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伍海泉；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周謹平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在疫情防控過程中，如何對待疫區、疫區的人們以及感染者，才既有科學合理性又有道德正當性呢？感染者、疑似感染者或密切接觸者又該受到哪些道德約束？疫情產生了諸如此類的道德現象、倫理問題與倫理訴求，因此，構建應對重大公共衛生危機的公共倫理體系，對于保障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來說非常重要。

公共倫理：疫情中的一劑良藥

疫情中人與人之間應該如何相處？顯然，這已經超越了醫學范疇，需要公共性的倫理來引導和規制。作為社會公共領域處理公共事務的道德原則與協調各社會主體利益的價值標準，公共倫理可以提供系統的倫理引導與規范，實現公共善價值。

公共倫理為疫情防控提供倫理原則框架。在疫情防控中，我們必須面對不同社會主體利益和訴求的沖突。由于社會主體的多元和多樣性，人們在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中所處的地位、扮演的角色都存在顯著差別，相互之間必然會出現不同利益追求和意見表達。在疫情中，經營者期待盡快恢復營業以維持經濟收入，疫情防控則關注如何最大限度降低公共衛生安全風險，強調防控措施在某個時期的延續性。顯然，這些不同訴求都基于人們不同的社會角色，而且相互之間存在張力。如何協調不同利益、意見之間的矛盾？哪些利益需求應該被尊重和肯定，哪些訴求需要向疫情防控作出讓步和妥協？這些都是公共倫理構建要面對的重要問題。只有遵循公共倫理原則才能為上述問題提供合理有效的答案，從而避免陷入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下的道德困境。

公共倫理為疫情防控提供合法性依據。合法性是公共生活，特別是公共權力行使的核心問題，唯有具備合法性，所采取的措施才能得到人們的認可和支持，才擁有正當的設計、執行理由。面對疫情，大多數國家都采取了強力控制模式，形成了限制出行、在公共場所強制接受健康檢測等措施。這些措施都涉及社會成員的自由權、隱私權等個人權利，強制性權力一旦操作不慎，就可能對個人權利造成傷害，進而損害防控的道德合法性。公共倫理一方面可以為防控疫情的政策、措施提供道德合法性論證，另一方面則可以成為疫情防控工作倫理檢驗、審核的衡量坐標。

公共倫理為疫情防控提供道德共識基礎。應對重大公共危機需要社會齊心協力，前提是達成有效的社會共識。除了由于社會主體多樣性所導致的相互價值矛盾，諸多道德價值之間在特定的語境下也會產生沖突。因此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中，我們也必然會遭遇價值選擇難題。在社會層面，我們要面對公共健康與社會經濟效率之間的矛盾，比如疫情防控措施可能降低經濟效率，那么在兩者之間如何取舍？在個人層面，對自我行為進行限制意味著我們要放棄部分個人自由，給個人生活帶來諸多不便，但這些舉措都是確保公共與個人健康的內在要求，我們如何選擇？這就需要形成全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排序方式，賦予某些價值以道德優先地位，從而指導人們在特定環境下作出合理正當的選擇。要形成這種共識，顯然無法從個體性的私人道德中探尋答案，只能依賴于公共倫理。

公共倫理為疫情防控提供友善和睦的人文氛圍。以友善的態度對待彼此，是消解社會緊張、避免道德傷害的內在要求。“友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之一。千百年來，無論東方西方，“友善”都被視為公民應該具備的美德。我們和他人都處在社會共同體之中，相互之間都基于公民身份而建立了同胞的聯系。對于同胞的友善不僅是我們對于其他公民的道德責任，更是維系我們社會共同體的道德紐帶。面對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我們以何種道德態度對待他人顯得尤為重要。公共倫理為在社會成員之間形成友善的道德關系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公共倫理站在社會整體的視角，其價值導向在于實現個人與社會的有機融合、實現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協調共進。因此，公共倫理幫助人們認識自我和他人在社會中的相互需要，以友善的態度包容社會的多樣性，并且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對方的需求，自覺地進行換位思考，自主地在公共行為選擇中兼顧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

公共利益：疫情中公共倫理的維度

在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中，人不分貴賤尊卑，國不分大小貧富，同呼吸、共休戚，無處可逃，只有站在社會共同體和公共利益的維度建設公共倫理，才能解決疫情中的倫理難題，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

