種，與胡先生的研究一脈相承，而又踵事增華，多所拓展。可以說，胡先生和沈先生研究七絕詩的著作，都是“詩人”的學術著作。他們豐富的詩歌創作經驗，增加了其研究的深度。

流露著詩人慧心的《七絕詩論》

《七絕詩論》是一部分體詩歌研究的專著。全書計六章，依次為：淵源、家數、特質、格律、制作和類別。除最后一章不知何故缺略外，其他五章皆內容完整。第一章討論七絕詩的淵源，辨析諸說，平正通達。第二章論述七絕詩發展史上的代表作家作品和風格流派，梳理七絕詩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準確精到。第三章綜論七絕詩的藝術特征，卓有識見。第四章縷述七絕詩的句法和聲律，細致入微。第五章則詳論七絕詩創作中的轉折勾勒之法，更是多有心得。至于第六章《類別》，以意推測，當是從題材和主題角度對七絕詩所作的論述，惜已缺略。可以說，這是一部體例完備，材料翔實，論述縝密，充滿著詩人慧心的七絕詩研究專著。

胡先生講授唐人七絕，認為七絕創作的最重要的方法，是通過時間上的差別即今昔對比來抒發情感。“為劃清時間之界域，每用相對性之文字說明之，稱為‘勾勒字’”（《唐人七絕詩論》，載《胡小石論文集續編》219頁）。依這些勾勒字的不同，胡先生把它們分成16格，即16種方法。其中有一種是沒有勾勒字的，這就是“無勾勒字可尋，而意在言外，耐人思索”的一類（《胡小石論文集續編》273頁），也就是說實際上只有15格。在“無勾勒字可尋”的一類作品中，胡先生列舉了柳宗元的《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詩曰：“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見圖一）花不自由。”卻沒有講它究竟怎樣“意在言外，耐人思索”。十分巧合的是，多年后，先師程千帆先生回憶起胡先生對自己的教誨時說道：“有一天，我到胡小石先生家去，胡先生正在讀唐詩，讀的是柳宗元《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略）。講著講著，拿著書唱起來，念了一遍又一遍，總有五六遍，把書一摔，說：‘你們走吧，我什么都告訴你們了。’我印象非常深。胡先生晚年在南大教《唐人七絕詩論》，他為什么講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靈去感觸唐人的心，心與心相通，是一種精神上的交流。”（《兩點論——古代文學研究方法漫談》）從程先生的回憶可知，胡先生確實認為這是一首“意在言外，耐人思索”的好詩，而理解這首詩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自己的心靈去貼近古人的心靈。

詩人思想情感的抒發，在實際創作中自然并不限于今昔之感的對比，勾勒之法的運用也不限于時間意義的表達。沈先生認為：“文無常法，而以有法為常。”七絕詩“以短韻取遠致，興驚波于尺水，亦自有其法”（《手稿》115頁）。這個法就在其“篇章字句之轉折勾勒處”（《手稿》123頁）。七絕詩篇幅短小，即首即尾，要追求以少勝多、含蓄不盡的藝術效果，關鍵在于立意，而所立之意的表達則多靠轉折字句領起和突出，故沈先生拈出“轉折”字詞，示學者以法。同是談勾勒，較胡先生所論，更著眼詩意的轉折，也就更通達、深入，最是經驗之談。這些字詞有“如今”“唯有”“最是”“不及”“猶”“又”“欲”“更”“卻”“無端”“不知”等等。像上述柳宗元的那首詩，沈先生就把它歸于“欲”字格下，認為以“欲”字勾勒，詩意的轉折重在末句。詩前兩句扣題，是詩人想象曹某經過象縣的情景，后兩句是酬答見寄。柳宗元此時貶居瀟湘匯流之處的永州，既承友人遠道以詩相寄，詩人就想著應該在瀟湘之上采些（見圖一）花贈給友人，以表謝答。然詩意至此卻一轉：想去采花，但可惜沒這個自由呀。這里當然并非真的是說連采（見圖一）相贈都做不到，而是暗用《楚辭·湘夫人》“登白（見圖一）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的詩句，謂難以與友人相見，抒發的是其長期貶謫、抑郁不平的心情。詩“以采（見圖一）起興，寄托自己的政治感情，他描寫的是一件小事情，而反映的是一個大問題，又寫得委婉曲折，沉厚深刻，不露鋒芒，和他當時具體的身份、環境恰相符合，可以說純用興體”（《唐人七絕詩淺釋》，204頁）。沈先生在講課時的這個分析，補充說明了詩中對比興寄托手法的巧妙運用，也補充解釋了這首詩為何“意在言外，耐人思索”的道理。既點出詩意轉折之所在，又能以詩人之慧心去體會作品，給人的啟發也就多。

以詞為生命

抄校典籍，是古人的用功之法。《手稿》中又收錄了沈先生《手鈔大鶴山人校清真集》（卷上），并錄有汪東、黃季剛和汪楚寶批語，讓我們見證了這種歷來讀書人的用功之法。

沈先生出生于晚清蘇州的一個士大夫家庭，是家里的長孫女，頗受能詩文、擅書法的祖父的喜愛。在傳統文化的熏陶下，她自幼就喜愛古典文學和儒家思想文化，進入中央大學中文系讀書，受教于汪東、吳梅、黃季剛等先生之后，更顯示出其在文學創作上的才能。汪東先生一生雖游走于政治與學術之間，然在詞學、書法繪畫、文字音韻訓詁等方面，仍多有成就，尤其是其詞作，師法周邦彥，頗為世人稱道，汪先生自己也最為看重。他曾與沈先生談道：“觀堂雖極推美成，然晚歲始知其妙，我則異于是，服膺清真數十年如一日，且平生志業，每托之于倚聲，求知后世，則吾詞庶乎可也。”（程千帆《夢秋詞跋》引）

沈先生既以詞受知于汪東，尤以詞為生命。曾自言：“受業向愛文學，甚于生命。曩在界石避警，每挾詞稿與俱。一日，偶自問，設人與詞稿分在二地，而二處必有一處遭劫，則寧愿人亡乎？詞亡乎？初猶不能決，繼則毅然愿人亡而詞留也。”（《上汪方湖、汪寄庵兩先生書》）其情至真至切，讀之令人淚灑衣襟！

沈先生又曾與程先生論古今第一流詩人，“無不具有至崇高之人格，至偉大之胸懷，至純潔之靈魂，至深摯之感情，眷懷家國，感慨興亡，關心胞與，忘懷得喪，俯仰古今，流連光景，悲世事之無常，嘆人生之多艱，識生死之大，深哀樂之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夫然后有偉大之作品。其作品即其人格、心靈、情感之反映及表現，是為文學之本。”（《致盧兆顯書》）由此我們體會，沈先生所以視詞作重于生命，是因為其蘊含著一種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與命運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承載著其對中國優秀傳統思想文化的始終不渝的眷戀和熱愛。接續文脈，傳承薪火，無論其《七絕詩論》，還是手抄鄭文焯校《清真詞》，皆當以此視之。

胡小石先生曾說過：“蓋凡（文學）藝術價值之高下，不在數量而在質量。就本體言，譬如參天之松與在谷之蘭，各有其美。就工力而言，又如獅子搏象，固用全力，搏兔亦何嘗不用全力耶？”（《胡小石論文集續編》209頁）學術研究也不例外。我們惋惜，惋惜以沈先生的才學，竟未能給后人留下她本應留下的學術著作；然我們又贊嘆，贊嘆其現存數量不多的學術著作，無一不是精品。

本文圖片均選自《沈祖棻詩學詞學手稿二種》

《光明日報》（ 2019年12月07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