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服裝永遠都有自然傾向和社會傾向，都有實用價值和審美價值。

墨子的“唯用是尊”，其實是服裝最基礎的功能。沒有這個功能，其他所有傾向和價值都是空中樓閣。

老子的“披褐懷玉”，帶有深刻的自然傾向。他對社會的等級制度、審美標準，一概置之不理，追求簡樸本真的境界。

孔子的“文質彬彬”，則帶有強烈的社會傾向。他致力于讓每個不成熟的人，通過品德的修煉，最后成為裝束得體、受社會歡迎的人。

屈子的“志潔物芳”，是對服裝審美的一種詮釋。當人類發展到不用再為御寒遮體而憂慮，當哲學、宗教、政治、道德主導服裝的觀念退潮之后，視覺審美便開始在服裝設計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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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多年前，中國進入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先哲們以極大的熱情討論各種問題，其中也包括著裝。他們的討論抓住了問題的核心與本質，時至今日價值不減。現代人的著裝，仍然在他們劃定的坐標系內移形換位。

老子：被褐懷玉

老子在中國家喻戶曉，“上善若水”“無為而治”等說法，中國人常掛在嘴邊。

一般認為，老子與黃帝在思想上有相通之處，所以有“黃老之學”的說法。從黃帝的“天人合一”出發，服裝顯然會以自然、寬松為美。這種美感貫穿在大部分中國傳統服裝當中，形成了連肩、寬衣、大袖的典型風格。這樣的風格自帶一股仙氣，也成為古裝影視劇創造意境的重要元素。

相比之下，老子要比黃帝走得更遠。在他看來，仙氣也是外在形式，也是不需要刻意的。于是他說，“是以圣人被褐而懷玉”（《道德經》），圣人穿著粗布衣服，懷里揣著寶玉。很顯然，老子崇尚質樸、本真、天然，反對用華美的服裝來修飾自己，只要懷中有那塊玉，即有高境界和大智慧。這樣的人即使穿著粗布短衣，也會受到尊重。

老子的觀念也確立了他的形象。現代人畫一張老子的畫像，一般會把他畫得頭發稀疏，滿臉皺紋，眉毛眼皮耷拉著，腰也挺不直了。身上的衣服簡簡單單，既沒有講究的花紋，也沒有美麗的色彩。但是，只要一說畫的是老子，人們就會肅然起敬。為什么？因為他是圣人。簡單、粗糙、隨意的服裝，絲毫不削減他的價值，反而更能襯托出他的高度。

老子在道家乃至中國歷史上的影響力是巨大的，所以“被褐懷玉”也會被不斷夸張和放大，在之后的某些歷史階段，或者一些文藝作品當中，都有所體現。比如，歷史上的魏晉風度，典型特征之一就是“粗服亂頭”，“八仙”當中也有幾位不修邊幅，甚至連佛教中人濟公，也被塑造成這樣的形象。

孔子：文質彬彬

老子“被褐懷玉”，孔子怎么看？這個問題，是孔子的學生子路提出來的。孔子對老子非常敬重，這個問題有詰難孔子之嫌。孔子回答，“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孔子家語·三恕》）。如果國家混亂，穿成這樣去隱居也可以；如果國家理順了，這樣的人就應該穿戴莊重地去執掌權力。可見孔子對老子并沒有否定，與世隔絕過隱居生活，當然可以隨心穿；但孔子也不完全認同，他有自己的主張。

孔子是春秋時代的禮儀大師，服裝屬于他的專業范圍。由于歷史上推崇儒家的時間更長、力度更大，所以孔子的服裝觀念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最大的。在他的言論當中，有一句可以引申到著裝且最具概括性——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

如果從服裝的角度進行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是：質是本質，文是打扮，一個人的本質好但不會打扮，就顯得粗糙了；如果本質差但打扮過頭，就顯得虛假了；只有本質和打扮配合恰當，才能算是君子。

《荀子·子道》中記載了一個故事。有一次，子路來見孔子，穿得非常華麗。孔子說：子路啊，你為什么要穿得這樣華麗呢？子路不解，孔子就打了個比方：大江從高山上發源，在源頭，酒杯放在水上都可以穩穩地順水漂流；到了下游，如果不用船，不注意風向，就無法渡河。不就是因為下游流水太多太泛濫了嘛？你今天穿得這么華麗，臉上還得意洋洋的，天下還有誰愿意跟你接近、對你說真話啊？子路一聽就明白了，趕緊回家換了一身正常的服裝。

這件事中，孔子好像是反對學生穿著華麗的，不喜歡“文勝質”；而在另一個故事中，孔子表達了對“質勝文”的態度。據《說苑·修文》記載，孔子曾經帶著弟子去訪問子桑伯子。子桑伯子是一位德能很高的隱士，與老子的觀念相合，對穿著打扮、接人待物就少了講究。所以，他那天既沒戴冠也沒穿待客的衣服。

孔門弟子看見有人對自己的老師不禮貌，很不高興，就在回來的路上說：老師啊，你為什么要來見這樣一個人呢？孔子認為，“被褐懷玉”做隱士是可以的，但他仍希望這個人能給社會帶來更多益處。因此，孔子說：這個人“質”很美但沒有“文”，我要說服他，讓他“文”一點，這樣就完美了。

其實，孔子所提倡的“文質彬彬”也是一種中庸態度，兩邊都不過頭。這樣的為人處世、穿著打扮，會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所以后來成為中國社會最普遍的審美標準。這個標準不是單純講究美感，也不是單純講究實用，而是強調從內到外的綜合修煉，對后世影響巨大。“被褐懷玉”是圣人的特征，只能是少數精英去追求；而“文質彬彬”則適合大眾去追求。