確立以公共利益為核心的公共倫理原則。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重大公共衛生危機，只有整合社會資源和力量，才能有效控制事態發展，取得抗擊疫情的最終勝利。這就要求各個社會主體都充分認識到公共健康與個人生命安全之間的內在聯系，站在社會共同體利益的高度協調自我和社會的關系，形成社會協調合作的格局。社會協調的過程必然包含利益、意見的妥協、退讓、甚至犧牲。問題在于，我們如何對價值進行排序，如何在不同社會主體的權利主張之間做出優先性選擇。

公共利益原則既承認個人利益的合理性，又強調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統一性，認為個人利益必須服從集體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重大沖突時，應該限制個人利益、維護集體利益。公共利益作為重大公共危機中公共倫理基本原則的合理性在于：其一，公共利益原則并沒有否定和排斥個人利益，而是充分肯定個人利益，避免集體淪落為“虛假的集體”。維護每位公民的生命健康權益、尊重人們的個人權利是我們應對重大公共危機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我們制定相關政策、采取相關措施的重要依據。其二，公共利益原則揭示了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一致性。保障公共健康、阻隔病毒和危險源的社會傳播是個人生命健康的根本保障。因此，如何促進公共健康成為應對重大公共衛生危機的關鍵問題。個人總是受到自我理性的局限，難以根據個體的判斷作出最優的選擇，所以只能站在社會整體的維度作出正確的決策。阿瑪蒂亞·森和威廉姆斯就此說道：“個人行動者可以毫無爭議地在一段時間之內，深思熟慮地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決策。但是公共情況下不行。我們必須承認這樣一個觀點，理性要求個人審慎考慮到他不確定的未來。但是在公共情況下，我們已做出重要的、政治性假設，有一個主權中心，即使在有限時間約束下，也要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決策何者為正確。”公共利益站在社會整體層面追求社會與個人和諧互促的倫理取向有助于我們維持健康的公共倫理秩序。其三，公共利益原則確認了公共利益的優先性。公共利益原則為處理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提供了明確的倫理導向，一方面，公共利益應該為社會成員共享，在促進公共利益的同時增進個人利益；另一方面，公共利益原則要求個人在其利益與公共利益出現重大分歧時做出妥協和犧牲。公共利益原則既確立了公共利益的優先地位，也對這種優先性設置了嚴格的條件，從而保護個人利益不受隨意的傷害，維系了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平衡。對于重大公共衛生危機而言，社會成員應該自覺配合社會對于疫情的防控、服從防疫大局；防控部門和組織在行使公共權力時也要充分考慮個人權益，避免不必要的沖突，確保公共權力的道德正當性。

強化以公共利益為基礎的公共倫理責任認同。社會主體共同承擔公共倫理責任，對于應對重大公共危機至關重要。重大公共危機意味著社會成員必須承擔起更多責任，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有義務以積極主動的態度履行責任。有的學者把責任分為主觀責任和客觀責任，后者源自法律、組織機構與社會對我們的角色期待，前者則植根于我們自己對忠誠、良知、認同的信仰。公共倫理責任更多屬于主觀責任的范疇，要求人們自覺認知疫情對社會共同體和公共利益的威脅，自覺認知在疫情防控中自我對于他人和社會應提供的幫助。公共倫理責任的社會認同對于采取整齊劃一的社會行動、形成社會合力意義重大。鮑曼指出：“這種道德共同體需要用長期的承諾、不可剝奪的權利和不可動搖的義務才能編織起來。”社會共同體賦予了其成員特定的責任，這種責任源自共同體的生活歷史和文化傳統。

我國有著悠久燦爛的傳統文化，家國情懷源遠流長，深入炎黃子孫的血液之中，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是我們社會共同體的鮮明特征。我們要立足于自己的共同體成員身份，超越狹隘的個人視野，致力于實現共同體的善價值。個人應該根據社會疫情防控要求強化道德自律，服從社會防控安排、響應社會防控引導。立足于我國優秀傳統共同體文化，我們可以進而形成認同倫理責任的中國模式、為全球抗擊疫情提供參照與借鑒。