孔子是儒家，他的服裝觀念也要有利于維護等級。在他出生時，上衣下裳、十二章紋、六冕制度都已經形成。所以，在建設官服體系方面，比如款式、色彩、花紋、配套，孔子并沒有多下功夫，他主要把精力用于維護這個體系。

墨子：唯用是尊

然而，孔子維護的這個體系源于距離當時500多年前的《周禮》，難免讓人產生復古的感覺，這在后來的墨子眼中是荒誕不經的。

墨子在《墨子·非儒》中，對此作了非常尖銳的剖析。他說，那些儒者說君子必須說古話穿古衣，然后才能稱得上仁。但所謂古話古衣，也曾是當時的新東西，古人說了穿了，難道就不是君子了？這樣說來，豈不是他們必須穿非君子的衣服、說非君子的話，然后才成為了仁者？墨子運用歸謬法，使他的論辯有了很強的說服力。

墨子不贊成復古，甚至說“行不在服”，就是一個人偉不偉大仁不仁義，都跟服裝沒什么關系，所以不需要什么“文質彬彬”，服裝只需要滿足御寒遮體的需求即可，“故圣人之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墨子·辭過》）。圣人制作服裝只追求合體、舒服就夠了，并不是為了炫人耳目、蒙蔽他人——概括而言，就是“唯用是尊”。

墨子類似這樣的言論，也出現在其他人的文章中。比如，漢代劉向在《說苑·反質》中講了一段很好玩的對話。

有人問墨子，給你綾羅綢緞，有用嗎？墨子說，我不喜歡，不是我想用的東西。為什么呢？他開始解釋：假如今年是災年，有人想給你名貴的珠寶作為美飾，但不許賣掉，同時有人可以給你一批糧食，珠寶和糧食不可兼得，你會如何選擇？那人說，我當然是要糧食了。到這里，墨子似乎贏得了這次對話。

墨子的觀念雖然與老子的“被褐懷玉”有相近之處，都反對修飾，但是墨子的觀念更適用于貧苦百姓。在之后的兩千多年里，生活在最底層的民眾，其實也只能考慮服裝的實用性。

屈子：志潔物芳

服裝除了實用之外，還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審美。當人們的生活達到足夠水平時，審美需求就會蓬勃涌現。比墨子晚了一百年的屈原，就是那個時代的覺醒者。

屈原出生在楚國，是一位著名詩人。他的作品《涉江》，開篇就說了這樣一句話，“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我自幼就喜歡奇特的服飾，年紀大了仍然沒有改變。很多人也是因為他的一句詩，把他劃入奇裝異服愛好者行列。

實際上，屈原所謂的奇服，只是與當時的著裝習慣略有不同而已，并不是為了嘩眾取寵而標新立異。相反，他所展示的奇服都具有堅實內涵和明確追求，嚴格地說，是“美服”。

比如，他所謂“奇服”的第一個特點是帽子很高，有一種巍峨之態。按《離騷》中的說法，無論是血統、生辰、名字、品格，他都自認為達到了這樣的高度——有這樣的高度，戴這樣的高冠，不正是“文質彬彬”嗎？

屈原服裝的第二奇，是用紅花綠葉來制作衣裳，看上去美不勝收。戰國時期的男子，衣服上有花紋并不奇怪，屈原的特別之處是想把紅花綠葉直接縫在衣服上。而他之所以如此，其實是為了推行他的政見。他把自己的政治主張命名為“美政”，而提出美政的人，首先應該給人以視覺美感，才會有說服力。

屈原服裝的第三奇，是提出用香草作為披肩和配飾，沁人心脾，令人陶醉。高度和美麗，世人可以不看，但氣味不能不聞。這樣做的目的，當然也是為了贏得贊許。這種贏得贊許的心理需要，顯然是他寫詩的動力、從政的動力、自我完善的動力，這才是詩人的思維。然而，屈原的心愿最終沒有達成，于是他到汨羅江尋找歸宿。

不過，屈原并不是思想家，尤其在服裝理論方面，并沒有觀念性、規律性、針對性的思考，他只是用詩歌描述了自己的穿著，也許是真實形象，也許只是想象或者比喻而已。大約在200年后，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對他做了一句點評：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因為他懷有高尚純潔之志，所以他配得上那些美麗芳香之物。

在這句話里出現的志和物，從形象塑造角度說，是兩大構成要素：志是內涵，物是外延；志是情感，物是面貌；志是意義，物是表達。由純潔高尚之志驅動美麗芳香的表達，才是和諧統一。于是，志潔和物芳一起成就了屈原卓爾不群的美感。這種和諧統一，從根本上看依舊是“文質彬彬”，只是更為強調視覺美感。

實際上，從古到今，追求純粹的服飾之美，是自發而普遍的，是人類的天性，在諸子百家當中卻很少有人關注。屈原無意中充當了這樣一位代表，代表了最廣泛、也是最為持久的精神追求。

當我們回望歷史，這幾位可敬又可愛的老人家各執己見，他們的爭論就仿佛發生在昨天一樣真切，并且仍然影響著現代人的思考。發現每位先哲的思想價值，并在頭腦中把他們放在不同的坐標位置，進而能夠站在俯瞰的高度，去吸收他們的智慧和精華，這是今天的我們需要認真做的事。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超越古今，成就中華服裝新的高度。

（作者系百家講壇《中國衣裳》系列講座主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